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前大国关系新变化的形势与政策论文(2)

大国关系新变化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

《大国关系变化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摘要：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一超多强”向多极化的巨大转变之中，大国关系也显露出明显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实践中，各大国不断因时因势就其对外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新塑造。美日欧等传统大国力量此消彼长，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力量迅速崛起，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世界力量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大国关系在变化中基本保持稳定，在竞争与合作中富有弹性，但同时大国间关系的复杂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相互竞争也更加激烈，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中国面临着这一历史性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所以，如何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新课题。

关键词：国际形势新特点;大国关系新变化;大国关系关注点

准确把握大国关系变化及其趋势是科学判断当前国际局势的重要尺度和关键因素之一。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1]“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国际形势变化的新特点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第一次在实质意义上的兴起，使国际关系正经历巨大变化。非西方国家的兴起并参与到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中，正渐渐改变着国际决策机制和西方主要的国际社会的主导话语权。

2003年10月，高盛公司提出了一个“金砖四国”(BRICs)的概念，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四国正成为最具潜力的经济增长国，并在报告中指出，在未来50年时间内，金砖四国将成长为世界主要的强大经济体。[2]这四国都属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政治体制不同，在西方看来，俄罗斯是典型的威权主义国家，中国是共产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巴西与印度则是实行西方民主政治但民主质量并不高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文明属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属于东方文明，而俄罗斯和巴西则是西方文明的边缘。但是，这四国的经济具有同一性，都是典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利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成为冲击美国霸权的主要力量。所以，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改革是这些国家崛起的两大原因。2005年底，高盛公司又推出“新钻11国”——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四国的11个新兴市场，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和越南[3]。2007年，日本学者又提出“VISTA”五国的概念，代指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兴起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根植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这种趋势的出现应该部分归结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性错误认知。冷战的结束并不是美国以战胜国姿态战胜苏联的结果，而是苏联由于国内外矛盾主动放弃共产主义的结果，是从内部实现政权的更迭和国家性质的转变，美国只是无战而胜之。但是美国却将苏联的失败等同于美国的胜利，把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于是，美国的盲目自信导致对俄决策失误，在冷战后像对待战败国一样对待俄罗斯。俄罗斯民族有根深蒂固的大国主义思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加，加上普京的强硬个性，对西方的反击是必然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根源更深，既与文明差异有关，又与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关。美国在冷战后不仅不努力缓解伊斯兰世界的不安全感，反而极力袒护以色列，对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动辄采取各种压制和制裁手段，羞辱式地对待巴勒斯坦精神领袖阿拉法特，造成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极端仇恨。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所谓逆向演变不是说双方将从盟友关系演变为敌对关系，而是指欧美加速渐行渐远、日渐松散。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四)整个世界的思想界精英和普通民众对于美国运用其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的态度都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一现象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冷战结束后，美国乘势全力在世界推进美国式民主。21世纪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这种高涨的势头渐渐面临许多问题，如“哈马斯困境”。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化政策遇到种种挑战，措施难以施行，许多知识精英对美国这样强势并一意孤行地推行民主表示反思。2001年12月，《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对哈佛大学亨廷顿的访谈——《睁眼看世界》[4]，其主旨思想是世界需要有效的公共权威。亨廷顿在此次访谈中批评了20世纪90年代存在于美国和西方世界中的“民主浪漫主义”，并认为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现在更需要的不是什么美好的民主，而是有效的公共权威。曾经令美国感到高兴与自豪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现在看来绝大多数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美国需要对推进民主的方式进行反思。2006年1月，巴勒斯坦在美国大力推动之下，进行民主选举，结果以消灭以色列为己任的极端组织哈马斯获胜，以色列对美国天真盲目地推进民主也产生了疑问。总之，美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以及整个世界对美国四处盲目推进民主的质疑声音正在增加，相应的，美国推进民主的动力正在减弱。民众对民主的激情也在降低。

总体上看，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国际形势在朝着复杂的方向发展，其不确定性也在增加。

