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悦悦的政治论文(2)
关于小悦悦的政治论文篇二
“小悦悦”事件的社会学探析
【摘 要】“小悦悦”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关于这起事件中路人冷漠的道德谴责和深层因素的探讨也风起云涌。笔者试图以社会学的因素探究事件背后潜藏的社会因素，并试探性地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理性;启蒙悖论;理性化的困境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均未施以援手。连续遭遇碾压，无疑是两岁小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此后十几个路人经过却均未施以援手，更不啻于对小生命的落井下石。这起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关于这起事件中路人冷漠的道德谴责和深层因素的探讨也风起云涌。本文试图以社会学的视角浅析其背后潜藏的社会因素，并试探性地提出解决对策。
一、理性的悖论
从“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人们的反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大部分人对那18位路人的行径是给予强烈谴责的。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或者说，假如批判者中的任意一个人有一天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件时，他们又会作何选择?他们又是否能够挺身而出，还是再次成为那第19个“路人”?
扪心自问，似乎那18个路人的行为虽不合情，但却是合“理”的。这里的“理”代表的是以自身的行为来保障个人的利益的价值取向，是一种“理性”的思考。与之相对的，“情”则成为一种“非理性”的代名词。如此，就必须上升到对人类的经济理性乃至于过于看重经济发展，强调个人主义的经济价值观对人类情感、道德和文化的影响这一层面上。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最早以辩证的视角看破了“经济理性化”给社会中的人们所带来的利与弊：理性化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更加理性、明智地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从而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新教将劳动及勤奋精神视为一种上帝神灵的意旨，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的热情。但是，与此同时，韦伯还看到，理性化在刺激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渐渐成为了一个束缚人们的“铁的牢笼”。理性化使人们只顾追崇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冷漠淡然，人们的所有行为都被捆绑在理性化的框架下，非理性行为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甚至是被排斥的[1]。古典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也曾指出：货币经济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理性化的增长，便捷了人们的生活，推动了社会由“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但同时，货币经济的发展也打碎了“机械团结”中维系人与人之间单纯的情感纽带。由于一切行为都将以货币作为衡量标准，基于“货币”基础上的“理性化”使人们在传统的人情和道德面前无动于衷。个人日益变得孤僻、自闭，人格也日渐遭致扭曲[2]。当代德国社会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提出类似的“启蒙的悖论”的观点。他们认为：“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的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3]。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则更进一步将这种由经济、制度、科技的进步所造成的“自我摧毁”拟化为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因此，他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富裕”然而却是“病态”的社会[4]。
这样一种所谓的“人性解放”、“经济崇拜”、“个人理性”在城市中更为突出，它推动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与此同时，城市也在不断地建构和强化这一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沃思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具有匿名性、大规模、高密度性、髙异质性等特点。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城市生活文化”。他说，城市生活就是一幅匿名大众的图景，他们与邻里们互不来往，即便由于某些因素不得不相互交流，也只停留在“泛泛之交”的层面，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真心投入，因为他们与大多数人仅仅维持表面的、短期的关系[5]。此外，由于人们明白各自的行为都只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故而他们的这些行为也不会受到任何谴责。“决定论”认为，城市生活这种独特的文化减弱了城市居民与他人的“道德卷入”和“社会卷入”[6]。
二、结语
这些社会学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小悦悦”事件背后深层次的经济理性、个性解放的负面影响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不仅带动着技术的更新、产业的升级、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还造就了人们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的推崇和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可以肯定，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给中国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积极有利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由经济发展所引致的公民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的转变也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产生了众多消极的作用。人们在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经济人”，“理性人”，而渐渐远离了情感、信任和道德至上的传统“义利观”。
不过，经济发展与人们道德行为之间必然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吗?其实未必然。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曾提出“文化堕距”的概念，即：经济技术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非物质文化之间的一段不适应期[6]。这样的不适应期出现在经济社会的转型阶段。而中国，恰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中国经济的过快发展逐渐导致了与之相对应的道德、文化、价值观的脱节。人们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就已陷入所谓的“经济理性”的漩涡中去。对于“理性化的陷阱”，人们还无法识别，只是一味的追崇他的好，却无法抵制其中的不良内容。
因此，要摆脱这样一种“理性化的困境”，就必须要求党和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党员自身的建设、端正党和政府的价值观念、强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坚持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崇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视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扬。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小悦悦”悲剧的再度上演。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德]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82.
[5]Wirth·Louis.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
[6][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胡鸿翔，男，福建南平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人口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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