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的课文教什么的问答

　　答青年语文教师十问(8)

　　简单的课文，教什么?

　　问：有好多课文，比如《童年的朋友》、《一面》、《我的老师》，学生一读即懂。我觉得没啥好讲。为什么觉得没什么好讲呢?

　　答：首先，我们得转变一个观点，不是“我讲什么”，而是考虑“学生学什么”。

　　任何一个文本摆在师生面前，都要考虑学习内容的选择，要从文本中解读出文章中值得教的语言内容和形式方面的东西来，选择适合的教学内容。

　　比如，《童年的朋友》中简短的对话有意蕴，语言其实很好地表现了外祖母对我的几乎溺爱的情感，我在教学时，常常会联想到自己的外婆就是这样的。因而，我教《童年的朋友》时，有所取舍，主要是几处对话描写(宠爱的表现)。个性化的语言里面，蕴藏着特殊的情感。又比如，《一面》，主要是明确两点：一是故事感人的背景(“我”与鲁迅先生的身份悬殊)。二是三处描写人物外貌的语言，尤其是随着距离变化的不同。再如《我的老师》中，一个十八九岁的蔡老师，美丽温柔，和同学们一起玩，富有浪漫情趣。它在启示我们，写人择事要典型，即使一笔两笔也能凸显人物个性。

　　我们需要明白，无论你喜欢不喜欢这样的文本，都需要教。严格地说，教材中的文章，按照编者的意图都是有教学价值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放进教材的，我们有时没有太多的权利不教。如果依据教师个人好恶，喜欢的文本就教，不喜欢的文本就不教，那么，对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是不利的。尤其是年轻教师，比较喜欢教文学类的文本，以及文言文文本，觉得有东西可讲，而对一些应用类文本、说教味浓一些的文本、政治色彩多一点的文本则比较冷漠，这都应注意避免的。因为我们是为培养未来社会的公民，他们走上社会后，接触得多、用得多的，是应用类文本而非文学类文本。

　　为什么觉得没什么好讲?有两点：一是，教师不要老想着自己讲;二是，可能教师对文本的教学解读还不到位，没有触摸到门道，没有发现文本中语言文字的核心密码，说不定“自己也不喜欢”，因而只能在文字的表面滑行，水过地皮湿。要努力做到从司空见惯中见出不平常来，学生听你的课，当然就觉得与众不同了。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王荣生教授的文本四分法：定篇，例文，样本，用件。(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文本的类型不同，教学价值不同，可讲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了。

　　浅显的教学文本，由于摸不着门道，最容易做的就是阅读教学时给人物贴标签，在思想教育上打转。离开了语言文字，而沦为思想教育的素材，我也非常反感。我经常看到，一些语文课上，一旦涉及到人物，就想方设法用标签去诠释自己所设想的种种玄妙高深的“人文主题”，正面形象，便是完美无缺的;负面形象，便是一无是处。不仅标签乱贴，人物形象的分析也是悬浮在文本之外的东西，泛泛而谈，空洞乏味。我经常会想：不上这节语文课，学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吗?结论是，上不上这节课，对获得某个人物形象的认识并多大的区别。细细想来，那些所谓的贴标签的做法，非常不利于学生养成客观全面的分析问题的思维品质。大多时候是“非语文”的，外显“混血”貌，内呈“贫血”状。用王荣生的话说，“不是为了语文，而是指向语文之外的什么地方”。一节课下来，除了跟着喊了几句言不由衷的口号外，什么收获也没有留下。

　　语文教学，不仅是要知道“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写的”。

　　如何避免贴标签?别无他途，引导学生阅读文本，经由语言形式而抵达内容，只有沿着这样的路径才能获得富有意味真切而又价值的内容。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咬文嚼字，在表面上像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完全不变。”(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第106页，湖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朱自清先生也提醒过：“思想也就存在于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自己原有的语汇等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夏丏尊、叶圣陶《文心》，第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我的老师》一文，的确是比较简单。至于说“要学什么”，还是那句话：要依据“这一班学生”、“这一节45分钟”以及“这一篇课文”中所具有的教学价值而定。前两者并无新意，关于“这一篇课文”的教学价值，需要注意的。因为一篇文章在它选入教材担当“课文”的任务之前，它已经存在，其原生价值是作者魏巍怀念自己的老师蔡云芝的回忆文字。显然，我们教这篇文字，并不是像魏巍一样怀念蔡云芝老师，而是学习魏巍如何用文字表达怀念老师的，也就是说，文章在这里所肩负的使命，已经从原生价值变成了教学价值了。当然，不可否认，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学生也可能像魏巍一样产生对蔡云芝老师的那种喜爱、怀念之情，甚至还会产生对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有类似的感情，那当然很好，但这毕竟不是我们教学的目的。用叶圣陶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教学生“人人能凭文字吸收人家的经验思想感情，人人能用文字发表自己的经验思想感情”，养成“凭文字吸收”和“用文字发表”的好习惯。(《叶圣陶教育文集》(3)第156-15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文章中有些东西很一般、很平常，如篇章上的总分总的结构、详略的处理，但是，如果初一的学生或者说本班的学生基础不太好，连这些基础的知识都不太理解的话，我想也应该要教。比如《一面》中看书、买书时候对作者的心理描写也是很生动，可以做一个阅读教学的切入点的。关键是，不管从什么小口切入，都应该把语文课上成真正的语文课，从每一节课中都能感觉到背后坚实的课程价值观的坚实支撑。

　　上面所举的教学《童年的朋友》、《一面》、《我的老师》的做法，仅仅是我根据我们班学生的情况而定，并非唯一的做法。我在教这些篇课文的时候，主要是发现我们的孩子，刚从小学升上来，写人只会用一件事来表现就万事大吉。文章的内容单薄而不丰厚，思路单一而不多元，人物形象也就扁平而不立体。这显然是线性思维所致，表现的人物性格特征自然也是不完整的。至少说，没有一个人的性格就可以通过一件事来定格，可以用通过一次词语来注解。而我对这篇文章的教学价值定位就是“能用多个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示人物丰富的性格”。我的学生在“举三反一”学习类似的文本之后，对以前的思维方式也逐渐地有所反思。

　　教育教学上的很多做法，只可以当做一种思考的路径，而不可以“拿来就用”的。文本的教学价值，不在于老师本身看来是否稀松平常，而是对的具体学生而言是否必要。教学内容需要依据学生特点和文本特征进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的价值，在于教师如何使用。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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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梁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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