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政治论文
二战前后世界经济的波动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明显表现为：二战前世界经济的波动较大,而二战后世界经济波动平缓。下面是由学习啦小编整理的世界经济政治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世界经济政治论文篇一
2017:世界经济的悬念与风险
[摘要]2016年世界经济经历大半年跌宕起伏后，临近年底仍笼罩在浓浓的阴霾中，世界经济复苏与停滞形成胶着态势。留给2017年世界经济的悬念是什么?各种风险的变化则是决定2017年世界经济走向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复苏悬念 风险因素 “二次探底”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7)01-0106-04
[作者简介]王东(1955―)，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金融。
一、留给2017年世界经济的悬念
2016年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用“风雨飘摇”来形容并不为过，下半年出现的一些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变化，对正在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始终处在有“惊”有“险”的氛围中。虽然，最终2016年依然延续着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性增长，但在多种风险因素的打压下增速减缓显现端倪，不仅增长数据与早期的预测相差甚远，而且增添了更多的风险，并加大了不确定性，将世界经济能否保持金融危机后持续复苏的悬念留给了2017年。
2016年12月1日联合国发布的《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迹象，2016年这一迹象更加明显，增长率由2010年的3.6%下滑至3.1%，增速减缓趋势已没有什么悬念了，2017年世界经济复苏能否延续，哪怕是缓慢复苏，国际机构的预测普遍悲观。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16年，仅为2.8%，其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测与联合国的预测基本一致，对2017年世界经济前景也给出了悲观预测。因此，受发达经济体经济疲弱、欧债危机深度恶化、有关国家财政紧缩措施、各国应对危机政策缺乏协调以及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由强转弱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在“二次探底”的边缘徘徊，从而加大了能否延续金融危机后复苏的悬念。当然，近期许多国际机构的预测还不能说是最终判断，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数据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修正，但无论预测是上调还是下调，不可否认的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仅从国际机构的预测数字来判断世界经济的前景显然不够充分，需要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进行全面分析和理性看待，警惕复苏出现反复。
从总体形势看，虽然世界经济已步入了一个复苏型增长阶段，但由于复苏态势的不稳定和风险因素的增多，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进一步显现。
首先，美国经济虽然有望进入危机后新的增长周期，但增长受到内需疲软和高失业率以及债务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将会有所减慢，消费低迷仍将是困局，失业状况要想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还十分困难，债务风险上升增添了新的隐患，为此美国需要继续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刺激经济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能排除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可能。因此，即便美国经济二次衰弱可能性或许因宽松货币政策所排除，但不等于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一旦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也失去作用，美国经济将难免再度陷入衰退，世界经济也将会受到严重冲击。
其次，在债务危机仍得不到有效缓解和救助机制不能确切落实的情况下，欧盟的经济复苏最有可能出现反复或剧烈波动，财政和债务状况的恶化将在较长时期干扰着欧洲各国经济的恢复，甚至不能排除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可能。由此可见，债务危机仍将是欧元区切肤之痛，受其影响欧洲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最为突出，甚至有可能将整个发达经济体拖下水。
其三，日本经济虽然在前一段时期逐渐摆脱了长达近20年之久的衰退困境，但2016年发生的严重地震和海啸及其后的核泄漏危机，又将其带入了一个既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灾后重建的艰难时期。再加上受日元不断升值和其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政府频繁更迭等负面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增速自然会受到一定制约。因而，日本经济要彻底从近20年的停滞和地震的阴霾中摆脱出来绝非易事，未来日本经济出现反复可能性也存在，其中也不排除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
其四，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大大好于发达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依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世界经济的重心已逐渐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但是，2016年以来全球范围不断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正严重阻碍着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复苏，此外如果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必然也会殃及新兴经济体。因此，2017年新兴经济体能否排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继续保持经济的强势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显然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态势的强或弱，在很大程度上为2017年世界经济的复苏增加了又一层面的悬念。
其五，随着发达经济体刺激经济措施力度的增强，以及西方货币新一轮的轮番贬值，发达经济体将其风险向全球转嫁使新兴经济体承受的压力必将增大，同时全球性通胀压力有可能升温，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减缓。2016年以来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涨的“综合症”，虽然有受到全球极端天气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也进一步表明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和投机炒作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从而在全球范围形成了事实上的通胀，成为世界经济形势基本面中潜在的重要风险因素。尽管受欧美债务危机深化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前景堪忧影响，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商品价格在前期的高点上一度大幅下行，但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和跳水并未减缓全球通胀预期压力，市场上流动性充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全球性通胀形势也没有改观。全球性通胀压力的有增无减，一方面反映了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环境下，通胀预期风险使许多国家经济政策转向扼制通胀，导致其经济增速减慢，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也随之放缓。
