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装帧的传承和发扬的论文(2)
书籍装帧的传承和发扬的论文 篇【2】
书籍设计由英文“Book Design”而来，仅从字面理解，也许难把它和中华书籍文化相联系。因此，有必要正本溯源，探究书籍设计的内涵、实质及对我国当代书籍艺术和书籍出版行业的影响。
书籍艺术在中国源远流长，从现存的史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起源和发展脉络：起自秦汉，经简牍、卷轴、册页而进一步演变出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至线装而达到其自身发展的顶峰。我们的先祖在书籍艺术中穷其智慧，耗尽心力创造了至今令人叹为观止的书籍艺术珍品，如龙麟装《唐写本王仁徇刊谬补缺切韵》，纸质雕版印书《无垢净光大陀罗居经》，《梦溪笔谈》，《北西厢秘本》，《百纳本二十四史》等。这些传统书籍艺术从书匣到封面再到版面无不精心布局，内外和谐，材美工巧，浑然天成。加之蕴含其中的传统文化精髓而达到极高的审美境界，是古代中国书籍艺术的“整体设计”。祖先创造的丰富书籍艺术遗产，独秀于世界书籍之林，至今滋养着立志于书籍艺术的当代中国设计师。
但是，尽管有丰富灿烂的书籍文化，由于书籍之于中国古代社会，其教化民众、传播文化等作用受到“礼不下庶人”的影响，往往终止于未取得功名的“读书人”，更因为尽管有由宋代活字印刷为开端，取代雕版印刷的技术革命，但终未能进而衍化成为现代印刷工业，不能惠及普罗大众，遇到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西方印刷、装订技术的冲击而迅速零落，至今只在个别领域做为传统文化的部分承载样式而存在。市售图书的绝大部分，已经完全是西式印刷和装订术的产物了。这期间发生的社会变迁、文化震荡不可不谓“千年未有之变局”，如：颠覆性地停办私塾开设新式学堂，不读四书五经教授数理生化。反映在书籍文化上，书写工具由毛笔换成钢笔，阅读、书写顺序更开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先河，然而传统文化精髓的魂魄，并没有因为右翻改左翻，竖排变横排这一形态巨变戛然而止，反倒顺着现代文明的藤蔓，生长出新的枝桠，焕发出勃勃生机。
民族文化的传承，首先仰仗的是构成其精神世界、道德风尚的思想体系，物化的外延则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改变。自晋以降，先民的生活习俗及审美趣味莫不随五胡乱华、元灭宋及清亡明而改变，至于当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社交礼仪则更有全盘西化之嫌。那么，构成华夏民族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世界是否也因此而改变了呢?躯壳总会死去，精神却因新鲜“血液”的注入而涅槃。这就是华夏文明乃至一切现代文明不断重生的根本所在，诚所谓“死而不亡者寿”!倒是那些不能接纳新思想、新文化的“纯粹”文明，逐渐成为了文明的遗迹，做为文明的木乃伊供人瞻仰。所以，书籍作为文明的物化载体，其形态一定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或许将来，书籍已经完全不是现在的模样，但是我想书籍的灵魂一定还在，承载、传播文化的功能亦不会湮灭。
鸦片、甲午战败，西学在清王朝并不情愿的前提下传入中华，迫使一大批志士能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思虑如何既保持现有政体(王道)又获得西方科学技术，企图“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始有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但清王朝终究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鉴于此，当西方的书籍形态、生产工艺终于在我国取得统治地位，以鲁迅等先生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并没如丧考妣，而是利用其能够广泛传播的优点，在开启民智的同时，批判性的继承、融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髓。这种融入产生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悖论，鲁迅先生在当时的文化界扮演的并不是传统卫道士，而是向传统挑战的文化先锋!其小说、杂文自不必论，仅就鲁迅设计的《呐喊》、《海工述林》、《引玉集》、《毁灭》等作品，和传统线装书籍相比较，简直是对传统书籍的最大背叛!百年沧桑回首，重读这些作品则不能不使每一个书籍艺术创作者、爱好者反思，究竟如何才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最好传承，抱残守缺亦或开拓创新?中华文化五千年文明和三千年文字记忆告诉我们，只有延续其灵魂，拓展其内涵，扬弃并举才能够真正传承中华书籍文化，汲取其他文明精华基础上的创新，才是对传统书籍文化的最好继承。如果传统书籍文化仅因为中外交融、引进提出新的概念而消亡，那就索性让她消亡去吧!
