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论文
建国初期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都是学术界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论文篇1
浅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历年来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多集中于对其采取的政策、步骤、方法及其结果和影响方面，而对于在此过程中人们认识和心态的变化涉及甚少，本文试图从决策层特别是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的心态和认识，还有民族资本家在改造中的心态的调整这方面入手来分析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
一、决策层核心对于资本主义的心态和认识
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定，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恢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这样的形式下作为决策层核心的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的心态和认识是非常复杂的。
1953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相对比较完整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又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尤其是与同民主党派、工商界一些代表座谈时，他进一步肯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到最终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三大改造开始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变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毛泽东不再是特别的强调保护和利用了，他开始考虑“限制”政策，他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要受限制甚至任其泛滥，中国的资本主义必须被加以限制。
首先，开始消极地认识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更着重资本主义的积极方面，如进步、前进和上升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转变了他以前的认识，他说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观点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在加强认识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
其次，降低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和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之前是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经济放在同一起跑线上，一碗水端平，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注重国营经济，强调国营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贬低甚至批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资本主义，当然这样一来，国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就不可同日而语，而私人资本主义地位和作用则大大降低了。
在毛泽东看来，“消灭私有制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消灭私有制就是把私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内的一般私有制都消灭了。他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同资产阶级一次次的较量，发现没有看到或者很少看到对于消灭私有制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只是一味地强调其消极作用。因此，当时的认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的变化在总路线提出后最带有实质性的变化。
由于改造过程中公私合营进行的非常顺利，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匆匆完成了三大改造，导致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当时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得相当彻底，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却出现了吃饭、穿衣和行路难等问题。这时毛泽东开始思考问题出在哪里，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是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从1955年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错误开始的。当时是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提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这些话本质上是要全国人民抓住时机赶快发展，同时也有告诉人们必须消灭了资本主义才能发展更好的信息，最终导致在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因此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毛泽东必须对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进行反思。
总之，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这段时期，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是相当复杂的。有正确也有偏差，在前半期他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认识是正确的，而后半期则逐渐背离了正确的轨道，在前半期，在他的正确认识的指引下，党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而后半期导致后来在对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一再出现“左”或右的错误。
二、民族资本家的心态调整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我国三大改造中的重头戏，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曾经说过，我国胜利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的改造，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那么在这场重头戏中，民族资本家的思想和心态如何，这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虽然资本家阶级具体情况各部相同，人数多、差别大，但是其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是非常相似的，至少差别非常小。整体上说，资本家的心态也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起伏考验，即从刚开始的疑惧、不满到中间的与代表国家的国营经济较量再到最后服从国家的过程。