从上述基本面看，2016年世界经济笼罩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和经济疲弱及失业率上升的阴影下，欧洲能否从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拔出?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颓势是否能够扭转?世界经济的走势又将向何处发展?这一切答案仍存悬念，需要时间做出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经济下行的风险始终没有排除，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风生水起”。特别是欧洲、美国以及日本不仅经济复苏乏力，而且均处在高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台高筑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状态，这种财政不断恶化和高负债以及高失业率的复苏，必然导致发达经济体向外释放风险，从而使世界经济风险大增。事实也是如此，近期发达经济体经济不仅仍无改善迹象，而且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选择继续实行货币刺激政策，且不论这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推动作用是否有效，但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带来新的资产和通胀风险，使世界经济复苏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或金融危机。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再次陷入衰退的风险正在加大，成为影响2017年世界经济走向和复苏的关键因素，如果发达经济体不能及时有效控制主权债务风险和修复经济，并有可能拖累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衰退成为现实恐怕也在“情理之中”，这也就是留给2017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悬念的主要因素。虽然新兴经济体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需要警惕发达经济体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外溢，同时还需要防范输入性和内在通胀的上升，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下滑。由此，2017年世界经济前景不仅难以乐观，甚至二次探底之虞则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导致全球悲观情绪弥漫。与此同时，伴随着欧债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扩散和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以及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形势前景的不妙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减慢与通胀预期压力的增大，世界经济又一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局面。
二、2017年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
2016年在多种风险因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面临着二次探底的风险，至今这些风险仍未消除，留给了2017年。
概括当前世界经济的风险因素，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和市场信心的缺失，导致国际金融市场“风生水起”。2016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之忧弥漫全球，在极度恐慌的氛围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先是全球股市的恐慌性下挫和大宗商品价格不明方向的上窜下跳，尔后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虽有技术性修复和企稳，但投资者对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并未消除。在经济二次探底氛围的烘托下，不能排除国际金融市场仍然酝酿着新一轮的动荡，2017年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会风平浪静，稍有风吹草动便有可能再次遭受冲击，全球股市则首当其冲，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同样难以避免，国际金融市场的风声鹤唳也会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此外，虽然世界经济已步入复苏的轨道，但毕竟增速严重下滑趋势已显现端倪，2017年世界经济再度反复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依然不能排除。
2.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严重下行，导致世界经济走向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从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发达经济体2017年的经济走势看，各界的基本判断是，当前主要风险和不确定性来自发达经济体，其增速的下行将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停滞的主要危险，同时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正常发展受到拖累，使2017年世界经济的增速减退。
3. 债务危机威胁着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安全，欧债危机远未结束导致发达经济体国家人人自危。2016年欧债危机的深度恶化导致欧洲许多债务高危国在经济、金融、政治和社会各领域危机四伏，甚至涉及到欧元的存续。欧债危机未了，美国主权信用风险又随后爆出。2017年美债危机是否会如同欧债危机一样进一步深化，虽然目前还不能下此结论，但可以断定的是美债危机还会不断发酵，只是何时“发作”并不清晰。同样，面临债务高风险的英国和日本等国也是岌岌可危，危机随时以可能相继爆发，目前只是被欧债和美债危机所掩盖，遮挡了各界关注的视线。一旦英国或日本的主权债务风险进一步升级，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可能全面爆发，并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陷入一场以主权债务问题为形式的金融危机。当前，欧债危机与美国等发达国的主权信用风险交织在一起，不仅严重阻碍着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也干扰着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2017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将有超过7.6万亿美元的债务到期，世界各国都将面临着巨大的还债压力，其中日本和美国到期的债务最多，分别为3万亿美元和2.8万亿美元，其他发达经济国家包括欧元区国家到期债务数额也十分惊人，因此发达经济体面临的还债压力也最大。
