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有关中国梦的论文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毛概有关中国梦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毛概有关中国梦的论文篇一
《为实现中国梦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作者简介：郑德明，浙江省警察协会副秘书长，浙江省公安厅办公室调研员，公安部直属机关党校客座教授。
摘要：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又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0周年。回顾“枫桥经验”的诞生和发展历程，“枫桥经验”的精髓及其魅力在于，“枫桥经验”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和实践，是我们党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探索和实践，是贯彻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的典范，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担当的经验。公安机关在新时期继承和创新“枫桥经验”，要探索维稳规律、寻求久安之道;加强队伍建设、汇聚安民之才;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夯实维稳之基;促进公平正义、根植久治之本，为实现中国梦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枫桥经验”;中国梦;公平正义;和谐稳定
“枫桥经验”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总结出来的依靠群众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是中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又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回顾“枫桥经验”的诞生和发展历程，探讨“枫桥经验”的魅力所在，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对于贯彻党的精神，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探寻社会稳定规律，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枫桥经验”的诞生及其发展
(一)“枫桥经验”的诞生。1963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研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根据“前十条”的精神，中共浙江省委组织由省委领导、省公安厅领导和地县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到诸暨县枫桥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当时，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十分严重，运动一开始就有人提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等“四类分子”，要斗一批、关一批、杀一批。但浙江省委工作组到枫桥蹲点调查后认为，“四类分子”大多数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整个社教运动中，枫桥不但没有捕一个人，而且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枫桥捕人少、治安好的成功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约见当时公安部的一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示：“诸暨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发下去，回答二个问题：(1)群众是怎样懂得这样做的;(2)依靠群众是个好办法。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人看，短了有人看。你们要经常蹲点，做这种工作。”并对公安部的报告作了如下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这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对“枫桥经验”的批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批示精神，最终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中共诸暨县委署名形成了《诸暨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材料。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指出诸暨“枫桥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并将“枫桥经验”的材料作为附件转发全国，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热潮。由于推广了“枫桥经验”，纠正了当时全国捕人过多的“极左”做法，1964年至1965年，是建国以来捕人少、治安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
(二)“枫桥经验”的发展。“枫桥经验”的本质是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目的是缓解社会矛盾，调动人的积极性。自诞生之日起，“枫桥经验”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在“”时期，枫桥被改造的“四类分子”也没有参与打砸抢，“四类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守法或基本守法的。1977年枫桥破获的47起案件的52名作案成员中，没有一名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1977年11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14周年之际，浙江省公安厅对枫桥“四类分子”现状进行调查。当地干部群众说，地主富农安分了，没做坏事，早应该摘帽了。浙江的调查和群众的反映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决定在枫桥进行摘帽试点，在全国率先摘掉了所有“四类分子”的帽子。1978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记诸暨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的长篇通讯，介绍了枫桥摘帽的经验，在全国及海外华人华侨中产生了很大反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枫桥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又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治安出现严重问题。如何搞好新时期的社会治安，枫桥人又创造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依靠群众、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如果说1978前的“枫桥经验”是以改造“四类分子”为目的的经验，地主富农摘帽这一任务已经完成，那么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转向了依靠人民群众搞好社会治安，发展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经验。
任何一个经验都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都有它的生命周期。湖南农民运动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是夺取政权的经验，那么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了，这些革命的经验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井冈山的精神并没有过时，还要继承和发扬。同样，“四类分子”的改造任务已经完成，但“枫桥经验”形成的“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与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相统一”的“枫桥精神”并没有过时。因此，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发扬枫桥精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二、“枫桥经验”的精髓及其魅力
