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回归(2)

　　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成为20世纪的主流，获得了新的发展。当代西方出现多种新兴学科和方向，对科学和人文进行研究、探讨，有科学的社会研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等地兴起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CSS(科学文化研究)等。科学史学之父萨顿首倡科学人文主义，力图使科学人性化;中国亦提出“科学发展观”来解决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从而达到科学人文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实现人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为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扫清障碍。

　　科学的来源有哲学家和工匠两种传统，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对自然宇宙神秘的好奇心，到爱因斯坦，科学都是“纯粹科学”，是为了科学而科学，不是为了其他利益等因素;到了19世纪的近代科学，电磁学的产生把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结合起来，科学与现实生活关系逐渐密切。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到技术的利用，再到实用成果的产出，周期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是目前的常态，科技成为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时所进行的一种工具性的活动，它不单单是人与自然作用的中介，更已经广泛深入到人类社会之中，成为一种社会活动，它从本质而言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与社会系统的其他要素和规则融合为一体。科学与人文自然融合不可分。

　　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科技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科技的产生及其社会应用又受到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的决定。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人类世界观历经革命性改变，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认识的转变与演进。

　　科技创新需要先进文化的导向，需要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先导，也需要适宜的人文环境，“思想、价值观念和信念并非无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催化剂，不仅产生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当今科技现代化环境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关涉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观点，与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应作为有时代意义的“科学范式”，引起科学家和人类的关注及思考。

　　三、从人类的生存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现实基础

　　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

　　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人类历史和文化母体的“事物”，片面强调“科学理性”，关注逻辑性、实证性使得科学成为空洞的逻辑抽象，认知世界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世界相分离;科学不是工具，它对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重大作用，但是不可忽视其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在关注“工具理性”的同时应关注“价值理性”。拒斥意义世界的科学是没有生命的科学，不能称为科学文化。

　　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因而两种文化有对话和交流的共同点和可能性;人类生存的丰富性使得文化具有丰富多样性，把多样性的文化仅仅归结为一种样式。势必导致人的“单向度”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要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人文环境、科学的应用必然产生出特定的人文效应，科学家的价值观、人生观、情感世界、审美能力、伦理准则、艺术想象等人文旨趣，都参与到具体的科学活动中，这就决定了科学文化必然与人文文化相关联。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中，它们有着共同的追求目标，这就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文化丰富多样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