4. 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集体“亮相”，其影响难于预料。2016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面对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全球各大央行不得已纷纷选择了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世界各国将刺激经济放在了首要位置，防范通胀似乎并非当务之急，其后续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目前还难于预料。有人担心，全球范围新的宽松货币政策导向，将导致世界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进一步加剧。如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走高和通胀压力增大，必将使已然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大伤元气。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也有可能会引发又一轮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从而使各有关国家的货币摩擦升温，逐渐演变成一场新的货币战和汇率战，演绎出新一轮贸易战，导致世界贸易发展受阻，严重危害世界经济的复苏。
三、2017年的期待与机遇
尽管发达经济体增速乏力，世界经济前景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世界经济复苏的大方向已然确立，这使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经济面临着较好的国际环境和最佳机遇。一方面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范围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和治理结构进入调整期，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可能，并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将进一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在世界经济艰虞之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目前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不仅对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严重危害和影响着全球贸易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将长时间处在一种不均衡发展状态，使得各国间经济和贸易关系的争端将不断增多。特别是由于美国长期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在短期内不仅难以改变这一状况，甚至贸易逆差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对此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会进一步上升，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矛盾和摩擦将有可能激化，并有可能导致相互间爆发“贸易战”。二是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不断上升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得不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应对通胀的上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趋于改善，经济与社会发展趋于协调，一些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缓解，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显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前景仍将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力量。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一是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千差万别和复苏不平衡，其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依然保持着强势复苏;美国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经济不振的情况下，经济前景则更加不确定;而欧洲多国主权债务危机使其陷入了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二是经济复苏形势的差别导致各国政策上的不一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段时期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合作与政策协调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道扬镳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三是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难以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因此世界经济走向处在一个不确定性时期，复苏与风险并存的局面没有改变。尽管，近一段时期美欧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为缓解通胀压力纷纷收紧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出现了放缓趋势，但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没有改变。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国际环境总体上仍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在全球化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今天，一方面为中国在全球范围提高配置资源能力、拓展外部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变革趋势，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和产业整体跃升创造了条件;同时，世界经济体系和治理结构进入调整期，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样性更加受到重视，为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使中国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R].2016年9月20日.
[2]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R].2016年12月1日.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世界经济危矣[N].奥地利《新闻报》网，2016年12月27日.
2017: Suspense and Risks of the World Economy
Wangdong
(Inustituti of World Economics &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After in 2016 the world economics have experienced more than half a year unconstrained fluctuation, approaching year's end still covered in the thick haze, the world economics anabiosis and the stagnation formed the rubber situation.What leaves in 2017 the world economics being anxious is? Each kind of risk change is decided in 2017 the world economics move towards crucial factor.
Key word: The anabiosis uncertainty the risk factor “two times to search the bottom”
世界经济政治论文篇二