面对新的书籍形态和工艺流程，书籍设计工作需要有契合其设计理念的专有名称。传统书籍艺术尽管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创造过眩目的辉煌，但并没有能够概括设计与工艺的专用名称可供继承，加之国亡家敝、山河破碎导致的文化激进，似乎只有全盘西化方为救国之道。因此，在书籍设计概念引进、提出之前的几十年间，“装帧”这一源于日本的词汇被大多数书籍艺术实践者、出版单位默认和沿用，似乎已经完全彻底的成为了中国书籍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不仅在书籍设计界存在，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变迁和文化融合现象，如：“派出所”、“干部”、“公司”、“单位”等词汇，白话文和新诗歌以及电影、话剧等以前不曾有过的文艺形式。只要这些词汇和艺术形式表现的是中国人的生活，反映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有谁怀疑其不是中国话和运用新的艺术形式不是光大、发扬传统文化呢?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小到艺术概念，大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都会随着对外交往而发生改变;又一方面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可以包容、接纳一切外来文化的博大胸怀。
源于日本的“装帧”一词，来到中国后依旧遵循其本来面目，停留在为书籍做打扮的装饰、装璜层面。其在出版行业只是编辑、绘图(重新描画作者提供的插图，达到出版要求)、设计(专指版式设计，对待不同文本只管批上字号了事)等诸环节中的一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限于封面设计，严重时甚至连书脊都不设计，也因此在很多出版社的行政单位中被称为封面设计科。至于设计作品，只好俗称“封皮”，雅称“书衣”，说的再直白一点：一张皮而已!这距中华传统书籍文化何其远矣!
尽管条件简陋，在1920～1980年代的创作条件下，“装帧”仍然较好地表达了特定时期的书籍成书设计与工艺过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封面设计，其中亦不乏书籍设计师冲破藩篱而整体设计的书籍艺术作品，涌现出众多的书籍艺术家。
另一方面，设计概念本身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在其西方发源地也不过160年左右的历史，如果将德国“包豪斯”看做用绘画语言装饰工业制品的终结和“艺术与工艺运动”，既绘画与设计的分水岭的话，还不足百年，所以设计概念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和扩展完善之中。由东瀛传至中国的“装帧设计”概念，1980年代后在其本土早已被“Book Desing”取代。
任何艺术概念的提出都不是理论先行，而是建立在大量艺术实践之上的概括、总结与前瞻。艺术概念与艺术理论本身也是随着大量的艺术实践而向前发展的，没有不变的艺术实践，艺术实践催生新的概念和理论。
1980年代后，随着对外交往和设计实践的逐渐增多，书籍设计师们逐渐认识到，“装帧”作为书籍艺术专有名词的不足。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能表达其设计理念、涵盖其工作范围和提升书籍艺术内涵：一，不能适应书籍艺术的发展。仅仅设计封面、版式、确定印装材料、工艺等还难以对文本信息进行整合、梳理及设计，中华传统书籍文化的整体美也即灵韵天成、内外和谐、材美工巧不能得到充分体现;二，没有体现书籍设计师主动对文本、图片、表格等进行编辑设计和编排设计的劳动付出。设计师的想象力、创造力没有被充分调动和发掘，对书籍的成书流程缺乏系统把握，削弱了书籍艺术的表现力;三，无法应对新的传媒载体对传统出版行业的挑战。传统的书籍能否生存，取决于书籍是否向读者提供新媒体所不能传递的观感、触感、质感等所形成的赋有个性的实体存在。凡此种种，说明“装帧设计”概念已经滞后于书籍艺术和出版行业、读者对她的要求，“装帧设计”概念应该进一步发展。
“书籍设计四人说”，正式提出了“书籍设计”概念。随着一大批书籍设计师的逐步摸索和多年实践，特别是“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和“首届北京书籍设计家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书籍设计师打开了通往世界书籍设计之门，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改变了整个行业的封闭状态。“书籍设计”这一概念得到众多书籍设计师，尤其是青年设计师的高度认同，其自身也不断被“书籍设计”概念下的实践所丰富和完善，与“装帧设计”比较，它涵盖了装帧设计不能表达的另外两项内容：编辑设计和编排设计。“书籍设计”的实质就是对“装帧设计”、“编辑设计”和“编排设计”三种概念的概括和有机整合。书籍设计概念的提出，推动了整个行业向前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书籍设计师和优秀书籍设计作品，引起国外同行的高度关注，世界最著名的设计杂志之一《idea》，2009年第3期以全期内容介绍了中国当代书籍设计艺术。我国书籍设计师更是自2004年度始，连续七年获得“世界最美的书”奖，使本民族悠久而灿烂的书籍文化得以传承和向世界展示，为民族，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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