1963年毛泽东同志在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如此关注“枫桥经验”，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位有五千年历史的世界大国开国领袖，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我们也应以更高远的历史视角和更广阔的政治视野，把“枫桥经验”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坐标上来进行分析研究，深入理解和认识“枫桥经验”的历史内涵和重大意义。
(一)“枫桥经验”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探索奋斗的一生。1949年前，毛泽东同志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经过无数次成功与失败的考验，带领我们党和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49年后，我们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了执政党。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对此，毛泽东同志是有清醒认识的，也是有深刻预见的。1944年，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抗战胜利在即，中国革命成功的曙光就在前头，毛泽东同志感到夺取政权已胸有成竹，在指挥抗日战争的同时，已把目光投射到谋划全国胜利后如何治国理政的蓝图上来。1944年，郭沫若先生在重庆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一重要著作。郭沫若先生文中的甲申三百年，即1644年。这一年年初，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尽。北京的老百姓怀着“想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期待，欢迎李自成进京。但进京后的农民军，穷人富人一起抢，连手握重兵镇守山海关的明朝降将吴三桂也没放过，杀了吴三桂的父亲，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逼得吴三桂反水，投靠北方的满清。李自成进京不到3个月，就被赶出北京城。吴三桂领清兵入关，满清成了北京的新主人，李自成的大顺王朝也随之灭亡。短短一年内，北京先后换了三个王朝。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正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明王朝的覆灭，主要原因是官员的腐败。面对农民军的攻势，崇祯皇帝筹不到100万两的军饷。李自成进京后，从旧官僚手中掠夺的黄金白银达一亿两。百姓之怒，国库之虚，官员之富，由此可见一斑。重庆的国民党和蒋介石看到郭沫若先生的文章，非常恐慌，全力加以封锁。而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非常敏锐地意识到《甲申三百年祭》的重大意义，立即要求在《新华日报》及解放区的各大报纸全文发表，并要求印发全党作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教材。毛泽东同志想通过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告诫全党，在全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我们不要学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又败回来。所以，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临行前，毛泽东同志比喻进北京是“赶考”，并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①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巨大，即使在“”期间，毛泽东同志还特批姚雪垠写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出版。
从中国历史经验看，如果革命是“翻天”，那么通过暴力取得的新政权都面临几大问题：一是要防止旧势力的反扑和复辟，防止“变天”;二是迅速恢复社会秩序，让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国民经济，制定国家法律，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三是防止新生政权吏治腐败而“变色”，被人民推翻。对此，毛泽东同志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讲得很清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②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告诉全党：“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很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③同时告诫党内同志，要谦虚谨慎，“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④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变天”、“变色”成为毛泽东最担心的两件事。
古今中外历史证明，一个通过暴力取得的新政权诞生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对旧的势力大多伴随着血腥屠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把沙皇全家斩尽杀绝。即使到了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一手大唱民主人权之歌，另一手却用武力推翻了罗马尼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合法政权。齐奥塞斯库被处决，卡扎菲被活捉后又被打死，萨达姆被俘后又被吊上了绞刑架，这就是美国所谓的“民主”和“人权”。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有铁的纪律，不仅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而且优待俘虏。对人民军队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约束，才让人民真切感受到共产党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是仁义之师。有了人民的支持才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用武力反抗的旧势力进行剿匪斗争，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而对战犯和末代皇帝一个不杀，把他们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反动势力的上层代表人物改造成了新人，而分布全国各地农村基层人数更多的“四类分子”如何改造是个大难题。“枫桥经验”恰恰把那些记“变天账”的人改造成了真心实意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新的劳动者。武装的旧势力基本消灭了，没有武装的旧势力连思想上也解除了武装，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可以说，“枫桥经验”是毛泽东同志解放后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推行仁政善治的经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英明政策，不但避免了李自成、法国大革命、前苏联的老路，而且赢得了人心，迅速巩固了新生政权。“枫桥经验”是巩固新生政权很重要的一环，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一次成功的探索和实践。
(二)“枫桥经验”是我们党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探索和实践。中国革命历时20多年，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⑤要建设一个繁荣强大的新中国，需要建立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等法律和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中国近代以来，先后试过君主立宪、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孙中山的民主共和，都失败了。最后蒋介石实行的军事强人加法西斯式的专制，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更让中国充满白色恐怖。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采取什么政治体制呢?1945年在延安，有一段著名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如果说1800年前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是著名的打天下的对话，那么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则是著名的坐天下的对话。针对黄炎培先生关于“兴亡周期率”的担忧，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人民民主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全新的没有先例的政体。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相互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⑥
