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以来东北亚大国结构关系和朝鲜半岛形势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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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解释和预测地区安全的重要理论，以朝核问题为代表的朝鲜半岛问题和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安全结构问题都可以通过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得到清晰的阐述。
一、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朝核问题。
布赞和维夫将安全符合体定义为"一组单位，它们的主要安全化进程、去安全化进程或两者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把他们的安全问题彼此分割开来合理的进行分析或解决。"地区安全复合体是一种国际体系的次结构(substructure) ,在这个次结构中各行为体之间存在着较高强度的安全相关性，而周边地区的行为体对此却表现出安全上的漠不关心。
地区安全复合体有边界、无政府结构、极性、社会性构建等四个独立变量。"极性"是指单位之间的权力分配。
"社会性构建"是指单位之间的友好和敌对模式。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认为"极性"和"社会性构建"是决定地区安全结构的最主要变量。在无政府结构中，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内核结构和特性是由两种关系界定的，即权力关系、友好和敌对模式。
朝鲜半岛(或者说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结构。整个冷战时期，围绕朝鲜半岛的权力分布关系(主要是指朝韩国家实力对比变化)和社会构建关系(主要是指中美苏日四大国与半岛国家关系变化)较为稳定，没有出现剧烈的、颠覆性的变化。得到盟国军事支持、安全承若及占据合法性优势的朝鲜没有必要独立发展核武器。
二战以来，东北亚国家围绕朝鲜半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独立的体系和结构，也就是以三八线为边界和前沿的冷战对抗结构。具体来说，是以中朝军事同盟、中苏军事同盟、朝苏军事同盟结成的全方位北方同盟集团为对抗一方，以美韩军事同盟、美日军事同盟、日韩军事协作结成的南方准同盟集团为对抗另一方。在这种对抗结构和体系中，朝鲜虽然处于前沿阵地，承受着敌对集团高强度的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压力，但是，作为盟国的中、苏给予朝鲜全方位、不间断的支持，承诺运用自身一切力量来确保朝鲜的安全。在此种情况下，朝鲜独自发展核武器是没有必要的、是得不偿失的、也是苏中所不容许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中苏反目，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中国"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的出台，大国联盟关系出现巨变，在东北亚地区出现中美日联手围困苏联的新格局，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东北亚的子系统，朝鲜半岛并没有跟随母系统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朝鲜与韩国、美国、日本虽有缓和，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结束敌对和竞争关系，中苏虽然反目但两国并没中断、削弱对朝鲜安全支持和承诺，加之此时朝鲜的经济军事实力仍强于韩国，所以说朝鲜仍缺少独立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和动力。
冷战结束后，围绕半岛的社会构建关系和实力对比关系均发生巨变，主要表现在中俄与朝鲜军事同盟关系的解除，与韩美日关系的深入发展，以及朝鲜半岛南强北弱差距的扩大，最终导致半岛的安全复合结构发生质变。而以朝核问题为代表的半岛地区诸多危机爆发的原因均可以从半岛的安全结构质变中寻找。由于冷战格局的崩溃所引发的体系内各行为体之间权力分布关系和社会构建关系的变化使得半岛地区自朝鲜战争以来形成的均衡性的冲突结构转换为失衡的冲突结构，而失衡的冲突结构使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行为体为了国家(政权)的安全不得不寻找摆脱危险处境的办法，使得朝鲜不得不依靠研发核导武器来恢复地区平衡。
地区安全复合结构的质变可以在国内层次、区域内层次、域外邻接国家的相互作用、世界级力量在地区内的影响等四个层次加以体现。下面本文就从朝鲜(国内层次)、南北关系(区域内层次)、中俄日(域外邻接国家)、美国(世界级力量)等四个层次，以社会构建关系和实力对比关系作为标尺，描述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东北亚大国结构关系和朝鲜半岛形势的新变化，追寻朝核问题及朝核困境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二、国内层次--朝鲜的脆弱性。