首先，初期，总路线刚开始公布的的一段时间里，资本家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表面支持并拥护但内心却极为不满。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社会上公布后，大的资本家和小的资本家内心想法是不同的。当然对于那些企业规模较大的工业资本家就不同了。他们有技术、企业发展很好，这些资本家不甘心就这样把资产拱手相让，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损失小一点，积极争取公私合营，特别是在同业工会担任有重要职务的那些上层的资本家，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基于他们的相对优势，为了在与国家进行合营之前把地盘扩大并且更充分的提高身价，也为了公私合营后保住甚至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职权，他们在准备合营时这些大的资本家的动机是要积极充分的争取。而对那些中小资本家，由于企业情况较差，再加上技术落后或者没有技术，他们的动机实质上是要赶快丢了这个包袱，但是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所以他们表面上也是表示要积极争取公私合营。中小型工厂的资本家，他们认为目前尚不具备条件，有的和还国家较量下，而有的则干脆把这个包袱直接丢给国家，如中南茶厂詹秋成就发牢骚地说：“‘逐步’也不是这样‘逐步’法，我们接受改造愿意给国家利用，希望政府指导，而政府总拿我们踢皮球。”而那些情况较好的企业，他们能躲就躲，他们找一些借口，说条件不够有困难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不同层次的资本家由于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他们在实际活动中出现各种消极表现，主要是各种对抗对他们进行的改造。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颁布以后，各级资本家都受到不同程度震动和影响，即便是那些积极要求改造自己的资本家，在内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其次，公私合营触及到了资本家的切身利益，资本家对自身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各种要求，到最后甚至出现了挑拨工人与政府的关系的情况。当时这些情况被当做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且日益复杂。当时历史条件下，实际上这是他们非常无奈的选择，是适应新的 社会 政治 发展的需要也是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被动的抉择。
最后，到改造后期，由于宣传 教育做的越来越好，很多资本家心里开始倾向国家了，他们很多是内心服从国家。例如 工商界来的资本家，绝大多数资本家开始认真思考前途问题。他们的思想境界确实提高了。
这一时期无论是大的资本家还是中小的资本家，他们都从内心想要跟国家合作，那些大的资本家的企业大多已经实行合营或正在筹备合营中，他们思想不在波动，特别是那些在政治得到好处一些代表性，他们深刻感觉到定息给自己带来了利益，并且那会对自己的前途带来更大好处，他们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核心，基本上他们没有理由不去带头推动改造。对于那些中小的资本家，对全行业公私合营也表示拥护，他们急于争着要公私合营。很多小的资本家当他们看到全行公私业合营后，自身切实得到了好处，他们兴奋了。他们说：“过去企业困难，度日如年，现在觉得有了信心和希望，都在想办法克服苦难， 工作也积极了。”当然，这不能代表所有的资本家，个别资本家由于对国家的政策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改造仍存在一些不满。
总的来说，在改造过程中资本家这个基层的这种从不满到中间与国家较量再到最后服从的心态反映了他们内心的矛盾和无奈，但不管怎样最后都走向了社会主义。他们不得不走的这条道路，最终由于用和平方式改造和合理制度的 应用，使那些资本家终于感到了 心理平衡和对前途的无限期待。
三、结语
社会主义的改造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十分微妙的时期。一直以来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必然要把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在此期间，作为中央的决策层的核心的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有着自己的思考，他的心态和认识上的变化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民族资本家们在大势所趋面前，尽管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动摇或反复，但终于都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论文篇2
浅谈国内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摘要]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农业经济活动，意识形态特征十分鲜明，且政治意义高于经济意义，这一特性在当代中国经济运动史上具有普遍意义。梳理20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围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起因、农业合作化加快原因、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关系、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和教训、与苏联集体化模式对比等问题，对已有成果主要观点进行了整理及考察，并对其学术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毛泽东
1950年代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苏联集体农庄为模式、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宗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目标、以行政手段而非尊重经济规律的方式展开的一场农村全方位变革运动，它试图以变更农业生产关系为基础推动生产力的提升进而改变农村经济状态，在组织形式上完成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跃进”，生产方式从个体劳动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重要变革，直接效应是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公有制，农村社会由此进入了国家权力高度下移，广大农民被束缚于土地，农业生产陷入了长期的低效率、低增长的状态。此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成为支撑此后30余年间计划经济体制运行、工业化高积累的重要环节。
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但由于管理体制严重脱离实际，导致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农业生产因违背经济规律的运作而在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道路上陷入困境，极大延误了农业生产的改良及农民生活的提高，成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与经济的缩影。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农业经济活动，意识形态特征十分鲜明，且政治意义高于经济意义，这一特性在当代中国经济运动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然而直至1980年代末，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国内学术界，对“三大改造”特别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仍持基本赞同的观点。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多种经营下的农业效益大增，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道路及其巨大成就，促使众多学者反思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其政策的特性、实际作用及经济、社会意义提出了质疑。同一问题的评价如此大起大落，使得本课题的学术史十分耐人寻味。
近年来刊布的有关档案史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下册)①，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汇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汇编(1953—1957)》(农业卷)④，以及23个省、市、自治区编辑的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料等，提供了良好的史实基础，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细化。
据对1988—2008年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收录论文的统计(截止2008年l2月1日检索)，国内学术界发表的有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文共17860余篇，其研究多集中在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农业合作化加快的原因、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关系、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上，基本涵盖了农业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展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原因的研究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本质，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作用下转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其次才是农业经营方式的转换。因此，这场运动的理论来源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成为探讨的热点。