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让人民当家作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其核心就是大多数人对极少数的专政。有些人，包括党内的极少数人，把人民民主专政曲解为独裁专制和暴力。不错，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说过，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为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用强大的暴力镇压人民革命，人民只有用革命暴力反抗反革命暴力。1949年后，反革命暴力基本已被消灭，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使用暴力。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待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⑦如果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核心。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民主专政也不是对专政对象实行残酷斗争，而是通过教育改造使他们依法守法。所以，有人称这种体制为“文明的专制”，以区别于独裁专制。
我们再来对照枫桥当时对改造“四类分子”的做法，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要求在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为何要批示学枫桥?从毛泽东同志的批示和谈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毛泽东同志对因解放后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没有领会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不太满意，对放下武装的敌人捕杀过多，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1)群众为什么懂得这样做;(2)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实际是对有的领导干部没有贯彻他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批评，而且批评得很尖锐：“从诸暨县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所以，他要求把“枫桥经验”材料发给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因此，“枫桥经验”是贯彻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典型，是对我国如何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探索和实践。
(三)“枫桥经验”是贯彻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的典范。“枫桥经验”不只是枫桥人民的创造，而是从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到公安部、浙江省委、浙江省公安厅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晶。“枫桥经验”的诞生和发展过程，本身也是“枫桥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是一个不谋求任何私利，不谋求个人、阶层、集团和政党利益的党。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因为有了一切为了群众的崇高理想和宽广胸怀，才有相信群众的自信，依靠群众的自觉。这里就有一个世界观问题，就有一个对群众的感情问题。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分子，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吃的苦比群众还要多，不搞特权、不摆架子、不耍威风，群众才能认同你、相信你，自己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与群众交心交朋友。当时我们党的干部从公安部领导到省委领导都是打着自己的铺盖，带着自已的粮票，睡在农民家里，同群众促膝谈心交朋友的，这是“枫桥经验”之所以诞生的重要原因。很显然，如果不爱不信不靠群众，就没有“枫桥经验”。
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前提，但群众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我们党本身是由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的领导干部本身大多数来自普通群众。现在有的地方和单位，干群关系紧张，主要是有的干部“官”当大了，渐渐变了，有的走到了群众的对立面。一个真正践行党的宗旨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不仅要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且要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从“枫桥经验”的诞生过程来看，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群众也分不同的认识层次和水平，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认为要通过教育改造让“四类分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主张“武斗一遍，逮捕一批”，有的认为“对敌人只能打服，没有说服”，有“张飞式”的治保干部甚至提议干脆“一枪两个洞，毙了拉倒”。这些不能说不是群众的意见，但听取什么样的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工作队的指导思想、政策水平、工作作风和理论境界就起到关键作用。如果人民群众是一座金矿，那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就是发现矿中的金子并加以提炼的人。不深入群众发现不了金矿，深入群众但对矿石不提炼，那只能是矿石还不是金子。当年工作队的同志在深入群众中不断发现挖掘提炼，才有“枫桥经验”这一至今仍闪耀着光芒的金子。
对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领袖人物)关系的处理，既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党的历史上也有过深刻的教训。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创造推动历史的重大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重要区别。但人民群众中有杰出的人物和代表，他们来自人民，既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又是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当年连清朝的康熙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士，民之秀也，故得士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和否定人民群众中优秀分子的杰出作用都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当年陈独秀看不到工农中巨大的革命积极性，反对工农运动，结果造成大革命的失败。后来李立三、王明等又学苏联，强调工农出身，第六次党代会上选出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没有多久向忠发就叛变，成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叛徒。