布赞和维夫认为内部衍生的脆弱性是国内层次的主要因素。国家的脆弱性决定其所具有的安全担忧的性质和种类，有时即使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并不怀有敌意，其内部的脆弱性也会使其感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朝鲜的脆弱性主要源于与韩国相比，两国的国家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苏联解体后，对朝鲜十分有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贸易体系崩溃，俄罗斯随后中断了对朝各项援助及优惠政策，从 1990 年开始，朝鲜经济连续 9 年负增长，被迫开始"苦难行军",朝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期，直到现在也难言真正复苏。目前，从军事、经济、外交空间等方面比较，朝韩两国已不是一个量级，韩国已跃升为中等强国，韩国却濒临失败。
在军事实力方面，韩国军事专家咸泽英计算，在上世纪 80 年代，韩国的军事实力就已经超过朝鲜，到了 90 年代韩国军事实力已是朝鲜的 2-3 倍。这项对比并没有将美国在韩驻军的军事力量计算在内，考虑到一旦南北爆发战争，对比朝鲜的军事力量，美国可以调动的驻日本、驻关岛甚至美国本土的军事力量可以说是无限的。
经济实力方面，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5 年朝鲜主要统计指标",韩国名义国民总收入为 1496.6 万亿韩元，是朝鲜的 44 倍;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为 2968 万韩元，是朝鲜的 21 倍，韩国贸易总额为 10982 亿美元，是朝鲜的 144 倍。韩国水泥产量为 4704.8 万吨，是朝鲜的 7 倍。韩国发电装机容量为 9321.6 万千瓦，是朝鲜的 13 倍。韩国大米产量为 424.1 万吨，是朝鲜的 2 倍，韩国全境公路长度为 10.4万公里，是朝鲜的 4 倍。
外交空间方面，截止 2004 年，韩国与 185 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比朝鲜多 31个，截止 2003 年，韩国共参加 94 个国际组织，比朝鲜多 59 个。可见，韩国的外交空间更为广阔，更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2011 年 6 月 20 日，美《外交政策》月刊和和平基金会公布年度"失败国家"指数，朝鲜位列 19 名，排在朝鲜前面的亚洲国家只有刚刚结束战争或仍处于内战或遭受恐怖主义袭扰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缅甸、东帝汶。
90 年代以来，面对韩国全方位对自身的超越，朝鲜的危机意识不断增强，在常规军力处于绝对弱势的条件下，只能集中国家力量发展核武器，争取对韩美核恐怖平衡。朝鲜的四次核试验，使朝鲜继"思想大国、政治大国"后，又成为所谓的军事大国，这是在经济复苏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朝鲜增强民众对政权合法性认同的必要选择。
三、区域内层次--韩国的主动性。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取得对朝鲜的绝对优势，韩国理所当然的认为有责任、有能力承担起重塑半岛关系的主导权，所以说不管是金大中、卢武铉的"阳关政策"还是李明博的"实用主义外交",还是朴槿惠的"半岛信任进程",都是韩方在积极提出、推动各种半岛政策，朝鲜囿于国力有限，加之一直坚守"对韩晾晒、对美突破"政策，只能被动的对韩方的半岛政策做出反馈。所以说，南北关系主要反映在韩国对朝鲜的政策上。
1998 年至 2007 年，在金大中、卢武铉对朝"阳光政策"推动下，南北关系取得长足发展，达成《6.15 共同宣言》、《10.4 共同宣言》重要共识，取得开城工业园区建设、金刚山旅游合作、离散家属会面等重要成果。2007 年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李明博赢得选举，韩国对北政策转向右倾，趋于强硬。李明博政府改变了上届政府的对朝怀柔政策，提出对朝"无核、开放、3000"三原则，将朝鲜弃核及进行改革开放作为对朝合作援助的前提。这一提议遭到朝鲜政府的断然拒绝，两国关系急转直下，最终酿成 2010 年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和天安舰事件。
2013 年，同属大国家党的朴槿惠赢得选举，朴槿惠对北政策的核心理念继承于李明博政府，只是对李明博激进的对北政策进行了降温技术处理，使得对北政策更加务实、温和和灵活，但在核心原则上并无退让，所谓"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已绝无可能回到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
"朝鲜半岛信任进程"集中反映朴槿惠政府的对北政策，即"以坚固的安保为基础，通过建立韩朝互信，发展韩朝关系，实现朝鲜半岛和平，进而打下统一的基础".