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看了世界经济政治论文的人还看本文指出，与世界 经济中心国资源互补、经济规模大的国家，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甚至可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中心国英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美洲则土地资源丰富，两者资源互补。美洲与英国因而有大量的互补型贸易，经济得以迅速增长。美洲中，美国经济规模最大，产品成本更低，国内贸易更发达，得以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二战后，东亚和东南亚劳动力资源丰富，与美国丰富的土地资源互补，对美出口蓬勃 发展，经济飞跃。亚洲中经济规模最大并推动出口的日本、中国，先后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国内潜在市场庞大，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美国)的贸易和自身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与往日美国追超英国的情况相似，中国有可能逐步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并首先在经济总量、然后其他方面超过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
不过，中国必须深化政府 管理与企业产权的改革，建立统一市场、企业治理结构、健康的金融体系、政府良治、合理再分配与民主机制以及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持 政治稳定，鼓励科技开发和创新。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趋势，成为亚洲的“北美”，而不是亚洲的“拉美”。
与贸易有关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资源禀赋、规模经济、出口带动增长这三大理论。瑞典学者赫克歇尔和奥林建立了著名的资源禀赋理论(factor endowment theory)(Heckscher and Ohlin,1991)。该理论指出，生产和贸易中，各国用己之富，换己之缺，互通有无。在赫克歇尔和奥林看来，生产要素可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种，当然也可以分成更多种。一国会用它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制造和出口产品，从它国换取它缺乏的生产要素所制成的产品。如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土地和资金短缺的国家，会专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将产品出口他国，换取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
迭尔多夫(Deardorff)指出，即便在关税和运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资源禀赋理论仍然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利昂提夫(Leontief)却对资源禀赋理论提出了疑议。人们本认为美国是个资本资源丰富的国家。他发现，美国进口商品中的资本含量比出口更重。这就是所谓的利昂提夫之谜。但是，利玛(Leamer)认为，利昂提夫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只是简单地比较美国进口出口产品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利玛重新分析利昂提夫的数据，发现美国属于资本密集型国家。利玛通过对资源禀赋理论所做的最系统和仔细的经济计量检验，证明该理论是正确的(Leamer,1984)。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新的贸易理论。他们意识到，规模经济大，可带动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克鲁曼(Krugman,1979)指出，贸易可帮助公司扩大生产，降低每单位产品成本(单位成本)，增加利润。马库森(Markusen)认为，跨国公司可在全球范围划分工种。这样，可避免在各国建立相同的工厂，造成无谓的重复投入和效率的低下。这种内在的规模经济，可带动贸易与增长。在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外在的规模经济同时会起作用。在大国，公司可拥有巨大的市场，降低运输成本;随着公司数目增加，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企业就可降低其服务价格。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大国如能保持经济开放，则可享受低的单位成本，其出口产品价格更低，因而出口的竞争力则更强。与此同时，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可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西方学者弗兰考尔(Frankel)和柔马(Romer)通过对98个国家进行计量研究，发现在控制国际贸易这一变量(因素)后，人口较多、地域较大的国家人均收入较高。
近几十年来，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理论已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贸易可对经济带来多重好处。第一、出口可带动生产的扩大，提高国民收入。贸易的结果，参预的双方生产能力上升，消费产品总量增加，国民收入增长。贸易还有助于合理地分配资源，带动产业的升级换代。第二、贸易促进创新、就业、储蓄、投资，提高生产力、技术、劳动技能、经营水平、创业精神，诱导民众消费。这些影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外在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ies)。第三、贸易有助于外资的流入。外来投资可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产品，然后出口或内销。这样一来，生产扩大，就业机会增加。第四、政府为了保证出口的持续增长，要采取有效率的政策，以此可减小寻租活动。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贸易较多的国家增长较快(Michalopoulos and Jay,1973)。
后进国家的贸易与增长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两个国家先后主导了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英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贸易最大国，而美国则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仍是世界贸易最大国。183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进一步下降为14%。在上述年份，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4%、7.5%、10.4%、10.7%，远在英国之下。在1830年到1938年间，英国仍为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老大”。1953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飞升到16%，英国只占10%。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领袖。
本文称英美分别为前后两个世界经济中心国，称这两国主导世界贸易的时期分别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当然，这里所谓的“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是经济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拥有世界最大、最开放的经济体和市场。它也是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的主要来源地，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时，需要着眼于它们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关系。