而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__等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内高级干部，却有崇高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慷慨赴死，英雄就义。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时又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引领群众，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我们既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打下江山的成功经验，也有盲目发动群众、相信群众，放弃党的领导、引领、教育群众的责任的教训。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这才是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的辩证法。党员领导干部是群众的“带头羊”，既是“羊群”中的一员，又是“羊群”中的标杆和旗帜。“领头羊”要有责任和担当，不能被动围着羊群转，误入歧途;也不能当“牧羊犬”，把“羊群”赶来赶去瞎折腾;更不能做混在“羊群”中的“狼”，欺压坑害“羊群”。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既要克服“脸难看、话难说、门难进、事难办”的官僚主义作风，也不能一切盲目围着群众团团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迷失了方向。公安机关不能放弃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原则，放弃对群众法制观念的教育、培养和引导。当年工作队成员，就是群众中的“领头羊”，既来自人民群众，又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成长为有理想有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他们既相信依靠群众，又引导教育群众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没有他们的坚持，“枫桥经验”就没有正确的方向，也就没有现在我们纪念的“枫桥经验”。
(四)“枫桥经验”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担当的经验。在对阶级敌人斗争越残酷更显示自己革命越彻底的背景下，当时的公安部、浙江省委和工作组，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敌人没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通过教育感化把他们改造成真心诚意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新人，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劳动者。更难能可贵的是，早在1965年，工作队就有把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的想法。这在当时的背景下需要冒多大风险，需要有多大的政治勇气啊。只有心中无私心，胸怀远大理想，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真理、勇于担当，才敢于总结出与全国大背景不一样，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协调的“枫桥经验”。正因为有“枫桥经验”的推广，全国不知少捕少杀了多少人，多少家庭避免了灭顶之灾，对“四类分子”摘帽又不知让多少人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释放了多少正能量。从这个角度讲，“枫桥经验”功德无量，善莫大焉。当年工作队之所以能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担当，除了他们有较高的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外，还与他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原则，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品格有关。没有高尚的政治品格，就没有坚持真理的政治勇气。
三、“枫桥经验”继承及其创新
“枫桥经验”既是探索执政规律的经验，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经验。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吸取“枫桥经验”的精髓，为实现中国梦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一)探索维稳规律，寻求久安之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情、世情、社情已发生深刻变化，巩固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的形势和任务，迫切需要我们从“枫桥经验”中吸取营养，对社会稳定规律进行再认识、再探索。社会稳定是个系统工程，社会稳定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系统相互运动中的平衡状态。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稳定核心是人的稳定，而人的稳定关键是人心的稳定，人心稳定来自于“信”。《论语》中有一段著名的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问如何当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三者必去其一，先去哪一个?孔子又回答，“去兵”。子贡再问：“食”与“信”必去其一，去哪个?孔子再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⑧人心向背决定国家和政权的生死存亡。当一个社会少数人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大多数人对当政者不信任、没信心，危机就在眼前。我们党之所以能成功，就是我们党始终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绝大多人才能跟党走。如果我们党的政策，我们的党员干部不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只为少数人服务，即使党的名称没有改变，党的性质亦已改变了。前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有的人认为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这当然是重要因素，但最关键是苏联共产党严重脱离了人民，被人民抛弃了。无论是明王朝、蒋家王朝，还是前苏联的覆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治腐败，官员贪腐，被人民抛弃了。这就是古今中外反复证明又反复重演的规律。公安机关是为人民服务的机关，我们在履行维护社会稳定职能时，要研究探索维稳规律，那种对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不关心不解决，靠拦、截、堵、压，或对无理取闹的人用钱买平安，在执法过程中不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出了问题又靠瞒、骗、拖、捂，那种“摆平就是水平”的维稳观，为社会稳定埋下更大隐患。因此，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和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要认真总结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和队伍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厘清在维护社会稳定职能中的定位和思路，充分利用我们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利时机，着眼大局，看清大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代世情的维稳之路，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加强队伍建设，汇聚安民之才。军队和警察是主要的国家机器。安邦治国，军队主要是御外敌而安邦，政法机关主要是治国以安民。军队不能御敌，公安不能安民，就没有尽职。党的的召开，中华民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启了圆百年之梦的新时代。以为的新一届党中央，向全世界展开了恢弘灿烂的梦境以及实现这一梦境的指导思想、具体方略和路径，是一幅深心人心顺应大势的宏伟蓝图。要实现这一宏图，外要安邦，走强军之路，内要安民，走爱民之路。安邦治国，关键是要有一支看得懂、信得过、做得了、过得硬的干部队伍和一大批杰出人才。时势造就英雄，不同的“时”，不同的“势”，不同的“业”，需要不同的人才。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母。