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
[论文摘要]傅斯年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术巨人，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勇敢的涉足政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主义意识；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三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正如其性格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但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值得后人深思。
[论文关键词]傅斯年；自由主义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著名学人，他的一生跨越了20世纪前半期这一我国风云剧变的动荡而混乱的年代。自他幼时起我国就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这是中国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中西文化强烈撞击的年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傅先生，深受中国传统国学和西方自由主义内外双重影响，体现出了强烈的矛盾与徘徊的人生态度和思想，“作为一个在学术与政治问徘徊不定，‘亦学亦官’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这样的矛盾心态体现在诸多方面，他的政治理念亦被赋予了其独特的色彩。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对于傅斯年的本心来说，他一直希望能安于学术而远离政治，他在文章《(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提到：“我常想，专制之后，必然产生无治：中国既不是从贵族政治转来的，自然不能到贤人政治一个阶段。至于贤人政治好不好，另是一个问题。所以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良政治的，而对于政治的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我们同社中有这见解的很多。我虽心量偏狭，不过上不至于对于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恶痛绝!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做善良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因此，傅全身心地投入专业学术研究之中一直至20年代后期，在此期间我们找不到一篇他发表的时政评论。
然而，当民族利益和完整被威胁之时，他却在第一时间跳了出来并挥旗走在维护民族统一、国家完整的队伍的最前列。应当说，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在傅斯年身上到了明确的彰显。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亡之际，傅斯年激烈主张抗击侵略者，坚决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大造“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的谬论，以使其占领的地区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心投入历史文化研究和祖国的教育事业的傅斯年毅然决然的开始以笔锋宣传抗日救国，救亡图存。他提出的“书生何以报国”问题成为众多学人思索的中心，不仅如此，他还躬行书生报国的志向：于1932年联合几位学者，奋笔疾书，撰写出《东北史纲》第一卷，详实地论证了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散布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同年，又同丁在君、胡适等人在北平合办《独立评论》周刊，以其作为舆论阵地。他本人在此刊发表了大量旗帜鲜明的文章，声讨日寇的侵略，反对对日投降，大兴抗日的舆论。
他坚决反对《华北自治》和《塘沽协定》。当胡适著文赞成华北停战时，“孟真先生大怒，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他对胡先生素来执礼甚恭，这次却大大的例外，弄得胡先生非常伤感”陶希圣曾回忆说：“在日本浪人策动冀察自治的时候，傅斯年首先反抗，北大同人群起响应。事情是这样的：傅斯年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壮地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华北教育界，从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同人在激昂慷慨的气氛中，开了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20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意识还表现在抗战胜利前后对苏俄要求在东北的特殊利益的抵御态度。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正式公布，引起了举国大众的愤怒与声讨。傅撰写了《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并联合储安平等共20人写下《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接连两日发表于《大公报》上，声讨帝国主义之霸权行径，谴责英美、痛斥苏联的野心，促请国民党政府对苏采取强硬的态度，号召“中国不惜为东北死几千万人，损失国民财富十分之九。不惜为东北赌国家之兴废，赌民族之存亡。”
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渊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长期浸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环境与氛围，自然形成了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情怀。在傅先生的文章与言论之中，“对于历史人物的推荐或排斥，主要以其人的节操如何为标准，对于那些有气节的人物，尤其是对抵御外侮，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常常表达无限的敬仰；对于汉奸贰臣，则诛罚不遗余力。”
“他生平最为推崇的历史人物，要算诸葛亮、文天祥和谢枋得。此外对黄道周、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也深表敬意。这些人物无一不是以气节著称的。”不仅如此，他为自己的独子取名仁轨，是为了纪念唐代同日本作战的将军刘仁轨。傅斯年在孩子不满10岁时，写了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的《正气歌》、《衣带诏》及其它几首诗，要从小培养孩子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可见他是何等的重视民族大义。¨二是来源于外来民族主义之影响。傅在上世纪20年代曾留学德国，德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极为强烈的国度，身处彼时彼境，耳濡目染，不可能不受其思想意识的影响。1923年，傅由英国到德国，人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在此期间，他受到了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的深刻影响。以重视考据为核心的“普鲁士学派”，除了对其回国后创建史语所的理念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外，这一学派还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创建人兰克的弟子们曾为普鲁士的独立建国，摇旗呐喊，不遗余力。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傅斯年，使其精忠爱国的民族气节愈加浓烈。从上世纪30、40年代傅斯年的时政评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主义构成了傅斯年政治思想的底色。傅斯年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具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特定内涵，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愫，将这样的本心诉诸于笔端，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动员和激励大众，唤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作用，自有其可贵之处。