上述三个理论，能帮助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产业间的贸易，如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间的贸易。而资源禀赋理论又最能解释产业间的贸易。如资源禀赋理论所示，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会较大。按出口带动增长理论来看，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较多，经济增长潜力则较大。由此，我们可推出以下的假设：假设一：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会较多，经济增长较快。这一假设，是相对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性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上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会缩小，与发达国家开展的产业内贸易(如以汽车发动机换汽车轮胎)，会迅速增长。规模经济对国际和国内贸易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上述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最能解释产业内的贸易。该理论指出，大国从规模经济得益更多。大国单位生产成本较低，出口价格竞争力更大;国内市场更大，国内贸易对经济推动作用明显，也易吸引外资。因此，大国经济发展的来源更多、更有力。进而，我们可以推出假设二：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其它因素相同情况下，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会更多，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贸易发展会更快，经济增长也会更快。(注：在这里，作者要说明两点。一、作者无意否认其它经济因素如储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作者只想专门探讨国际和国内贸易对增长的作用。二、除专门说明处以外，本文中亚洲主要指东亚和东南亚。)
美洲、亚洲的贸易与 发展
“英国世纪”时期的美洲发展
英国是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一举成为世界 经济中心。英国土地贫乏，但劳动力丰富。这点与东亚相似。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则土地丰富而劳动力贫乏。1875-1889年间，英国、日本、中国、法国为世界上可用土地最贫乏的国家，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4、1.8、2.4、2.7英亩。特立尼达、马来亚、俄国、哥斯达黎加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5.7到8.5英亩间，居中间水平。智利、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25到216英亩间，属于土地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从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上述假设一来看，发达的英国与发展中的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理想的互补型贸易伙伴，可互通有无。英国与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应当很大，而与亚洲的贸易有限。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以1900年和1913年两年为例，土地丰富的北美和拉美，与英国的贸易来往密切。在1900年和1913年，对英出口平均占七个美洲国家出口的四分之一(25%)，却只占亚洲国家出口的7.5%到10%。
英国的贸易数据显示，在1860年，食品、家畜和原料占英国进口的92.7%，到1927年，仍占80.7%(Mitchell1982,p.521-522,474-477)。北美和拉美成为英国最大食品和纤维供应地。通过与英贸易，北美和拉美扩大了生产规模，赚取了外汇，取得了资金，获得了新科技，提高了劳动技能，从而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在1900年和1913年间，北美和拉美主要国家的产品大量出口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根据麦迪森的资料，在1820年和1870年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0.2%，在1870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在1913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相比之下，英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与亚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纺织品)激烈竞争。结果.亚洲许多手工业破产，引发 政治纷争甚至内乱。另一方面，亚洲主要国家向英国出口总量有限，亚洲经济因而增长缓慢。在1820年和1870年间、在1870年和1913年间、在1913年和1950年间，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0.1%、0.6%和0.1%，远远落后于拉美(麦迪森，1997)。
“美国世纪”时期亚洲的发展和拉美的落伍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贸易最大国和世界经济中心。到1990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仍远远高于另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日本。日本只占约8%。在1946-1949年间，美国和拉美仍是土地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美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1.8、12、16、20、29、30英亩。
而亚洲则是土地贫乏而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如，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大陆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0.08、0.95、0.98、1.85、1.97英亩。在“美国世纪”时，亚洲和拉美与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假设一所阐述的那样，资本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对亚洲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甚大;对拉美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则相对地小。
在1950-1973年间，劳动力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对美国出口的增长，要比土地丰富的拉美快得多。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看到美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便大力推动出口。在1950-1973年间，亚洲经济体日本、台湾、韩国对美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5%到28%之间。强劲的出口扩大了生产规模，带来了利润、储蓄和新技术，促进了 管理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推动政府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东亚丰富和熟练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东亚经济体逐渐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其比较优势和技术也逐步升级。在对美出口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在1953-1973年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2%到8%。
