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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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典文学是将诗,或者说“诗、词、歌、赋”作为正统的,笔者曾将其称作“庙堂文学”;即使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虽然采自民间,但经孔子删定之后,成为“六经”之一,也早已登上庙堂了。唯独小说,出自底层民间,笔者则称其为“市井文学”;然而,即使是“市井文学”,在皇权****的社会里,饱受正统思想的控制与熏陶,在价值取向上也很难背叛主流意识,越出传统的樊篱。不过,小说既然未曾为****王朝及其御用文人所看重,其创作就必然会获得一个相应自由的空间,那么,出现一些离经叛道的文学作品也就理所当然了。学界向有“四大古典名着”之说,指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对此,笔者一向不敢苟同,两三年前就曾撰文说明过。因为成为“名着”的基本条件,应是其价值观念和艺术造诣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水浒》和《三国》显然不在此列。刘再复先生近年来连续撰文,对这两部古典小说所宣扬的暴力和权谋,进行了尖锐而又深刻的批判,笔者深为认同,就不再赘言了。倘若时人非要列出个什么“四大古典名着”来,窃以为《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倒是当之无愧。因为这四部长篇小说,不仅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其价值取向显然有悖于****王朝的正统观念,是足以彪炳文学史的。我们亦不妨称其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另类”。
不过,以区区拙作来谈论这四部巨着是根本无法胜任的,在此只想以两个短篇为例来领略一下“另类”的风貌。这两篇小说一是《白娘娘永镇雷峰塔》,一是《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前者见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后者见凌蒙初着的《拍案惊奇》。《三言》、《二拍》乃中国明代着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的成书过程历经的时间较长,是在说书人“话本”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的整理加工而成,《二拍》则基本上是凌蒙初所创作。但二者均应归于市井文学,因为无论小说的描述对象,还是小说的阅读对象,大多是当时的市井平民。虽然被正统文学讥为“启颜之辞,打油之调”,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均不可低估。《三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二拍》则“文不足徵,意殊有属”,“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云尔”,其社会性与批判性也是不可否认的,因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这五部集子中的近二百篇小说,尽管良莠不齐,但佼佼者亦随处可见。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以下简称《白娘子》)和《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以下简称《转运汉》)两篇则更显得有些“另类”,其思想内容也更值得我们去探讨。
《白娘子》写的是人们所熟知的《白蛇传》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这是一个颇为感人的爱情故事,而且是一出悲剧——这是一出真正的悲剧,不仅有别于国人所热衷的“大团圆”布局,而且没加任何所谓“光明的尾巴”。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出悲剧所描写的爱情,显然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大多局限于“才子佳人”,写的都是读书人中的“精英”与有着倾城倾国之貌的女子,而且多是富家小姐之间的爱情。即便哪位才子怀才不遇,抑或不幸落难,也会遇见一位慧眼识英雄的美女搭救。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算是破格的了,所描写的美女佳人常常是妖精,尤其是让狐狸精所变,但“男一号”却依然是满腹诗书的公子,还是跳不出“才子佳人”的窠臼。《白娘子》截然不同,白娘子虽然也是个妖精,由一条白蛇所变,但这条修炼了千年的白蛇却不愿变成富家小姐,偏偏要变成一个主动热烈地追求爱情的寡妇。这一构思对于“一女不事二夫”的传统礼教,尤其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宋明理学,无疑是一种大胆的挑战和严肃的批判。而男主人公许宣,也不是以往文学作品中那些追求功名的读书人,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许宣的父亲是开生药铺的,而他自幼父母双亡,只能寄住在姐姐家,在别人家开的生药铺里当伙计。许宣这一形象可以说是当时市民阶层的一个典型,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小市民性是十分突出的,与那些满口子曰诗云的读书人相比,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白蛇变的美妇人白娘子却偏偏爱上了他,而且矢志不移,甘愿为他出生入死在所不惜。
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白娘子》这一价值取向不能不说难能可贵。同时,佛教虽说是从天竺传来的,但自东汉以后便传播得很快,只是国人向来没有多少宗教意识,所以在《白娘子》中,法海和尚竟被塑造成反面人物,令人憎恨和厌恶。作者敢如此的“大逆不道”,实在可佩可敬。如果说这篇小说还有某些局限的话,那么,随着该故事的不断流传和不断改编,在一些新编的故事、弹词和各种戏曲中,白娘子的形象则更是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可爱。她的善良、坚贞与刚烈,她对许仙至死不渝的爱情,数百年来一直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和尊重。而法海专横残忍的形象则越来越丑恶,越来越令人憎恨了。恰如鲁迅先生所言,“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报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还说,“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可见,《白娘子》对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张扬,对传统礼教的批判,比起那些“西厢偷情”“后花园私定终生”的模式来,无疑要胜出一筹,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堪称精品。