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想
自“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开始，近代西方经典意义上的自由观开始传人中国，后经过胡适的进一步全面介绍和发扬，使自由主义在中国得以大倡。它冲击了固守和尘封的中国思想牢笼，激发了人们突破专制，救国图亡的强烈愿望与勇气。深受胡适影响的傅斯年亦为自由主义之忠实信仰者，但其所秉承之理念较胡适传统的自由主义确有不同，此不同集中表现于他认为个人自由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整体的人类，从而对社会主义有所偏倚。对于他所期望与理想的社会，可以比作是“自由主义底色之上融人社会主义色彩的美艳花朵”。
傅斯年于1945年写作了两篇表达他政治理念的时评，一篇是发表在《大公报》上为悼念罗斯福总统谢世的文章《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他在文中对罗斯福新政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新政“含有温和和有效的社会主义成分”，罗斯福总统的伟大贡献是赋予“自由主义一个新动向，新生命，并且以事实指证明白，这个改造的、积极的新自由主义有领导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资格。”对于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界定，傅斯年提到“传统的自由主义到今天太多保守性，例如‘财产自由’，竟是其它一切自由的障碍。”“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如沁、穆勒父子等，也认明机会均等在自由主义中之重要，所以忽略经济方面之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说，不是真有见解的自由主义者，不是人道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傅认为“人类要求是自由与平等，而促成这两事者是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
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问平等，不管自由，那种平等久而久之也要衍出新型的不平等来，而且没有自由的生活是值不得生活的，因为没有自由便没有进步了，所以自由与平等不可偏废，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利用物质的进步(即科学与经济)和精神的进步(即人之相爱心而非相恨心)，以促成人类之自由平等，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使命。”这篇文章中，傅斯年明确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应当与经济平等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对此，傅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两点标准：“一、继续法兰西革命的传统，即人道的自由主义，而解脱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相衍的之不解缘，乃至反对资本主义。”“二、取用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本不与法兰西革命时代的自由主义违反的——而不去一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阶级斗争哲学。”
另一文《评英国大选》中，傅斯年对英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工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工党“拿出了一个明晰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方案，这方案比罗故总统的新政更多好几倍的含了社会主义，例如矿产国有，钢铁国有，内地交通国有，土地国管，银行国管，物资继续实行管制分配制等等，毫不含糊的是一个温和社会主义制度。工党的社会主义，是不革命性的。因为工党是个宪政党，不是革命党而且其本身最大力量出自工团(Tradeunions)，在各种社会主义中最富有保守性，这是使英国工党永不会与英国共产党合作的，虽然后者屡次要求人党。”
傅对这次大选评价颇高，认为其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比对中国，傅说：“中英国情不同，他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业，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虽不同，而其为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方案则同。”
这两篇文章体现了傅斯年在政治理念上的思想倾向：将自由主义之长处自由和社会主义之长处经济平等相融合，扬长而避短，协调发展。这是傅认为最为适合中国在战后发展的制度构架。他曾说：“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这正是其与胡适先生之于自由主义的核心差异。傅是向往社会主义的，他崇尚社会主义。
言及苏俄，傅的看法有个转变过程。1919年，受李大钊的影响，傅曾撰文赞扬过十月革命，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中他发表了《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文，认为俄国革命“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他做引子”。但是，在他的中年和晚年，他却一直持反苏的坚定态度。在他眼中，那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端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他转变的原因主要还是源于他20年代后留学欧洲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充分接受，改良主义使他对社会革命的态度转为否定和排斥；提倡民主自由的理念使他坚决批判他眼中的苏俄之极权做法。
如果说胡适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傅斯年则是一个“急进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应当说与他们不同的留学经历有着莫大关系，傅的经历相对胡复杂一些，除了受胡先生的影响接受西方正统的民主思想和经典意义上自由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对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两者融合产生了这样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念。除此之外，思想渊源、个性性格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自由主义恰恰是资本主义个人本位、产权私有制、利益多元化的一种精神反映，二者无法分开，它的核心实质是宣扬在“平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而傅的这种竭力将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分开与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相融合而协调发展的愿望固然很美好，却只能是他毕生无法实现的理想境界。
三、激进自由主义之立场
虽然傅斯年与胡适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但无论如何，同为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基本理念和操守自有一致的地方，比如个性独立的价值、自由民主意识、理性批评精神及社会改良主义的倾向等等。