相反，拉美在出口美国和世界市场方面不太顺利，出口市场波动甚大。在1953-1973年间，阿根廷和智利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分别下降2.3%和0.5%，巴西、哥伦比亚对美出口也毫无增长。此间，只是秘鲁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7%;墨西哥得益于与美为邻，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13%。总的来说，拉美在这个时期对世界经济中心国的出口强差人意;与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比，更是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拉美国家抛弃了在“英国世纪”奉行的贸易自由主义，改用对外封闭的进口替代战略。在1950-1973年间和1973-1992年间，十一个亚洲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增长3.1%和3.5%，而七个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仅增长2.4%和0.4%(麦迪森，1997)。
规模经济与美洲、亚洲的经济中心
美洲和亚洲的发展 经验也证实了假设二，即规模经济促进国内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当美洲在“英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最大的美洲国家美国最终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当亚洲在“美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外贸大国(首先是日本、后来是中国)先后成为亚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早在1820年，美国便成为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那时，美国人口为970万，相当于拉美总人口两千万的一半(麦迪森，1997)。美国可供耕种、养牧、造林用木的土地面积，居世界首位。美国成为世界上农产品(特别是食粮、玉米和棉花)、肉食用和产奶用的家畜、木材的最大生产国之一。在1854到1900年间，美国成为英国头号粮食和纤维供应国。美国产品在英国进口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834-1836年间的6.1%，激增到1854-1860年间的19.7%和1889年的22.4%(Mulhall 1892,p.128-134,146)。美国得益于庞大的英国市场，获得宝贵的英镑、先进的英国技术，经济增长有了外在动力。在1820-1870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高于英国的1.2%、德国的1.1%、拉美的0.2%。在1870-1913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高于英国的1%、德国的1.6%、拉美的1.5%。到1913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大的经济体。不过，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成为最大的贸易国。
随着美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内贸易日益成为重要的增长来源。庞大和日益扩展的国内市场，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大规模的生产，有利于单位成本的下降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1820-187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1%，略低于英国的1.16%;也可能由于美国在这期间增长靠资本的大量投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降低0.15%，英国却平均每年增长0.15%。在1870-1913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88%，大大高出英国的1.13%;美国在这期间资本生产率明显改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0.33%，高于英国的0.31%。在1913-195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明显改善，平均每年增长高达2.48%，大大地超出英国的1.66%;在这期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1.5%，高于英国的0.81%(麦迪森，1997)。总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美国拥有两大优势——与世界 经济中心国(英国)资源互补，对英出口频繁;美国本身经济规模大，生产成本低，国内贸易对经济和生产率增长推动作用大。美国因此能在二十世纪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日本是亚洲唯一大力推动出口政策的大国。而中国和印度都奉行自力更生政策，不重视出口。在1953年，日本人口为8750万，韩国人口为2100万，台湾880万，泰国2120万。日本人口，多于其它大力 发展出口的亚洲国家地区人口的总和。在1953年到1990年间，日本出口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对美的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26.5%。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出口每年增长16%。可观的国内市场和较大的生产规模，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高出美国4.8%的高速度追赶美国。相比之下，韩国只高出美国1.3%，台湾只高出2.8%。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高于韩国的5.2%、台湾的6.2%(麦迪森，1997)。到八十年代，从经济实力来看，日本已成为亚洲经济的中心国家。
东南亚与中国的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效法经济成功起飞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体，大力推动出口。马、泰和印尼出口飞速发展。在1980-1990年和1990-1999年间，马来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0.9%和11%，泰国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4.1%和9.4%，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2.9%和9.2%。
在资源禀赋方面，这三国与东亚有所不同。在1991年前，这三国的出口产品中，石油、矿产和农产品占首位。自1992年起，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产品才开始超过石油、矿产和农产品，成为最大宗出口产品。在强劲出口的带动下，在1985-1995年间，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人均国内总产值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7%、8.4%和6%(World Bank,1997,p.214-215)。
但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最强劲的、表现最耀眼的，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奉行自力更生政策，出口和经济增长缓慢，在1953年到1978年间，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2.2%(麦迪森，1997)。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效法东亚大力推动出口的政策。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从1980年的9.8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521亿美元，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5.4%，上升到2000年的20.9%(MOFTECC,1992,p.409-415,403-404;2001,p.587-591)。如果我们把中国转口香港、再出口美国的部分算进去，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会更高。出口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5年的8.9%，上升到1999年的20.1%(《中国工业发展 报告》，2001年，第70页)。中国因有大量廉价和合格的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源源不绝地流入。中国吸引的外资，从1984年的12.6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07.2亿美元。1985年到1999年间，在外资和出口的带动下，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对亚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加。