信任进程的基础仍是韩美军事同盟体系，通过不断筑牢联盟体系，对朝保持强大的遏制力和威慑力，确保韩国的绝对安全，希望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规范朝鲜行为。在操作层面，朴槿惠主张遏制与对话并行，在确保遏制力的同时，寻求与朝接触、对话，以积累互信，实现和平，谋取发展。朴槿惠还主张亲美与联华并举，统筹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韩美军事同盟，建立对朝统一战线。
朴槿惠政府还在半岛统一问题上藏有更大野心。朴槿惠在执政初期就筹建"统一准备委员会",抛出"统一大业论",期望利用金正恩执政初期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加速统一进程。朴槿惠选择在德国发表半岛统一"三大倡议"的"德累斯顿统一构想",表明韩国政府对德国统一模式的推崇，希望以"吸收统一"、"制度统一"的模式将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推广到半岛北部。
面对韩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统一攻势，朝鲜则选择不顾一切发展核武器。
四、域外邻接国家--中俄日。
如果域内国家力量薄弱，但域外邻接国家力量强大，那么就会激起域外邻国干涉域内事物的欲望，这一层次的重要性就大为增加。历史上，中俄日作为半岛周边大国，都曾主导过半岛事物。冷战结束后，中俄与朝鲜的同盟关系、与韩国的敌对关系均转变为正常国家关系，而日本与朝鲜的敌对关系、与韩国的准同盟关系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发生改变，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朝鲜面临的结构环境失衡，不得不通过发展核武器来代替原有同盟国的军事支持和安全保障。
(一)中国的半岛对等外交。
中国正在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国家利益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均衡发展南北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转变了对韩敌视态度，并于 1992 年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韩经贸快速发展，2014 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创历史的 2905.6 亿美元，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15 年 12 月 20 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两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和互利互惠将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发展的外溢效应也在逐步显现，两国在政治、旅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迅速，民间交往与高层互动日益频繁。2014 年 7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外交惯例首先访问韩国，两国发表了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实施周边依托战略、平衡美国的战略围堵有着积极意义。
中国正在依托周边战略的考量下把韩国打造成区域"支点国家",在半岛及东北亚问题上引导韩国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缩小立场差距，形成合力。
1992 年，中朝关系由于中韩建交而受到冲击，直至 2000 年和 2001 年两国国家元首的互访，中朝友好关系才得到恢复。但中朝友好关系的内涵已发生质变，由意识形态主导的血盟关系转向国家利益主导的正常国家关系。双方关系不再以共享理念和战略目标为基础 ,而是基于现实利益或战术目标。
虽然《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并未废止，但两国对其中"军事介入"有效性、合法性均持有怀疑态度。
(二)日本的对韩一边倒外交。
日本与韩国在 1965 年建交后，采取了对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日本承认韩国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以大量经济援助代替战争赔款，为韩国经济腾飞和日本资本进入韩国创造了条件。虽然此后韩日在独岛、慰安妇、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经常陷入纷争，但从未动摇两国的友好大局。为拉韩抗华，日本一直谋求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实现互助。2015 年 12 月，在美国的居中调解下，韩日两国在慰安妇问题上出人意料的达成和解，为两国关系的深化创造了条件。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与朝鲜共进行了 10 余次交建谈判，均因各种突发事件而中断，可见日朝关系的脆弱性和次要性。实际上，在日美联盟、日韩协调的体系下，日本在处理对朝关系时不得不考虑、顾及美韩的态度和意见，美韩都可以对日本的朝鲜政策施加重大影响。被绑架者问题作为日朝两国的核心问题，自从于 2014 年 5 月达成重启调查的"斯德哥尔摩协定"后，由于两国龉龌不断，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2016 年 2 月朝鲜宣布终止协议，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三)俄罗斯的半岛平衡外交。