变化的国际形势下的大国外交政策调整

大国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都正努力寻找自身的定位，进行外交政策调整，协调各方关系，试图使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一)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第一，近来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显著表现就是全方位推进“转型外交”，以美国的模式来改造世界。2006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正式提出“转型外交”学说，被称为美国的“外交新战略”。[5]美国外交的新前沿包括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以及印度、中国、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正在崛起的地区性主导国家。转型外交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促进国家类型的转型。美国要通过外交推广其界定的民主，从而促成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建立民主国家联合体。从布什第二任期起，美国的国际战略开始从极端保守主义向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倾斜，但推行民主仍然是主轴。第二层是美国推行民主政治的手段和工具的转型。[6]用军事手段甚至是单边军事手段促成其他国家的政体转型对美国来说代价极高，并且用这种方式促成的民主政体很难稳定下来。所以，美国开始使用“转型外交”，推动民主的手段开始从外力强加向内部催生转型，就是通过非军事的各种手段如依靠所在国的反对党或者非政府组织从内部来催生所在国的民主化。第三层是美国外交更加重视外交形式的有效性。公众外交在美国外交日程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转型外交将重点领域从欧洲转向亚非拉，将外交对象扩展到民间，援助与民主挂钩。布什政府提出“转型外交”是与其政治处境密切相关的，是美国基于国外困境和国内反对而做出的姿态转变，表明美国政府确有调整对外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想法。但是这一提法出台以后，美国由于注意力被一系列问题牵制，疲于应对，根本无暇顾及这种转型外交的真正实施。所以，“转型”外交更多的是布什政府面对国内外困境所做出的一种看似“积极”的姿态表示，而没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指导方针。

第二，推动民主价值共同体建设。推进民主是美国外交核心任务之一，美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民主大家庭。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建立一个民主价值共同体。美国朝野关于以民主价值共同体为核心建构国际秩序的理念正日益成为主流观念。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对外关系上美国历来有传播民主自由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开始接受有必要扩展民主的观念。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逐渐占据决策上风。他们强调，美国不仅有能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动民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自由派人士则相信民主价值共同体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核心基础。在处理与盟友的关系时，美国会更加注重强调共同拥有的民主价值观，并以此作为维护相互关系的重要纽带和沟通彼此认同的契合点。

第三，重视地缘政治合作，加强与欧洲关系特别是与法德的关系。虽然美国2003年抛出了“新老欧洲”之说，把反对美国对伊战争的法德等国称为“过时”的“老欧洲”，然而，实力和影响力强大的“老欧洲”却是美国无法回避的现实。西欧是美国在整个西方世界中最主要的伙伴，其地缘战略地位对于美国来说有如生命线一样宝贵。尽管双方存在着诸多分歧和矛盾，但是合作与发展是美欧关系未来走向的主要脉络，所以美国会加强与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关系，推进地缘政治合作的进一步开展，这是美国全球战略安排的一大依靠，因为单凭美国的力量是难以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

第四，安抚俄罗斯，防止俄罗斯的强力反弹，挤压安全空间的同时采取安抚策略。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从“颜色革命”到建立反导系统，不断在俄罗斯的“前院”和“后院”“放火”，已经惹怒俄罗斯，双方矛盾尖锐，主要集中在导弹防御、科索沃地位、伊朗问题这三个焦点上。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在波兰和捷克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提议;美国支持科索沃独立，而俄罗斯则表示反对并要求继续谈判;在伊朗问题上，两国围绕是否应该对伊制裁争执不下，互不相让。所以，为防止俄罗斯反弹，美国需要及时灭火。2007年5月，赖斯对俄罗斯展开安抚之旅，试图缓解两国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7月，普京访美，布什总统精心安排访美行程，并将元首会谈地点放在老布什位于东北部缅因州的庄园内举行，试图以特殊安排挽救俄美关系。可见，美国在挤压俄罗斯战略和安全空间的同时，还时刻提防俄罗斯的战略反弹和过度反应，避免擦枪走火。

