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生态文学批评角度解读D·H·劳伦斯的《蛇》

　　论文摘要：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话语和批评方法正日趋成熟。本文旨在采用生态批评视角，重新审视D．H．劳伦斯的《蛇》中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征服、统治自然观”与“生态整体观”两个方面，探索《蛇》中蕴涵的生态思想和劳伦斯对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
　　论文关键词：《蛇》；生态文学批评：人；自然
　　深受浪漫主义思想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D·H·劳伦斯于192年完成的诗集《鸟·兽·花》以隐喻和象征的手法勾勒了大量丰满的动植物形象，其中的树木、花草、家禽、野兽均富于情感和灵性劳伦斯赋予自然以生命的血肉，通过将自然人格化，发现人与自然神秘的联系方式。其中的名篇《蛇》寓言般地讲述了文明人面临大自然的困惑与踌躇，初始本能的敬畏与随后心中敌意的“教化之声”形成本诗的张力，诗人最终在赎罪与自省中呼唤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建立。历来评论家已采用原型批评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等方法分析过该诗。本文采用生态批评视角，重新审视《蛇》中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引发对人类文明与人自身的反思，从而挖掘出劳伦斯对“征服、统治自然观”的批判和“生态整体观”(hoistithought)的呼唤。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态运动的导火索《寂静的春天》(1962出版了，这本绝不“寂静”的书，引发了美国当代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inLiteraryEcology)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即“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到1993年，生态文学研究成为公认的批评学派。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并在前言中指出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只脚踩着文学，另一只脚踩着土地；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它协调着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国内学者则进一步诠释为：“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评，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并最终以弘扬关怀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为归宿。
　　英国著名的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思想根源。”海德格尔便把拯救地球生态危机、拯救人类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艺术上。在他看来，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而D．H．劳伦斯早在诗篇《蛇中对陷入迷途的人类文化发出了相同的探寻，并呼唤自然与人和谐关系的建立。
　　一、《蛇》中的人与自然
　　《蛇》作于1920年7月意大利西西里岛，是根据劳伦斯个人的真实经历写成。在一个炎热夏日的午后，蛇与“我”都前往“我的水槽”找水喝。他先到达，安静、惬意地先喝起来，“我”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我”很喜欢“他”，像一位安静的客人；来“我的水槽”喝水，“这是我的荣幸”。而“我”的耳边却不断地响起“教化的叮嘱：“一定要杀死它!”，因为西西里岛金黄色的蛇是有毒的尽管“他”举止温和，这条毒蛇仍可能威胁“我”的生命。当“他抽身离去时，“我”捡起一块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变调的暴力之声划破了午后的寂静，也打破了“我”与蛇之间的默契。“他闪电般地缩进了“黑洞”里，留下“我”为自己的卑鄙行径忏悔、祈祷。劳伦斯的《蛇》寓言般地道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企图唤醒人类及早为自己对自然犯下的“罪行”赎罪。
　　“蛇”在诗中是一个神秘、安宁、沉静、优雅、有王者风范的“他者”，从“燃烧的大地内部钻出来的“他恰恰象征着大自然披着大地的色泽，“他从暗处土墙的裂缝中爬下，／拖曳着黄褐色的松弛的软肚子”，“他像土地一样发褐，像土地一样金黄，”，“黄褐色”“发褐”、“金黄”，这是大自然的颜色。他“拖曳着”松弛的肚皮来做客又“拖曳长长的、绕成曲线的躯体”而去，悠闲且自在；“轻柔地啜饮着”水，“静静地流入”长长的躯体，“沉思了一会儿又俯身去喝了一点”，“安静地来到这儿做客，……然后平静地、温和地离开”，宁静而优雅；“慢悠悠地转动脑袋，／慢悠悠地，慢悠悠地”，“不慌不忙地进入黑暗”，“对我不予理睬”，“像目空一切的神”，庄严、冷漠、神秘。“他”正体现了大地、大自然的特征，沉静又玄秘蛇与“我”同前往“我花园里的“水槽”喝水，仿佛伊甸园里的“蛇”和亚当一同前去领受“上帝的恩赐”。“蛇”与“我”到达“水槽”的先后关系正与上帝造物顺序的先后相对应：“我”只是一个后来者，先有大自然，再有了“我”——人类。上天的恩泽是赐予大自然与人类双方的，本应当像“蛇”那样恬静、知足地享用甘泉，而狭隘自私的人类“教化”遮蔽了人们的天性，置上天的恩惠(“水”)于不顾，-,只想消除“异己”，甚至不惜将恩赐与“他者”一同破坏。“我环视四周，放下水罐／我捡起笨重的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因而，《蛇》中反映的“我”与“蛇”的关系正隐喻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存与利益关系——人类在征服、戕害大自然的同时也辜负了上苍的恩泽。
　　全诗共有74行，l9小节；前l2节的节奏和谐、自然流畅，是大自然的韵律；第13节到l6节峰回路转变得突兀、急促，是阴谋凶杀的变奏：结尾的3节在“我”的孑然而立中变得低调、阴郁。可即使在娓娓道来的前12节中，“我”内心仍然充满了“杀还是不杀”(又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蛇”的冲突。人类的常识和“教化之声”扰乱了、打破了、直至最终征服了“我”发自天性的对自然的友善和敬畏。“但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喜欢他”；“然而，又传出了声音：‘假若你不害怕，你就得把他处死!”’；“是否出于懦弱，我不敢把他杀死?／是否出于堕落，我盼望与他交谈?／是否一种羞辱我竞感到光荣?／我感到如此光荣”。心中的两个声音在交战，“我”在踯躅、迟疑中被撕裂，举棋不定。然而，对不能征服自然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诱使“我”在“他”转身离去时，放下“水罐”，拾起“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目睹无辜的客人仓惶而逃，“我的良知受到了极大的谴责，并意识到自己的“卑贱”、“粗暴”和“低劣”。在塞缪尔·柯勒律治《古舟子吟》中，老水手因宰杀了自然的象征一“信天翁”，致使全船遭到灭顶之灾。“我”的恐惧与悔恨正是源于老水手的教训。“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老水手宰杀信天翁、背叛神圣的自然之神是多么的类似，而老水手的悲惨遭遇极有可能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我”的困惑和挣扎源于内心深处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即两个自我的冲突，“自然和谐的真我”最后还是被“独尊文化的俘虏”说服了。在《蛇》中，开始“我”手持“水罐”，后来拿起“木材”(我环视四周，放下水罐／我捡起笨重的园木)，“木材”和“水罐”，实际上象征着人在处理自身和大自然的关系中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与价值观。从生态文学批评视角看，即征服、统治自然观与生态总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