1.关于必然性的讨论l980年代中期前，学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个体经济无力扩大再生产，生产效率极低，极易产生两极分化等，合作化运动是农业发展的必然道路⑤。这种观点此后仍有影响。李建忠指出，中共将农业合作化道路视为解决建国初期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时的制度性选择，也是历史条件下的必然⑥。叶扬兵认为，大农经营优越论兴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价值观的渐趋主流、苏联计划经济思潮的影响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然性⑦。佘君、丁桂平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土改后个体经济制度没有束缚生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也非农民的自然选择，而是l950年代初国内外局势及经济条件的产物，决定性因素是中共对农村发展道路的主观选择⑧。苏少之认为，土改后农村趋势是中农化，而非“两极分化”⑨。董国强指出，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集体生产积极性则是特定客观条件限制的结果。他不认同土改后农民个体生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观点⑩。
2.关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江红英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起，农民的诉求、工业化要求都不是决定因素，中共的政策才是根本性因素⑾。因此，在中央决策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便成为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张继昌指出，毛泽东力主土改完成后即搞合作化，认为否则农业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无法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可能、工业化难以完成。当时党内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主要是没有比较中国与苏联的国情，没有认真研究土改后毛泽东的思想所致。他们考虑具体问题多，考虑政治问题少⑿。徐长春认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以及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加上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与经济机制的惯性，毛泽东极易接受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他认为，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以工业发展为中心，剥夺农业的产品和资金积累去发展大工业，导致农业变成了工业“殖民地”，久之演变成巨大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广大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3].
3.关于党内争论高峻认为，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后期产生思想分歧，原因较多：1.对农村合作化形势估计不一;2.缺少调查研究;3.舆论界对合作化中后期毛泽东认识的误导;4.毛泽东和邓子恢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同见解，毛泽东认为合作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邓子恢则认为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5.“左”倾思想的不断滋长[14].许建文认为，毛泽东在他与邓子恢的四次争论中存在着认识误区，对农民个体生产和互助合作积极性的矛盾和目的缺乏全面认识;对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缺乏科学判断。争论的结果导致人为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领域产生了所有制求纯和发展速度求快的“左”的错误[15].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理论及思想根源的看法逐渐出现较大变化，在对运动的必然性、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认识上也有分歧，对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多持批评观点。这种学术观点的演进，与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有莫大关系，现实推动着学术界对所有制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
二、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关系的研究
1950年代初，新政权所以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除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和上述意识形态原因外，现实的原因则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提高农业生产，扩大农业对工业品需求，为国家工业化进程提供积累和需求动力。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贺耀敏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农村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它既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的组合和提高。首先，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组织具有较强的内部积累机制，确保积累的有限资金能最大限度地用于初级工业化，对农用机械、日用工业品的需求不断扩大，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逐渐缓解粮食供求矛盾，同时保证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较快的发展，并不致引起较大的社会动荡，并为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创汇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农业合作化运动不仅具有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内容，更有为社会主义初期工业化积累资金、提供支撑的经济内容。
前者是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政治变革历史意义的关键;后者则充分展示了中国工业化的艰巨性以及农业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16].贾少红指出，l950年代初，中共对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关系的合理化认识有四：工业化是党的工作重心;农业合作化是工业化的前提;农业合作化为工业化提供足够低廉的农产品;工业化为农业发展提供主导性条件。但中共的认识也有偏差，如将农业合作化等同于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过高估计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能力。历史证明，农业合作化并非农业适应工业化的必经之路，工业化需要农业的大规模生产，但形式可以多样;合作化与农业生产提高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此外，当时的工业化发展尚未达到急需农业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17].王玉玲强调，以农业合作化改造个体小农经济，必然导致向农业集体化的转变。
但无论是乡村工业的发展还是农业工业化，基础在于形成自主的市场主体。初级社对劳动者劳动力所有权和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占有权的承认，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提供了条件。随着农业合作化改造特别是进人人民公社阶段，人民公社既是行政机构，具有生产资料占有权、生产经营权、财产处置权与管理权等，在此情况下，自主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出现。如果说集体化对农业集约化经营有贡献的话，也只是在规模方面，但组织规模过大，管理混乱，分配上平均主义严重，“吃大锅饭”等问题日益严重，加上人民公社完全取消副业生产的家庭经营，更加排斥商品经济，农业市场化道路被彻底阻断，农村工业化也无法实现质的飞跃[18].