第五，试图将北约功能全球化，服务美国战略利益。同时加强美、日、印、澳合作，倾力打造亚洲版北约。冷战后，美国基于北约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将其从一个“冷战时代的地区性军事集团”，转型为21世纪“全球性的政治和军事同盟”。2006年11月底，美国在北约首脑会议上，信心十足地提出“北约全球伙伴关系计划”。主张北约“将由区域性走向全球化”。主张北约成员国的大门应“对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敞开”，以及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理事会”，使北约的合作伙伴“遍及全球”。[7]美国之所以热衷于北约全球化，主要由于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双重化，既要反恐和防核扩散，又要遏制其他大国，这就造成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耗散。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更是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全球行动资源严重不足。在后来的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美国事实上都受到了行动能力有限的制约。美国希望借助北约的招牌来勾起所谓“民主”国家的认同感，并希望在寻找共同点的过程中恢复美国原有的影响力，也希望北约能够多分摊军事费用，还想引诱北约国家安装导弹防御系统，以此来拉动美国经济。因此，美国需要更多的能够行动一致的全球合作伙伴。然而，黎以冲突的后期，美国曾试图仿效阿富汗模式，授权北约派遣部队负责黎南部的安全，监督停火决议的执行情况，但遭到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反对。看来，北约要从欧洲走向“全球化”，还面临许多掣肘和挑战。同时，“全球伙伴关系”计划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非北约成员国的合作，[8]“让日本、澳大利亚等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参与到北约联合军事演习及制订共同防务计划等事务中去。同时谋求与印度等国扩大合作范围。日本对美国竭力加强美日印澳合作以及打造“亚太版北约”的举措甘之如饴。美国积极促成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形成了美、日、澳三角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两翼。美、日积极向印度招手，促印度加入其推动建构的“亚洲民主轴心”。印度并未明言参加这一具有军事性的联盟，但在行动上早已站在“亚洲民主轴心”队列。美国的目的是想把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方向上自己可以调动的战略行动资源纳入同一个多边军事条约体系。这样，在应对世界各地的战略危机时，美国可以依托这个全球性的军事联盟体系来指挥更多的力量，更快地部署行动。

第六，进一步增加超强军事实力，力图保持军事绝对领先地位。操纵全球反恐议题，谋求战略话语权。美国当前的军事力量无可匹敌，实力超群。2006年美国国防预算为4393亿美元，与2005年国防预算相比，增加了200多亿美元，增长4.8%，超过2005年美国经济3.3%的增长率，而这其中还不包括用于伊拉克与阿富汗的500多亿美元战争费用，在2007年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4480亿美元。[9]美军在水下、陆上、空中和太空都占据绝对优势。第四代战机已经开始装备，第五代战机也开始生产;太空技术更是遥遥领先，军事基地遍布全球。美国不容许任何潜在的挑战者威胁其军事地位，竭力保持军力的绝对领先。为了在全球行动的方便，继续主导国际主要议题，美国将反恐作为世界的主流话语。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事务的中心议程中，反恐都是热门话题。

第七，加强与中国的沟通与协调，接触与遏制并存。近来，美国虽然绝对实力在上升，但处境并不好。全球很多问题的出现使得美国更倚重中国，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与中国“接触”，期望中国扮演“利益攸关方”角色。所以，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非洲问题和全球气候问题上，美国都积极与中国接触，期盼中国发挥积极作用，替美国分忧。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戒备心理也在加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两个声音都十分响亮。美国调整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加强与日、澳关系，组建“亚洲版北约”，拉拢印度、越南等国对中国形成战略合围。美国的“转型外交”也有中国因素，宣称要“在中国内部寻求可能的任何因素来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10]在国际上，将一些问题归咎于中国，对“中国制造”进行抹黑等。

(二)欧盟外交政策的变化

当前，欧盟的对外政策也正经历着变化，这一变化在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特征。

1.内部层面

政治上，《欧盟宪法条约》在2005年先后遭到法国和荷兰的否决，欧盟陷入长达两年的制宪危机，体制改革成为“成长的烦恼”，一体化进程受到挫折，暴露出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危机和欧洲联合后政策整体实施的不满，欧洲政治精英们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内部以解决欧洲联盟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相应的，对外政策不是重点。另外，欧盟扩大后的内部协调问题显现，由于每个成员国在外交、防务、税收、司法和社会事务等敏感问题方面都拥有否决权，15国尚难达成一致，而27国就更难发出一个声音。因此，欧盟的决策机制有可能陷于瘫痪。欧盟有待加强自身能力，加强成员国内部协调，保持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并在欧盟机构体制、共同农业政策、地区结构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协调。[11]2007年10月，欧盟里斯本峰会的27国领导人终于就取代《欧盟宪法条约》的新条约达成一致意见，是为取代《欧盟宪法条约》的《里斯本条约》。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议会审批方式核准条约，而无需举行可能导致条约遭否决的全民公决。新条约将于2009年1月生效。[12]《里斯本条约》保留了《欧盟宪法条约》中改善欧盟决策机制、扩大欧盟负责外交的高级代表的权限等重大举措，体现了欧宪的初衷，即提高欧盟的决策效率，进而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它的出现对于结束欧盟宪法危机、促进一体化有重要的意义。欧洲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美俄矛盾的牺牲品。美俄两大强国在较量，而欧洲则受气。美国加强在东欧地区部署反导系统，导致俄欧关系紧张。

