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居易《昭君怨》诗歌艺术特色探微(2)

　　概括起来，白居易的这首《昭君怨》主要有以下三个艺术特色：
　　　一、为时为事，反映现实生活
　　　白居易的诗文主张可以用他自己在《与元九书》中所提到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来加以概括。其实，“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目的所在。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白居易作为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与透彻理解，同时还可以发现其身处当时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认为，诗歌应该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诗歌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并批判现实。当然，他所说的生活和现实也包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诗歌的基础是事，它是诗人藉以进行再次加工创作的源泉，也是触发诗人内心情感波澜的催化剂；通过作者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传达出一定的思想感情和阐明相应的道理，应该是一首优秀诗作所具备的特点。
　　白居易适逢中唐，当时的国家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因此诗歌创作成了他“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强大武器，并试图使诗歌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使命。从这一点来看，说白居易是现实主义的诗人，应该是恰当而公允的。具体到《昭君怨》这首诗，诗中所描述的是一个风流绝代，本该得到重视却被疏远而远嫁大漠的无奈的昭君形象，与之对应的则是一个不辨美丑、薄情寡恩而又不愿承认过失的君王形象。两相比较，妍媸自现，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当时朝廷内部“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状况，从而达到了比直白陈述更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
　　　二、借史咏怀，抒情真挚自然
　　　唐代初期的诗坛，沿袭了梁陈诗风，这时的题咏昭君之作以《昭君怨》为题者最多，基本上都是据题咏事，代昭君写愁，很少涉及作者的个人感受。[1]中唐时期的诗人白居易，虽然仍采用抒写“昭君之怨”这一传统的诗题，但并未仅仅停留在“替古人垂泪”的阶段，而是借助昭君出塞这一题材，来抒写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怀，我们也不妨将诗题“昭君怨”理解为“香山怨”。储大泓在《历代咏史诗选注》中说：“作者历经宦海沉浮，此时心情与写《王昭君》二首时（注：当时白居易只有十七岁）已大不相同”，“显然是借题发挥，别有寄托。”此诗作于白居易仕途失意之时——“安史之乱”的硝烟未尽，大唐帝国开始由盛转衰，作者也正经历着人生的重大转折。痛定思痛，无论是国家的变故还是个人的遭遇，都深深地触动了敏感而又多情的诗人。正如霍松林在《诗的形象及其他》中指出的那样：“白居易那些‘为时而着，为事而作’的诗歌，都不是从概念出发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从被生活事件激起的情绪的根本上培养出来的。”
　　艺术源于生活，诗歌是情感的载体。我们结合作者当时的经历，就能够深刻地理解他的诗歌。昭君容貌出众，理应得到“椒房应四星”的礼遇，正如作者才华横溢，本该受到朝廷的重用，从而施展平生的抱负。可现实总是和理想相差太远。昭君与乐天，均被疏远——一个远嫁大漠，一个寄身异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坎坷命运，让作者找到情感的共鸣，精神的皈依。借助于这首诗，白居易向我们传达出了昭君之悲怨，同时间接写出了自己之胸臆——虽为借古咏怀，却是诗人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
　　　三、情理并现——是感伤也是讽喻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是诗之根，义是诗之实，二者指的是诗的情感和义理。在这首《昭君怨》中，白居易正是由情发端，最后归于义理的。从全诗来看，白居易对昭君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借昭君抒发出了压抑于心中的怨恨，但这还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他要通过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来“美刺”时政，以实现自己的诗歌创作理想。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了简要的分类，他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谕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谓之‘感伤诗’。”这首《昭君怨》，作者将其归入“感伤诗”一类。笔者认为，本诗写于作者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其人生经历了巨大的转折，内心难免有感时伤事的情绪；同时，除了这种个人的哀怨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对封建君王薄情寡恩、不辨美丑的指斥，归结起来可以说这首《昭君怨》兼有感伤、讽喻双重特色。感伤，是为抒写一己之怀抱；讽喻，是为达到美刺时政的目的，二者并不矛盾。
　　相较白居易以前诗人的作品，这首诗的一大亮点是：将造成昭君不幸命运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最高统治者汉元帝身上——“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蒋方教授在《昭君与唐诗》中指出：“白居易公然表示不同意长期以来对画师的谴责，他指出昭君美而被弃的原因应是君主不识贤庸，又缺恩少义，批判尖锐而词锋锐利。”白居易结合切身经历，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相较于杜甫《咏怀古迹》中的“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的隐晦的批评，白居易不避嫌疑、平白直露的表达是对自己倡导的诗歌“讽喻”功能的大胆实践，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四、结语
　　白居易利用了昭君出塞这一历史题材，但却不受历史事实本身的局限。他勇于探索，推陈出新，对昭君这一文学形象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发掘，既隐喻了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同时不忘对统治者加以劝谏，而后者也是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理想的积极践行，从而使这首诗达到了叙事、抒情与说理的完美融合。宋代伟大的改革家和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两首《明妃曲》中分别出现了“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以及“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诗句，其中多少是受了白诗的影响吧。
　　　注释：
　　[1]蒋方:《昭君与唐诗》,《昭君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第364页。
　　霍松林:《诗的形象及其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第108页。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杜甫.杜工部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7.
　　储大泓.历代咏史诗选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周晓音.论白居易对诗歌功能的体认[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1）.
　　高敏，李淑荣.白居易诗歌理论评述[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