学界对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历来争议不断，建国后以重工业为龙头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及农业生产只有规模经营才能为工业服务的认识，演变成为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的思路，农业的合作化正是这种思路的结果。然而，当时政策的误区则是将农业合作化等同于大规模的生产经营，并将合作化视为管理农民的有效方式。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并不充分。
三、农业合作化加速原因的研究
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毛泽东等认为，运动需要10—15年的渐进过程才能完成。然而运动开展不久即被大大加速，其中原因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林毅夫等人认为，当时中共中央将农业合作化运动视为中国“赶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中加速的制度性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动力之一[19].李建忠则认为，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提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工业化建设对粮食、原料需求的增加，粮食供求紧张引发粮食风潮的现实问题，对合作化快慢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急于求成的冒进情绪，广大干部和群众向往社会主义美好社会所激发出来的合作化积极性等，都是农业合作化提速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受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影响，又借鉴国内老解放区农业合作社试办的经验，认定农业合作化能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解决与工业化需求间矛盾，主张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进程。
他把不同意见简单批评为“右倾”的做法，导致合作化规划多次改变，使地方干部滋长了宁快勿慢的心理，助长了党内的急躁情绪，最终使农业合作化以超出毛泽东预期的速度提前完成[20].温小雁认为，学术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原因分析不够，首先，多把1955年夏季视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的起点，实际上此时展开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是自1951年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急于求成和“冒进”做法的必然结果。其次，过多强调客观因素的作用，对于毛泽东的主导作用认识不够。
作者认为，农业合作化加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与建国后毛泽东深受经验主义羁绊，即新民主主义合作社实践经验和延安大生产运动经验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21].叶扬兵认为，1955年年底1956年年初，在“四十条”所描绘远景吸引下，许多农民抱着收入预期过高的心理纷纷加入高级社，这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预期加入高级社后收人大幅增加，不少(不是全部)农民加入高级社的确是自愿的，但是这种自愿是建立在收入增加的预期之上的，带有很大的虚假性和盲目性，缺乏坚实基础。因此，一旦加入高级社后收入增加的预期不能实现，农民的态度随之变化，这也是后来出现退社风潮的根本原因[22].