经济上，以福利化为特征的欧洲经济弊端不断，过高的福利保障不仅对促进就业造成阻碍，而且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存在结构性缺陷，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例如，增长率低迷、福利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财政压力巨大等，而欧洲民众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欧盟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就业，造福于民。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欧洲福利国家纷纷陷入福利制度的危机当中。欧盟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民生吗?这是普通民众问得最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欧盟成员国内部都加强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向美国靠拢。美国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个人主义，注重自主抉择、自由创新;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推行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原则。欧洲的市场化主要是减税和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凸显自由经济的色彩。但是在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也都处于“改革难、不改也难”的两难境地。2006年，德国的社会福利改革就遭到成千上万人的抗议，而英国则出现百万市政工人举行的全国性大罢工，这是英国8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罢工。[13]

2.外部层面

首先是协调美欧关系。美国始终是欧盟最重要的伙伴，欧美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价值观方面有共同的信念，在安全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经济上相互渗透、利益交织，两极格局时期建立起来的多种联盟体系仍起作用。虽然双方在伊拉克战争这个问题上曾一度关系紧张，矛盾激化，但是根本利益还是毫无动摇的。双方的分歧只是用什么方式和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而已。“三驾马车”新领导人上台，由于共同应对重大的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需要，开始弥合对美政策的裂痕。最值得注意的是德国默克尔提出的“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2007年4月，美欧峰会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不仅意味着美欧之间旧有经济矛盾的进一步舒缓和消解，而且为今后双方实现经济一体化和构建单一市场打下了基础。同时，会议决定成立“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14]另外，欧美两大经济体忽略政治分歧来谋求经济合作，一定程度上是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视为挑战，旨在应对潜在的竞争压力。总之，双方都在整合经济合作和贸易区的有关资源，推进经济一体化。但是，由于美欧经济的复杂性和各自可能面临的国内保护主义压力，默克尔的设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还不得而知。

其次是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较重，经济民族主义抬头，有较强的对华因素。[15]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以及自身经济竞争力下降，欧盟想依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应付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特别是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税，限制中国产品进入，对中国进口纺织品设限，贸易保护增强，“进攻性政策”增多。从前反全球化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抱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现在发达国家不再是经济全球化的完全赢家，也开始尝到全球化的苦痛。经济民族主义抬头正是欧洲竞争力下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此前处于强势地位的某个权势一旦面对危机时都有一种内敛化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就是各国在危机面前都筑起贸易保护的高墙，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西方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经济的结合在增强，将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则会增添问题的复杂性，损害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利益。

再次是积极主导全球气候变化议题，试图维持其国际话语权。近年来，各国不断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严重后果。气候变化不仅成为重要的政治话题，更是大国角力的重要领域。气候问题严重性愈明显，欧洲也就愈积极主动，主张发达国家在对抗全球变暖问题上应该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甚至不惜与美国抗争，同时也呼吁，发展中国家对此也应做出“公平的贡献”。究其动机不难发现：其一，显示其道德优越性，赢得声誉，试图在对抗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领导地位以便提升全球影响力，弥补“软实力”的不足。德国默克尔称欧盟必须在全球气候保护方面充当先锋。其二，制约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也就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时期，欧盟通过强调发展中国家也要“公平”承担气候问题责任，就是要限制这些国家工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制约其经济。随着亚洲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欧洲工业的远景堪忧。但如果能够成功地将环保确立为国际经贸谈判中的核心规则，那么就可以借此对全球经济进行重新洗牌。其三，不排除欧洲对全球日益变暖及其影响的关注。当前，全球变暖已成为必须重视的问题，南极和北极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拯救地球”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气候问题将来必是国际政治的重大课题。

