思念老师的文章：谨以此文怀念我的导师——师生情未了

　　2006年6月28日：早上六点半，我们一行拖着行李，同时下楼吃早餐。七点，我们坐上了返回长沙的汽车。至此，张家界游览活动圆满结束。在车上，我听见北京王先生对武汉王师母说：为了庆祝这次活动的圆满成功，回长沙后我敬你一杯酒。我把这话记住了，它成了午餐我劝酒的有力武器。

　　记得昨天中午在返回宾馆的路上，北京王先生对武汉王先生说：这次出来，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和你探讨一些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好好聊聊。确实，这几天基本上是集体活动和体力活动，而且每天都结束得比较晚，他们兄弟俩没有机会坐下来说说话。因此，今天一上车，真还不到一分钟，就见北京王先生说：好，现在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武汉王先生很不好意思，别说请教了，聊吧。学术探讨的话题是从凯洛夫开始的。北京王先生问武汉王先生，你怎么看待凯洛夫的问题。王先生回答说，这是历史问题了，由研究教育史的人去研究吧。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两个人的意见不完全一致，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我感觉两个人的观点是相同的。从凯洛夫到杜威再到马克思，从人的全面发展到应试教育再到素质教育的提法，从到底什么是知识到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再到该传授学生什么知识，从学校教育到社会生活再到活动课程，从班级授课制到教师主导作用再到学生主体性，从课程改革的风险性曲折性再到长期性……等等，所有探讨的问题，都是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和教育现实问题。三位先生的讨论非常地认真、投入，且富有情趣、发人深省。比如：武汉王先生说：我看到一个记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调查，居然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素质教育，看了这篇报道我很惊讶，居然有三分之二的人知道什么是素质教育，而我却不知道。再比如，北京王先生十分忧虑地提到，目前许多课改专家所推崇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学校消亡论”。……在高速上跑，汽车的声音很大，很可惜我不能完全听清楚他们的研讨。我想，如果我随身携带了一个录音机该多好啊。我算了一下，汽车上的第一轮讨论整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第二轮的讨论是在一个小时后开始的。

　　七点出发，十二点才到长沙，整整坐了5个小时的车。老先生们的身体还真不错。昨天走了这么远，没有一个人说今天腿脚酸痛。5个小时的车程，中途只上了两次卫生间。真为先生师母健康的身体高兴。夫人后来说：看你们下车，一个个精神状态都很好，就你显得很憔悴。确实，这些天我的压力很大，每天又睡得很少，昨天晚上临睡前还吃了两粒感冒药。今天在车上，好想打起精神聆听先生的讨论，但总间或有些昏昏欲睡。

　　有了前面提的那个由头，中午大家又喝起了小酒。庆祝张家界旅游活动圆满成功，没出任何的意外。

　　下午，我上班了。几天没有上班，作为单位的领导，不是放心不下，而是有些过意不去。

　　晚餐，我让李小缨代表我的学生请师爷师太吃饭，邓兰也去了。之所以让李小缨请客，主要是考虑到她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可是我又不能让太多的人参加。与老先生师母喝了酒、合了影，作为我的学生，她们是很幸运的。而我作为学生，更是很幸福的，尤其是今天晚上。在席间，北京王先生竟说：郭声健是最好的学生!真的让我受宠若惊，为此，我满满地干了一杯。

　　晚餐的一个最大的收获是，终于说服了几位先生明天和同学们见面。我知道，要北京王先生答应这件事是何等难的，很显然他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感觉如果不满足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很过意不去。

　　晚餐后，我们去潇湘大道的风光带散步，天气太不争气，太闷热了。

　　2006年6月29日：上午我去省新闻出版局开会，必须参加，不能请假。我把陪护先生的重任交给了我夫人。他们一起吃过早餐后，夫人陪三位师母和北京王先生去了省博物馆，参观著名的马王堆女尸。武汉两位先生则在宾馆等待会见一个朋友。参观博物馆后，武汉两位师母按计划返回宾馆与朋友见面。夫人则继续陪伴北京王先生和师母去参观了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