中国与亚洲其它经济体的竞争
如假设二所揭示的那样，与其它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相比较，中国经济规模的优势十分明显。具体来说，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首先，中国人口总量高居世界第一，为12.5亿，是印度人口的1.25倍、印尼的6倍、泰国的20倍、韩国的26倍、马来西亚的54倍。其次，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印度更高。在1998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仅为55%。中国则为83%，略低于泰国和马来西亚，与印尼相当。另外，中国的劳工成本相当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马来西亚的25%、泰国的40%，比印尼仅高约30%。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 农业剩余劳动力达2.6亿，这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在1997年，中国有七千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支庞大的受过高等 教育的劳动力。1997年，中国有3200万人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这个数量，相当于泰国或韩国人口的一半。中国每百万人中科学 工作者和工程师的比例，高出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印度1.5倍以上。在1995年，共有25万中国人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留学或留过学，其中32%即8万人已经回国效力。将来这个比例将继续上升。与外资一道，这批数目可观、有一定素质、多层次的劳动力促进了中国的制造品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到1998年，工业制造产品占中国商品出口的87%，比马、泰、印三个东南亚国家高。1998年，高科技产品占中国工业制造产品出口的15%，高于印度和印尼，但比韩国的27%、泰国的31%和马来西亚的54%低。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国内贸易方面拥有规模经济巨大的潜在优势。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数目可观的有消费能力的顾客。约5%的城市居民即430万户每年收入在50000元(6300美元)以上。30%的城市居民即2750万户每年收入在15000元到50000元(1800-6300美元)之间。另外，6.4%的农村居民即约5800万人每年收入在5000元(63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3100万户城市居民收入较富有，5800万人的农村居民是工业制成品的潜在消费者。在未来，这些数目会进一步上升。因此，在中国，公司可在较大的规模上运作，降低单位成本。1998年，在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即轻工业产业中，大型企业已占了产值的49.3%，17家大企业每家生产1百万个单项产品。2000年，3到5个名牌产品占领了80%以上冰柜的市场、70%以上的电冰箱市场、60%以上的彩电市场、50%的空调市场。规模经济带来了低廉价格和出口的低价格优势。1999年与1995年相比，在有 统计数据的28类产品中，14类价格下降，另3类价格持平。即使除去外资的作用，在1995年到1999年间，在14类主要工业产品中的11类中，中国的贸易竞争力增加了14%(《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72页)。一项研究表明，亚洲金融风暴和东南亚货币贬值并没有明显削弱中国出口的竞争力。
第三，如假设二所揭示，随着中国人收入的增加，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加，因而可减小国际市场的大幅波动对中国消极的影响。在1990-1999年间，在主要亚洲国家中，中国服务业(其中大部分是国内贸易)增加值的年增长率达9.2%，居这些国家之首。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将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近年来，中国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时，受其它国家的限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但是入世后，这些壁垒会逐渐消除，这些产品的出口会增加，而外资会进入中国 发展较慢和滞后的服务业，会带动 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当然，外资和外商的进入，会迫使中国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提高效率、改善经营上下功夫。从长远看，这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奥运会显然会刺激国内投资、消费，吸引游客，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由于上述的有利因素，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在1994年和1998年间每一年，流入中国的外资，比东亚四小龙总和高出150亿到195亿美元，比东南亚五国(马、泰、印、菲、越)的总和更高出199亿到302亿美元。在1994年到1997年间，外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年增长率的15.2%，与马来西亚的15.8%相当，比泰国的4%、韩国的1.1%和台湾地区的2.8%，高出一筹。
东南亚(本文把新加坡列入东亚四小龙)直接面临中国的竞争。东南亚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去不远，况且所出口的大多又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和家用电器)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农矿产品(如羽毛、蔬菜、鸡鸭、海鲜、香料、燃油、钨矿石和荧石)。东南亚和中国近年来也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增加这类产品的出口。此外，东南亚和中国贸易出口的主要国家也相同，以美国、日本和西欧为主。因此，中国和东南亚可能会在不少领域相互竞争。然而，正如上面所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有规模经济巨大的潜在优势，又将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运会，中国对东南亚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当然，东南亚可采取以下对策：向中国大力出口热带或优质农产品(如棕榈油、大米)，出口原料(如天然橡胶、原油)，选择有比较优势的制造行业大力发展。即使在电子产品方面，东南亚近年对中国大量出口集成电路、 计算机和有线通讯器材，在制成品和半成品方面，向中国出口塑料、纸、胶合板、石油产品、铜、铜产品、锡等。此外，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服务业、法治、公司治理方面领先于中国大陆。因此，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来往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东南亚的服务业也可打入中国市场。
中国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会有一定的竞争。当中国逐步地提高工业产品中的技术和资本含量后，中国会吸引这些国家地区的企业、资金，间接影响它们本地的 工作机会，对这些国家地区的中低层次制造业，形成挑战。中国庞大、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巨大规模经济的潜在优势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运会的优良商机，对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有明显吸引力。