革命战争年代以军事人才为主，其他人才为辅，和平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科技人才为主，其他人才为辅。现在是实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战略，需要复合型的通才。中西方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治国理政人才要求不一样。中国几千年来对治国理政人才要求特别高，这样的人才很难得。当政者为求这样的人才可谓不惜代价，求贤若渴，不拘一格。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秦穆公举市于百里奚，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二次世界大战美苏攻克柏林，美国忙于抢人才，前苏联忙于抢机器，“冷战”争霸的胜负那时实际已成定局。美国能称霸，不是因为高科技，而是因为占领了人才的制高点。国共内战表面是暴力战争，但决定胜负的是人心之争、人才之争。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吸收、争取、保护人才，动用了大量隐蔽战线的力量，国统区的人才如潮水般涌向延安，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群贤毕至，汇聚了全国的精英。真正的人才是集聚性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政者用错一个人，一批英才会离你而去，用对一个人，会百鸟朝凤，众星拱月。公安工作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队伍建设是根本、是保证。公安机关队伍庞大，人数众多，人才济济。领导干部要有识才慧眼，用人之制，让那些懂中国的国情世情社情，懂中国梦，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通晓中外，学贯古今，智仁德勇兼备的杰出人才脱颖而出，让“王立军式”的“人才”没有市场。有了这样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汇聚起磅礴的正能量，才能助推中国梦的腾飞，才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三)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夯实维稳之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稳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但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却发生在基层。一方面，我们要加快体制改革，加强顶层系统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夯实维稳根基。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先要搞清中国国情。人类历史都经过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几个发展阶段。在西方发达国家，三个时代他们走了几千年才完成。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他们是经过几千年分阶段解决的，其中有农奴革命、宗教战争、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与革命。至今，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都已完成转型。经济结构已成“微笑曲线型”，政治结构已成民主化法治化比较成熟稳定的“三角型”，社会结构已是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而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没有随时代进步，总是在兴亡交替中原地打转，至今农业农村人口还是占多数。改革开放35年，我们既要解决温饱问题，又要完成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还要追赶信息化。中国35年的改革开放是发达国家上千年步伐的高度浓缩，这就带来中国特有的社会稳定的问题。既有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流浪汉和小偷小摸;有农业农村没有现代化的愚昧落后，拐蒙坑骗;有工业化初期的环境污染，工人工作环境恶劣，老板克扣工人工资，贫富差距扩大，劳资矛盾加剧;也有信息化时代的网络犯罪、跨国犯罪、电讯诈骗等等。封闭落后的农耕文明与高度城市化信息化并存，是我国也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特殊阶段特有的现象。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快，而我们的思想观念、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严重滞后。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不复存在，新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政府的职能严重错位，基层组织空心化，社会管理空白点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而且有不断群体化、组织化、政治化、暴力化的趋势，给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很有远见地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三位一体而不是三者分离。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把三者统一起来，政府只重经济改革与发展，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落到公安机关一家身上。维护社会稳定是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能，但社会稳定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公安机关是法定权力有边界的机关，不是全能机关。由于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带来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及社会治安问题，要求公安机关出面解决。由于警力不足，只好增加公安编制，增加还不够，就成立协警队、治安联防队，还有许许多多的安邦公司、保安公司，有钱人还高薪聘请个人保镖，所有的地方都安装视频监控。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队伍越来越庞大，成本越来越高。而打击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市场经济竞争中失败的弱势群众，犯罪成员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农民工及其子女或城市的失业人员以及劳改释放人员这些基本民生没有得到解决的社会阶层人员。国家维稳经费的增加，就会造成解决民生问题经费的减少。解决民生经费的减少又预示着犯罪人员的增加，陷入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恶性循环。这些基本民生没有解决的弱势人群，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助，没有市场竞争的能力，只有三条路：一是上访，二是流浪，三是犯罪。上访被阻被截只有后二条路。如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组织煽动，这些人就成“绿林好汉”，中国将再次周而复始地动荡不安。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要把切实解决基层群众民生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把工作重点放到基层，深入群众之中，以民思之所思，为民想之所想，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一时解决不了也与群众说清楚。我们要借纪念“枫桥经验”诞生50周年和全国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机，转变观念，转变作风。我们的干部和警察“下访”，老百姓才不“上访”。“枫桥经验”的本质是要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为大多数人服务，如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只对上负责，对少数有钱有势有权的人负责，对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合法权益漠不关心，这就严重背离了“枫桥经验”的精髓，也严重动摇了执政根基和稳定之基。