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特别是在对合作化运动具有多种客观因素的分析上取得了一致。然而，在制度性分析及毛泽东个人主导作用的认识上，学术界探讨不多，尚未形成共识。
四、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评价的研究
近20年来，围绕如何评价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问题，学术界观点不尽相同。历史时空中的思考与现实经验的启示，始终是相关论述的基本出发点和争议点。
刘庆呈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合作化、土地公有，消除了产生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避免了两极分化。2.部分地区发展起集体企业，积累了公共财产。3.促进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4.在经济低水平基础上，保证了城乡对农产品的需要，为工业化作出了贡献，也为工商业改造的实施创造了条件。问题在于：1.夸大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两极分化的情况。2.把合作化和发展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视农村商品经济为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3.生产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过多采用集体劳动形式，国家统购派购产品，分配按统一规定实施。
农民和合作社几乎没有自主权，无视农民生产积极性。4.纯粹的公有制与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极不适应[23].高化民还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经验有：创造了逐步过渡的形式，使个体农民顺利脱离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避免了破坏生产力，同时培训了农村干部，这是农业合作化的重要特征和成功经验[24].汪青松认为，围绕着合作化的时机和合作化的速度，党内发生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实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否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以及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如何与现实的农业生产力相适应的问题。既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评判这一运动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就只能是生产力标准[25].高照明从技术、制度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
他指出：1953年至1957年间，农业合作社制度下的集体性团体劳动，有效弥补了单户劳动的技术水平不足。1958年到1978年间，人民公社体制下利益激励机制缺失，加之无外来现代化因素介入的原农耕技术水平(人力、畜力为主)的停滞，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严重落后[26].林毅夫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2—l958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7.8%[27]，高化民也认为1953—l957年间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4.5%[28].温锐的统计则表明，l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后，粮食增长极少，牲畜大量减少，生产力受到了破坏[29].董国强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指导性思想及政策的失误，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左”倾错误，虽然时间、条件及程度均不同，但两者在思想根源上一脉相承。
不应把社会主义时期的“左”倾错误与“三大改造”中的政策失误截然割裂，应看到两者的内在联系[30].武力认为，中国于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不仅缺乏经验和严密计划，建设步伐迈得过大，超越了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是预期的王业化速度超越了国情，而不是农业跟不上工业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保证了“一五”计划的完成，实际上这种以牺牲农民利益和市场机制为代价的发展速度，不仅代价极高，而且难以持久[31].
回顾2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在史料的刊布、尤其在学术观念的解放与更新方面，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本文所述，仅是一个缩影。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至今为止，学界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的具体对象，仍然集中于政策研究，缺少具体论证，如单一省份或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个案研究不多，地方史料有待进一步挖掘。此外，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意识形态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制度性反思及对毛泽东个人主导作用的认识上缺乏更加深入的分析与考察。研究的角度较单一，涉及的学科较少，特别是在理论方法上缺乏突破。为了使农业改造运动的研究深入展开，区域性或典型个案的研究是不可绕开的学术话题。上述问题是相关研究应重点加以探讨的，也是未来这一研究整体推进、宏观定性所必须加以突破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④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版。
⑤马羽：《试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必然性》，《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
⑥李建忠：《是主观选择还是历史必然——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动因的再认识》，《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⑦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1页。
⑧佘君、丁桂平：《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性问题再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
⑨苏少之：《论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后的“两极分化”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⑩董国强：《试论农业合作化中的若干失误》，《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⑾江红英：《试析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及道路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⑿张继昌：《对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力主趁热打铁搞农业合作化思想动机的探讨》，《浙江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13」徐长春：《略论毛泽东过渡时期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6期。
[14]高峻：《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化思想的分歧及其原因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5]许建文：《我国农业合作化中的四次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6]贺耀敏：《党在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战略与农业合作化关系研究》，《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4期。
[17]贾少红：《我党对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关系的认识》，《理论探索》2004年第2期。
[18]王玉玲：《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9]林毅夫、蔡防、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5页。
[20]李建忠：《20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化提速原因探析》，《学术论坛》2008年第5期。
[21]温小雁：《对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原因的分析》，《历史教学》2000年第7期
[22]叶扬兵：《美好的远景和过高的预期——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之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3]刘庆呈：《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其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4]高化民：《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5]汪青松：《农业合作化运动评价的新视角》，《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5期。
[26]高照明：《农业合作化运动评析——从技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角度》，《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3月。
[27]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6—38页。
[28]高化民：《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9]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30]董国强：《试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若干失误》，《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31]武力：《略论合作化初期党对农业问题的三点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