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路线的起点和终点路线图详细说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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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路线的四次选择
一、决定落脚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节节失利，5月广昌失守后，国民党的部队开始逼近中央苏区的腹地，这时红军要想在内线继续作战已经十分困难。所以中央为保存实力，也为了继续战斗，决定将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那么当时中央决定撤出苏区后的目的地又是定在哪里呢?据伍修权回忆，在1934年春，李德曾经和博古提到过，要准备一次战略转移，也没说什么长征，只是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创建新的根据地。
而撤出中央苏区实行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至少应该在党和红军的内部进行充分讨论。但是博古、李德对于为什么要撤出苏区、红军撤离准备去哪里等问题，始终犹犹豫豫。一些准备工作也只是秘密地在“三人团”中进行。据后来彭德怀回忆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根本就没讨论过。”[2]而李维汉也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在苏区撤退时对于长征的计划和路线自己根本就不清楚，也没人告诉过他。[3]。可见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对此一无所知，就更不用说一般指导员了。
虽然长征计划早在1934年5月开始准备，但是博古、李德依然对反“围剿”成功抱有希望，要求各主力与敌人继续拼消耗，导致主力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一直到9月初对反“围剿”已经绝望后，博古、李德才开始仓促部署战略转移，并于10月初决定提前向湘西出发，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尽管决定落脚湘西的想法在党内是秘而不宣，但蒋介石却很快识破了红军要搬家去湘西的意图。在通往湘西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这个时候博古、李德等人却犯了逃跑主义错误，采取消极避战、一味西逃的方针，加上指挥笨拙，丧失了许多战机。在1934年11月底，红军虽然历经万难，突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4]可等待这突围而出的三万多红军战士的不是顺利到达湘西的好消息，而是蒋介石为了堵死红军去湘西的路，提前在湘江以西的区域部署的“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
这时中央红军要想落脚湘西，完成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愿望已经基本落空。如果和国民党部队硬拼甚至会产生全军覆灭的危机。而博古、李德却不顾红军在湘西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削弱的实际情况，依然坚持原定计划，进军湘西。
二、湘西路线失败，改道贵州
面对博古、李德不考虑大局，一味为了完成计划而与国民党部队硬拼死扛，致使中央红军濒临生死存亡的地步，中央内部对李德、博古一手操办制定的落脚湘西计划产生了激烈争论。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中，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曾提到这此会议的经过：“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后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批苏区。”[5]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态度，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5]从李德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如果当时按照李德、博古的计划路线，中央红军正好落入国民党部队的陷阱中，势必要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则在这次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于是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6]而去贵州扎根的方针也得到了当时党内军内高层王稼祥和张闻天的认同。
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当时有三个优势条件。第一，北有红四方面军，东有红二、六军团，这样形成三角鼎力，相互呼应，协同动作，有利于红军日后发展。第二，贵州地区偏僻多山，交通不便，距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敌人势力薄弱且派系很多，如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等大小军阀割据一方，内部矛盾激烈突出。第三，这里广大群众生活极为贫苦，他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7]
12月18日，在黎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就红军以后的路线展开讨论。毛泽东仍然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一提议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在内的大多数人赞成。[8]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取毛泽东的建议，西进渡乌江北上。[9]这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情况，力主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由于红军自通道城后改变了进军方向，突然折向贵州黎平，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三、北渡长江，转战川西、西北
黎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改道贵州，顺利抵达贵州第二大名城、黔北的首府——遵义。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根据地以及后续路线问题。由于贵州地处大西南边界，当地人烟稀少荒芜，少数民族众多，有些地区仍然处于小型的封建社会下生活，党的工作基础又比较薄弱。再加上蒋介石调集了148个团共约40万人的兵力围拢而来，红军在该地区将难以立足发展[10]，基于这些考虑，聂荣臻和刘伯承提出北上计划，放弃原先在贵州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他们认为：如果北上，红四方面军可以在北边进行接应中央红军的工作。此其一。其二，四川是西南首富，经济比较发达，便于立足。三是川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四是四川对外交通不便，蒋介石要想调兵来四川，非常不容易。[11]这样经过充分讨论后，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同意刘伯承与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2]虽然行军路线在会议上很快确定下来，但是瞬息万变的战况却使得这次路线的实践一波三折。 在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蒋介石趁着中央红军的休整间隙，纠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而来。1月中旬，国民党部队以川军十多个旅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分路布防，防止红军进入川南。[13]
这时候的中央红军已经处于敌军的包围中，如果不突围，结果必然是被蒋介石的部队消灭。如果按照原定计划突出重围，打到川西，势必会重演“血染湘江”的悲剧。进退两难时，中共中央没有慌了手脚，而是针对当时敌我双方作战形势，冷静分析并提出，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并不直接从贵州行军至四川，而是采取“绕个弯子”路线，灵活地在贵州地区“绕弯打转”行进，等甩开敌人地围追堵截后，再按照遵义会议上的原定决议进入川西，寻找和开辟合适的革命根据地。
所以1月19日开始，红军陆续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周恩来及中央纵队撤离遵义。[14]
这次果断地撤退行动和有步骤地行军计划比早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所采取的战术要成熟很多。也无疑表明中央红军在长征路途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接受实践的洗礼，思想上已经摆脱了“左”地影响，一步步趋于成熟。红军的战斗力也在斗争中一步步恢复壮大。
四、会师懋功，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历经大半年长征的中央红军翻越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终于与红四方面军顺利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实地考察发现，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而且当地少数民族众多，生活贫穷，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也不适宜建立根据地。[15]那么尽快寻找和确立新的落脚点就成了当务之急。
6月26日，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中央红军下一步路线问题。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详细说明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理由：川陕甘地区便于大部队机动;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聚居区域，便于扩大红军;物产丰富，便于解决红军给养。报告强调指出，红军向南发展是不可能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经集结130个团的兵力进行堵截;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苦，只有向北发展，采取运动战，发扬红军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攻打松潘之敌胡宗南部，夺取松潘，控制北上川陕甘通道，才是正确的选择[16]。
中共中央之所以选择在川陕建立新的根据地，并非仅仅因为川西地理自然环境不适合，而是还有其他原因：第一，华北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不可抗拒的革命历史发展潮流。北方的抗日民主运动更是蓬勃兴起，日益高涨。这种形势为党中央与中央红军停止战略转移，立足陕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其次，陕甘不但有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而且有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是中央红军理想的长征落脚点和革命地。第三，陕甘地区也是国民党部署兵力的薄弱地区，在蒋介石看来，陕甘地理位置没有南方各省市具有战略重要性，所以仅仅是命令非嫡系部队杨虎城部和东北军张学良部在此设防。而杨虎城和张学良所率领的部队不但消极内战，且要求抗日的情绪正日益增长。这种情势十分有利于党和红军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第四，陕甘地区邻近华北抗日前线，又非日寇急于侵占的主要目标，可作为红军今后抗日的可靠后方与抗日前进阵地。[17]除此之外，陕甘地区民众早期接受过中共中央思想教育宣传，党在此播撒了一些革命的火种，为日后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
正是因为川陕地区有着这样的优势，所以在26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核心领导都表示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方针。[18]在集体讨论和核心领导民主表达各自意见之后，中共中央做出了有利于红军日后发展壮大的决定：挥师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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