(三)日本的外交政策调整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反映，考察外交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就需要对国内政策进行探究。首先，日本在小泉时代就开始了以“邮政民营化改革”为标志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是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日本特殊的市场经济当中。日本的经济主要建立在大财团和大企业的基础上，而这些大财团与政府的关系极其密切，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其次，日本经济的复苏。2005年日本GDP增长高达2.8%，在G7国家中表现仅次于美国，而2005年第四季度日本GDP增长更是飙升至4.2%，甚至让同期的美国也相形失色，2006年经济增长率达2.2%。[16]经济的高增长预示着日本最终走出了多年的经济停滞阶段。“中国牵引论”、“中国特需论”认为日本经济复苏是托“中国特需”的福。以往日本的出口大多依赖美国，然而，在2003年日本向中国的出口总额近14万亿日元，同比增加33.2%，创历史新高，并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额。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复苏的确是有作用，但起主要作用的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日本经济在经历了十余年的衰退后，基本上也到了复苏的周期，也就是说泡沫经济的周期性即将度过，经济的复苏已经来临。再次，法律的调整，即修改宪法第九条，从而为其海外军事行动提供便利。政治大国是日本寻求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目标。虽然宪法第九条还没有修改，但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等事件发生后，日本凭借有利的国际条件，实现了“海外军事行动自由”。2001年10月，日本通过一项反恐法案——《海外派兵法》，允许政府向国外派遣战舰，以支持美国领导的对阿富汗军事行动，从而首开日本自二战以来向海外战场派兵的先例。同时，日本又迅速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海上保安厅修改案》。《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成为二战后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争时期开赴外国领土的第一个法律，开辟了战争期间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道路，这是日本战后安全保障政策上的重要转折点。所有这些都是与日本宪法精神相悖的，所以说宪法第九条实际上已经架空。日本加速向海外派兵的事实表明，日本已初步实现了由“内”到“外”的战略转型，这必将对世界安全、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日本在进一步靠拢美国的过程中获得海外派兵的好处，但是并未处理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所以2006年9月安倍上台后随即调整亚洲政策，提出“亚洲门户计划”。2006年11月，麻生提出“价值观外交”，明确表示将美、韩、澳、印作为“亚太民主国家群”的核心，推动“民主共同体”建设，建立所谓“大亚洲”伙伴关系，呼吁印度、澳大利亚、美国与日本组成新的四国战略与经济联盟，在欧亚大陆外围形成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17]，推动亚洲合作。2007年9月，福田上台后也表现出“新福田主义”的亚洲外交政策倾向。日本加强美日同盟，同时，对美日印澳大同盟构建的热情并不亚于美国，但是其亚洲外交的目标和方向经常发生变化，缺乏根本的指导思想。总体来看，日本外交的战略方向并不明确，处于目标“漂移”状态。

(四)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新变化

俄罗斯最近一段时间外交姿态显示出强硬势头，进攻性锋芒毕露。2007年8月，俄罗斯恢复了中断长达15年之久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例行战斗值班飞行，以应付“其他军事强权的威胁”。8月2日，俄罗斯在4000多米深的北冰洋洋底插上了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宣示对北极的领土要求。俄罗斯这些咄咄逼人的举动正是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反映。

政治出现稳定局面。普京推行强人政治，强化总统权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使国家政权体系高度一致，利用政权的力量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18]普京主持的联邦制改革初见成效，联邦主体合并稳步推进。同时，普京修改相关法律，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党”，促进政党体制发展。另外，普京提出的“主权民主”更压缩了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回应了西方的批评。

俄罗斯经济走势良好，崛起势头强劲。2000年以来，其经济连续保持了7年的高速增长，2005年GDP达7658亿美元，2006年超8600亿美元。[19]以油价上涨为代表的能源因素成为其经济复苏的强大驱动力。能源产业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占其工业总产值的30%，[20]为政府创造了54%的预算收入和45%的外汇收入，对GDP贡献率达30%。俄罗斯实施以能源为重点的外交新战略，金融实力显著恢复，财政盈余增加，外债水平逐步降低，2006年外汇收入达30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和中国。

对外政策方面，俄罗斯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对西方的积怨正在爆发。以2007年2月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为起点，普京狠批美国滥用武力，展现出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随后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问题上，俄罗斯态度强硬，与美国激烈交锋。但这种进攻性的外交态势究竟能够持续多久，还是疑问。是否凭借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来迫使美国与之进行某种交易，打美国牌?还是基于国内选举的需要，在临近选举时通过这种方式来调动选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以赢得支持?还是真正作为一种战略来实施?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