近年来，这些经济体的许多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甚至是高新科技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大陆，来逃避原产地的昂贵的地租和劳动力成本。1999年，中国外资的64%来自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例如，1999年惨烈的大地震后，台湾的多家半导体厂家把生产线转移到广东、苏州、昆山。现在，这些地方成为了世界磁头、机箱、敷铜板、驱动器、高级交流电容器等部件的世界生产基地之一。在亚洲，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后最大的个人计算机生产基地(《中国工业发展 报告》，2001年，第156-159页)。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须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以应付中国的挑战。不过，除科研相对落后的香港外，日本和东亚三小龙，有其明显的优势——它们有很强的研究开发能力，技术和资本含量高的产品远比中国多。例如，中国平均每百万人中只有454名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而日本有4909人，韩国有2193人，分别是中国的11倍和5倍左右。1999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占工业产品出口中的15%，而日本占26%，韩国占27%。如日本和东亚
三小龙能迅速提升产业结构，则可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它们在服务业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可打进中国市场。此外，它们对市场经济的了解比中国更深，经济方面的法治远远领先中国大陆。因此，它们对外资的吸引力，不逊色于中国。东亚四小龙吸引外资的总和，在过去5年远远落后于中国，却在1999年达到了433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大陆的404亿美元。
经济中心向中国的转移
过去1500年，世界经济曾出现巨大而有趣的变化。在世界贸易的广泛兴起前，先进技术和稳定、有效的政府，带动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出现。公元500-1850年间，世界历史上出现几个经济大国。其中两个是中国与英国(另一个是阿拉伯帝国)。中国的实用科技先进，中央政权强大，科举制度择优录用，官僚制度便于施政。中国经济得以在数百年内，居世界上游。麦迪森认为，在公元500-140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世界独占鳌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实现工业革命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自由的经济政策，也促成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英国大力推动世界贸易，提高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英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领袖。按麦迪森的估计，1820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为中国的3.4倍。英国的成功，也带动邻近西欧和北欧逐步工业化。
1850年后，世界贸易兴起，席卷全球。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经济规模很大、与旧的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互补并有大量贸易来往。通过世界贸易，资源与英国互补的美洲，对英贸易和经济迅速增长。美洲中经济规模最大的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二战后，与美国资源互补的东亚和东南亚，对美出口和经济飞跃发展。其中经济规模最大的日本、中国，先后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近200年来，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劳动力密集的英国转移到土地丰富的美国;看来会再从美国转移到劳动力密集的中国。在中国与早期的美国相似，国内潜在市场庞大，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美国)的贸易将继续增长，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有可能首先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然后再慢慢地在其他方面超过美国，逐步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世界经济中心国需要先进的 政治和经济制度为后盾。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力长盛不衰，技术不断创新，雄踞世界之首。当初英国有世界上最早的议会民主，又有最早的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更奉行自由贸易。经济霸主美国，有世界上最完善和稳定的宪法民主政体，有合理的联邦制来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制度，技术一直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同时奉行自由贸易。
较之于当初称雄世界的英美，中国在政府治理和市场发育和机制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必须做到以下事情：一、打破地区封锁、变相的地区贸易保护主义，让有竞争力的企业的产品在全国市场畅通无阻，兼并低效企业，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效益。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重要行业(重工业)如汽车行业，地方市场分割相当严重，汽车生产的规模相当小，生产成本很高。二、政府要加强和鼓励科研创新及 应用，促进产业升级，保护知识产权，占领世界科技领先领域。三、私营、民营与国有企业都要改善 管理，建立起好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负责和守法地经营，及时向董事会、股民或有关机构提供准确信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市场的力量更有效地决定生产、销售、分配。深化国有银行的改革，建立起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理性和透明地决策，逐步减少银行坏账，控制金融风险。建立强有力、独立、透明、经常性的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官员和国企 管理人员的贪污和失职行为。四、政府必须建立良治(或善治)(good governance)。政府要透明和负责地施政，维持 政治稳定。政府与 社会须养成遵守法规的习惯，实现 经济法治。五、政府反腐败要继续进行并深化。要防止官商合一，保障一般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利益。
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须改变干预市场运作的习惯，认真履行中立、友好的市场裁判员的职责。这样，才能向外资、内资和创新发明提供良好 环境和制度保障。六、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化。中央与地方应建立良性互动和法制性稳定体制。在保障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财政再分配主导权和紧急状况下干预能力的前提下，国家可逐步扩大地方的自治范围。让地方民众参与地方官员的推选，借用民意对官员的真实政绩进行有效审核。让地方政府针对本地人民的需求，有效施政。可逐步扩大选举以及舆论自由度，让专家、民众和社会参与决策，让他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产生强烈认同，自觉捍卫政治经济体制。
总之，中国有两大优势：与美国互补的有利资源禀赋、潜在巨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改革的深化，有利中国仿效当年美国和日本，实现经济的起飞，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甚至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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