苏联于 1961 年与朝鲜缔结《苏朝友好互助条约》，明确规定了对朝军事援助的自动介入条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力大为衰弱，只能将有限精力集中在欧洲地区和原苏联地区，俄罗斯实际上无暇东顾，主动撤出了朝鲜半岛。《苏朝友好互助条约》在 1996 年到期后被废止，两国关系转变为普通国家关系。2000 年普京上台后，俄国力迅速恢复，朝鲜半岛重回俄罗斯视野，俄企图通过恢复、发展与朝鲜的关系来加强在朝鲜半岛、东北亚及远东地区的影响力，突破美日在远东地区的对俄围堵。2000 年 7 月，普京访朝，两国发表《俄朝共同宣言》，此后，金正日和金正恩特使崔龙海多次访俄，两国关系得以恢复。但是，由于近年来俄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承诺的对朝援助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两国关系再难以回到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关系。1990 年，苏联与韩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始了直至当下的南北平衡外交。俄发展对韩关系主要出于经济目的，企图借助韩国的技术、资本、援助加大远东地区开发，韩国则对俄石油、天然气、煤炭、矿产资源、潜在市场很感兴趣，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2002 至 2013 年，两国贸易额增长了 10.7 倍，达到 226.4 亿美元。2004 年，两国关系从"建设性互助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2008 年又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
五、世界级力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在冷战后并没有弱化韩美军事同盟，相反韩美日准军事同盟关系发生"北约化"的趋向，美国也没有大幅度改善对朝关系，仍大体延续着经济上制裁、军事上威慑、外交上封锁、意识形态上渗透等敌对政策。究其原因，美国不可能孤立制定对朝政策，一方面，必须站在制衡中国的东亚全局角度制定对朝政策，另一方面，对朝政策的转变直接影响韩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必须充分尊重同盟国的意见。
面对中国的加速崛起导致的原有东亚秩序的失衡趋势，2011 年 11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女士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标志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正式起航。希拉里将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及价值观利益视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三大核心利益。三大利益最终指向不容许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可以对美国的东亚霸权构成威胁的大国。
虽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平衡对象很大程度上是专指中国的，但由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密切相关，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可避免的影响到美国的朝鲜政策。朝鲜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发展核导武器成为被迫选择。
一方面，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身就要求对朝进行压制。朝鲜的核导武器和"独裁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美国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利益，美国的平衡对象必然包含朝鲜，美国在韩国的前沿军事部署以及美韩、美日同盟则是应对朝鲜威胁的物质基础。另外，为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对抗，美国一直将朝鲜威胁作为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的理由。
另一方面，美韩、美日军事同盟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基石，同盟关系的深化也必然间接影响到韩、日与朝鲜的实力对比和关系构建。作为韩国保守势力代表的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积极迎合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韩美两国于 2009 年6 月发表了《韩美同盟共同愿景 》，宣布将韩美同盟提升为保证朝鲜半岛、亚太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未来的"综合性战略同盟 ".韩将自身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也有自私考虑，即通过加强军事合作、巩固军事同盟，来维持与朝鲜的战略优势。也就是说美国利用深化韩美同盟来牵制中国，而韩国则利用深化韩美同盟来打压朝鲜。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的安全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日本反向利用美国深化同盟关系举措的成分和色彩越发强烈，加速了日本"国防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进程。
2011 年 6 月，日美"2+2"会议发表"迈向更加深化和扩大的日美同盟"的联合申明，会议制定了美日全球同盟的"新共同战略目标",将目标锁定在应对半岛局势和中国崛起上。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以来朝核问题相关行为体社会建构关系主要为：美韩、美日、中朝、中俄、朝俄、韩日为友好关系。中韩、韩俄、美俄、日俄、中美、中日为非敌非友关系。朝韩、朝日、朝美为敌对关系。新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以来，在原有关系基础上出现两种趋向，即中朝关系开始转向非敌非友，中韩关系开始转向友好。换言之，朝鲜面临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恶劣，朝鲜与中俄的同盟关系转变为正常国家关系，与美韩日仍延续敌对关系，而韩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则日益缓和，韩国与美日仍延续着同盟或准同盟关系，与中俄的敌对关系转变为正常国家关系，并有进一步发展为友好关系的趋势。中俄与美日从敌对关系转变成正常国家关系，朝鲜不得不独自面对韩美日的威胁。另外，朝鲜与韩国在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围绕半岛的社会构建关系和实力对比关系均发生巨变，最终导致半岛的安全复合体结构发生质变，朝鲜是这种结构巨变的唯一受害者，朝鲜不得不以某种自助行为--发展核武器来重新实现结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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