(四)促进公平正义，根植久治之本。从人类历史来看，不管哪个国家，哪种制度，哪个政党执政，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一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是因，和谐稳定是果。公平正义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能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就是好制度。“枫桥经验”之所以至今还有魅力，其核心不是改造“四类分子”，而是在改造“四类分子”的过程中贯穿着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如果为了维护表面的社会和谐稳定而放弃公平正义原则，那是本末倒置。我们在经济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有公平但效率很低，造成了贫穷。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可能长期稳定。市场经济提倡竞争，富强者更富强，贫穷者更贫穷，有效率但不公平。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贪婪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对市场经济这只贪婪的手，要用法律和行政公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调节和控制，使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达到一个平衡点。公平正义不是平均主义，而应该是贫而不贱，富而不豪，高而不贵。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在经济市场化、社会信息化、国家法治化的今天，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要放到基层，而执法活动的重点要放到实现公平正义、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上，这既是继承和创新“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在该文结束时，笔者想起来了梁启超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总结明王朝灭亡时的一段话，心情沉重。当时明王朝存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左右两派之争，吵得不可开交，什么决策都通不过，气得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不看奏章，朝政大权交给了贪腐的太监魏忠贤全权处置。到了崇祯皇帝，明朝实际已成空壳。梁启超感叹道：“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结果几十年的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⑨梁启超的感叹是有感而发，清朝也是在争吵中失去了改革图强的时机而灭亡。现在我们国家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面临不少风险、困难与挑战。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党的精神上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排除各种干扰，凝聚全国正能量，以抓铁有痕的决心和毅力，把劲用到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每个人的一份力量。
注释：
①何明：《毛泽东：进京赶考成绩斐然》，《文汇报》，2011年3月25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6-142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8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6页。
⑧孔子：《论语·十五卷》《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第2版，第266页。
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第一版，第4页。
毛概有关中国梦的论文篇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中国梦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
[摘要]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新中国后如何实现中国梦便成为其毕生追求。面对极其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毛泽东为实现新中国的中国梦，开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毛泽东的中国梦也是全国人民的梦，其核心内涵主要包括立国、富国与强国三大要素，并且三大要素之间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
[关键词]新中国;毛泽东;中国梦;逻辑关系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此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进行艰辛探索的历程。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学习，毛泽东依据新中国的具体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实现中国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中国梦的内涵要素
1.毛泽东的立国梦
为了巩固新政权，保卫新中国，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先后在华东、中南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运动，至1953年，共歼灭土匪特务260多万。[1]P20并在1949年底到1950年，先后解放了舟山群岛、万山群岛、海南岛等被国民党占领的地区，随后于1951年和平解放了西藏。同时毛泽东也先后成功地领导了土改运动，禁毒禁娼，整党整风，“三反”“五反”等运动。
国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试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面临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顽强地抵抗了外部敌对势力，先后领导新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援越抗法运动，援助越南老挝抗美运动，并在此期间取得了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以及随后的西沙海战和收复三岛的胜利。即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出现恶化，毛泽东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及时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并积极推行全球平衡等战略，成功地保卫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全国领土的基本解放以及土改等运动，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巩固了新政权。同时营造的和平国际环境为新中国的富国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毛泽东的富国梦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堵塞，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生困苦，失业众多。面对严重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的三大经济战役。
三大经济战役的胜利，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为毛泽东的富国梦奠定了基础。1953年毛泽东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P301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于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随之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模式”不适应中国的一面也逐渐暴露出来，加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的到来，社会经济建设出现很多矛盾。鉴于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科学地阐释了各种关系问题并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3]P23《论十大关系》的科学论断，为正确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提供了科学性指导，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非常重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问题。1959年毛泽东在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P116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3年夏，他提出了“两步走”发展战略：从1966年起，用15年时间，“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工业体系;然后再用15年左右的时间，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5]P1358。