因此，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傅斯年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反对社会革命和一切激烈的社会变革。除此以外，还有一方面的重要原因，就是他还错误地认为中共学的是苏联那一套，一旦掌权，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甚至人民的自由都会被剥夺，从而出现新的专政阶级。1947年2月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明确表明了他的立场：“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之人生观，自理想之现实，无一同者……”¨这样的观念是由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所决定的，缺乏阶级分析的视角与观点，反映出其历史的局限性。
傅的自由主义立场，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政权的合离上。一方面，受正统思想及自由主义改良思想的影响，他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政权之上。1932年，傅斯年撰文宣传中国政权非国民党莫属。他说，中国现在处于危机，“好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了的”，“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今日之局，国民党已经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因此任何无政府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既是法国式的‘内阁危机’也是要不得的”。另一方面，他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惨败和政治孤立，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与腐败无能深恶痛绝，愈于激烈的抨击，并提出一系列改良建言。对于他一系列的批评与主张，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1、反对特权腐败，强调廉洁政治。
傅斯年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无限膨胀深恶痛绝。虽然傅斯年毕生忠于蒋介石，忠于国民党，但他认为革命的过程中，一切都应站在大众的角度，为民众利益着想。他尖锐地批评特权阶级，极力反对所谓的既得利益阶级，坚决要求铲除“豪门资本”。民国三十四年(1945)七月，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发表《黄祸》一文，响应政府征收央行黄金存户之部分黄金，他在文中提到：“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大商必受庇荫于大官。前者发展为官僚资本，后者便是发国难财的。”“这些既得利益阶级，是不能动他分毫的，这次一动，便大叫。”
对待既得利益阶级，傅斯年恨之入骨，他认为有他们的存在，就无法打仗，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无法实行民生主义，“简直应该用原子弹去炸他，因为他们是全民族的敌人，不下于日本鬼子呵!”¨
傅先生一直对国民党政府中的腐败行为保持了高度警惕，他仗义执言的对贪污腐败现象进行披露和抨击。他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速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加贪污腐败的代表人物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的下台，都与傅斯年不畏权贵，两次上书蒋介石的尖锐批判大有关系。
2、反对独裁专制，主张民主自由。
除了深恶痛绝于国名党的腐败，傅斯年还极不满于其严重的独裁与专制。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傅撰文《陈独秀案》力陈陈独秀之贡献，呼吁国民党当局尊重法律，释放陈独秀。傅认为，“民国五年至十一二年中最大的动荡力”是“文学革命伦理改革社会主义”，而陈独秀在这期间贡献最大，决不能因为他“现在缧绁之中而抹杀之。”所以“国民党绝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l2¨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社会来说，的确需要相当的勇气，这与傅一直以来的急进自由主义立场关系密切。
自始至终，傅都将民主自由奉为至上，他在《盛世危言》一文中提出了自己关于改革的政治理想，他强调要发动人民的力量，给人民以自由、平等，实行耕者有其田，让政府官员“一律‘改善’其生活如平民”；同时他主张营造宽松民主的环境，许人尽言，“假之以礼，而不责其言过，然后一机关之中，首长之与属从，可上下相通。如‘鱼之得水’，不仅为主僚关系而已。”
傅斯年和当时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极力以自己所接受的西方观念在混乱的国家现实中劈开一条新路。然而，在专制下生活了数千年之久的国人，要摆脱根深蒂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又谈何容易。傅斯年极力地使自己与传统价值分离，寻求突破的步伐虽然屡遇阻挠，却依然坚定并且愈挫愈勇，能走到这一步已谓是重大的成功。然而，无论傅如何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特权腐败，基于这样一个扶不起的政权，所有的建言都只可能是空谈。之所以傅在这点上有着根本性的政治短视，除了一方面与其所秉持的自由主义改良思想有关，另一方面还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朔观念在其脑海中深刻烙印有着相当密切地联系。正如殷海光所言，任何一种模式的思想都不可能违离某一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而独自生长。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傅从心灵深处是无法脱离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赋予他的心性底色，正是由于多年的国学教育，使他不例外的具有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强烈的政治及历史使命感和民族主义精神，也令他一生依附于所谓正统的国民党政权，虽然不满于它种种的劣迹而屡进建言，然而这种无力的疏离感却深深浸入他的精神之中。正统文化令他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忠”、“孝”观念，有着融人血液的积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个性性格、人生观和情感，不可能完全透析和骤然决裂。
四、结语
傅斯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学术巨人，基于时代与个性的复杂因素，使他与同时期的绝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显得更为激烈甚至极端。傅斯年在蒋介石统治的岁月里，代表那种无党无派的真正自由主义路线的人。之所以无党无派，根本上还是因为他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
傅先生没有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其自由主义思想是与民族主义意识、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相混杂的，这也是其所处时代自由主义者们的共性，他们之所以选择自由主义，并非为了深层次的制度建构，而更多的是基于救亡及启蒙等工具性意图。但无论如何，傅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道路的又一次探索和尝试，尽管其中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但是其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社会环境中起到的重要启蒙作用是不可忽略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重要的思想资源。正如徐友渔所说：“我们不会拥抱自由主义，但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宪政民主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补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