在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之下，为了建立富强、繁荣的新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我国进入了十年动荡的““””时期。但即使在““””期间，毛泽东仍然极其重视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在《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针对各地混乱的局面，毛泽东命令解放军开展“三支两军”工作，用以稳定局势，保证工农业的生产和科研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即使在其生命垂危之年，毛泽东还仍然发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6]P410。虽然“大跃进”““””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不能否认毛泽东最初动机是尽快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为实现中国的富国梦而做的一次尝试。
3.毛泽东的强国梦
毛泽东的强国梦虽然包括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等内容，但基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环境，在毛泽东的强国梦中占核心地位的则是国防的正规化与现代化。为了实现国防的正规化与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积极地对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正规化现代化的改革。
鉴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用小米加步枪建立的新中国，武器装备极其落后。毛泽东决定，在努力争取从苏联订货进口武器装备以改善军队装备的同时，积极地建设新中国自己的国防工业，努力实现武器装备国产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的常规武器的发展逐步完成由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转变，能够依靠自身的能力研制包括步兵轻武器、反坦克兵器、舰艇、潜艇、飞机等在内的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国产化所占比重逐年加大。并且高新技术产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随后又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以及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服从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在保障军队质量的前提下，毛泽东领导全军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精兵简编运动，压缩了军队定额，减少了军费开支，并向地方各条战线输送了一大批骨干。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积极领导全军加强各军兵种部队的建设，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领导机关及其兵种部队，完成了以陆军为主体向诸军兵种合成建设的转变，国防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为了培养一批具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现代化的军事人才。1950年毛泽东决定在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基础之上，借鉴外军的经验，在发挥自身优良传统的前提下优化院校教育体制，改建、新建一批正规院校，科学安排军校教育的内容和教育方法，并选派具有德才兼备的教员奔赴各大军区进行教育以培养现代化所需的军事优秀人才。此后各兵种的专业军事学校相继建立，基本形成了初、中、高衔接，军兵种齐全的正规化教育体系，为培养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中国梦内涵的逻辑关系
立国、强国、富国作为毛泽东中国梦的主题元素，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处于不同的地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革命胜利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P1437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一切为经济建设服务，但随后面临的国际危机，一度使经济建设让位于军队建设，富国梦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强国梦。通过对毛泽东中国梦的总体解读，笔者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系。
1.立国是强国梦和富国梦的前提。自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旧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国家四分五裂，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在一战期间的“黄金发展时期”随着战争结束而昙花一现，充分说明在国家不独立，社会秩序动荡，主权丧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富强繁荣，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任人宰割的时代。但是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形势，如何实现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社会秩序安定和主权完整则直接关系到新中国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强国梦与富国梦的关键所在。因此国基之稳则是毛泽东的强国梦与富国梦实现的前提条件。
2.富国是立国梦和强国梦的基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以及国防的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社会基础之上，经济的落后严重束缚了新政权的巩固和国防现代化的实现。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开始采取各项措施恢复经济，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力求建立经济上的富国，为新中国的巩固与发展，为实现中国的强国梦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知灼见，也体现了富国梦是立国梦和强国梦的基础。
3.强国是立国梦和富国梦的保证。立国并富国需要强大力量的支撑，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毛泽东强国梦中，国防的现代化占据核心地位。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军事结构单一，武器装备落后，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不如周边的小国和地区。“落后就要挨打”，百年的屈辱史早已验证的真理始终告诫着新中国：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刻不容缓。新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并实现其繁荣富强，需要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才能为其保驾护航。因此强国梦――国防的现代化成为毛泽东的立国梦与富国梦的保证。
参考文献：
[1]徐焰.六十年国事纪要(军事篇)[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