《转运汉》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更为特殊的一篇。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提倡“学而优则仕”,更为严厉实施的是“重农抑商”,再怎么提倡“学而优则仕”,可经商之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其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转运汉》所描述和赞美的竟然是经商之人,而且作者凌蒙初还将这篇小说放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开卷第一篇,足以说明作者观念的开放和挑战正统思想的胆识了。小说的主人公乃苏州人氏,姓文名实字若虚——瞧瞧,“文”尽管被主流话语认为是“实”,可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是“虚”的。文若虚也曾是个饱读诗书的文人,可“书”既未给他带来“黄金屋”,也未给他带来“颜如玉”,连老婆都娶不起。穷困潦倒,这才动了经商的念头。然而,就连经商他也“倒运”——将南方的扇子运到北京城里去卖,结果偏偏遇到连阴天,扇子根本没人要,时间一长,那绘有图画题有诗词的纸扇,全粘在一起“揭不开了”。好在他并没有因赔本而退缩,又跟随邻人“走海泛货”,贩了一批太湖洞庭山的橘子到海外去卖,没想到这次竟然成功了,赚了近一千两的银子。更为幸运的是,回程中他在荒岛上拾到“床大一个败龟壳”。这“龟”其实是“鼍龙”,二十四根肋骨的,每一根里都生有一枚夜明珠。这下文若虚可大发了,一位精明而又识货的波斯商人,以五万两银子买了去。尽管由于自己没见识,其所得不过是那只“鼍壳”价值的零头,但对于一项无本生意来说,这五万两白银无异于是天上掉下来的,足以使他成为“闽中富商”了。当年,外国殖民者资本的原始积累,还需“冒险”,我们的文先生却顺手拾来,就完成资本的积累了。
这篇小说创作于十七世纪初叶,这正是欧洲殖民者向海外扩张的高峰时期,可重农抑商的中国却一味闭关锁国,颁布海禁,严防死守,不准“片帆入海”。可就在如此封闭的时代背景下,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敢于出洋冒险,且通过海外贸易而致富的故事。应该说对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这篇小说的启示意义,从正面去评价怎么都不过分。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敢于仿效文若虚冲出国门去海外开发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出去开发的人也大都成为异国他乡的华侨,而无法也不敢以海外贸易的方式来富强本土。尽管到了明代中叶,随着社会尤其是富贵人家对商品的需求,商业颇为繁荣,人们对于经商已不像以往那样鄙视,不少读书人也“舍儒就贾”;隆庆年间还一度开放海禁,但毕竟不成气候,而敢于出海闯荡者更是寥寥无几。待到明末清初,海禁就越来越严酷了。而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凌蒙初敢于突破古代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以自己创作的《转运汉》,真实地反映那个年代人们的商业意识和商业文化,表达民间部分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愿望,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转运汉》所体现的价值观念,能被当时的主流意识所接纳,并形成一种朝野共识,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明代就诞生新兴的商业城市和市民社会,就不会越来越故步自封,以致远远地落后于西方。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中国历代的文学向有“庙堂”与“市井”之分。两千五百多年之前,孔子就对他所谓的“礼崩乐坏”痛心疾首,实际上他老人家是把“礼”和“乐”捆绑在一起了。在孔子看来,“礼”只有在“乐”中才能得以充分的彰显——这大约是中国最早涉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吧?孔子虽也谈论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却鲜明地将“兴观群怨”终结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忠孝教旨上。两千多年来,“温柔敦厚”的诗教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意识。发端于市井的中国古典小说却有所不同,它出自市民阶层,迎合市民口味,因此也就更贴近底层社会更贴近平民生活。既被讥为“启颜之辞,打油之调”,不为士大夫阶层所齿,也就得以避开文网和文字狱,从而获得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这对明清两代的市井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明清的小说作者大多是失意和潦倒的文人,仕途的无望或者令人失望,使他们不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拘,渐渐地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和把握创作的自由了。于是,那些“市井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敢于翻越主流意识的樊篱,旁逸斜出,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令人瞩目的“另类”。
不过,以区区拙作来谈论这四部巨着是根本无法胜任的,在此只想以两个短篇为例来领略一下“另类”的风貌。这两篇小说一是《白娘娘永镇雷峰塔》,一是《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前者见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后者见凌蒙初着的《拍案惊奇》。《三言》、《二拍》乃中国明代着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的成书过程历经的时间较长,是在说书人“话本”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的整理加工而成,《二拍》则基本上是凌蒙初所创作。但二者均应归于市井文学,因为无论小说的描述对象,还是小说的阅读对象,大多是当时的市井平民。虽然被正统文学讥为“启颜之辞,打油之调”,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均不可低估。《三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二拍》则“文不足徵,意殊有属”,“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云尔”,其社会性与批判性也是不可否认的,因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这五部集子中的近二百篇小说,尽管良莠不齐,但佼佼者亦随处可见。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以下简称《白娘子》)和《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以下简称《转运汉》)两篇则更显得有些“另类”,其思想内容也更值得我们去探讨。
《白娘子》写的是人们所熟知的《白蛇传》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这是一个颇为感人的爱情故事,而且是一出悲剧——这是一出真正的悲剧,不仅有别于国人所热衷的“大团圆”布局,而且没加任何所谓“光明的尾巴”。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出悲剧所描写的爱情,显然不同于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大多局限于“才子佳人”,写的都是读书人中的“精英”与有着倾城倾国之貌的女子,而且多是富家小姐之间的爱情。即便哪位才子怀才不遇,抑或不幸落难,也会遇见一位慧眼识英雄的美女搭救。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算是破格的了,所描写的美女佳人常常是妖精,尤其是让狐狸精所变,但“男一号”却依然是满腹诗书的公子,还是跳不出“才子佳人”的窠臼。《白娘子》截然不同,白娘子虽然也是个妖精,由一条白蛇所变,但这条修炼了千年的白蛇却不愿变成富家小姐,偏偏要变成一个主动热烈地追求爱情的寡妇。这一构思对于“一女不事二夫”的传统礼教,尤其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宋明理学,无疑是一种大胆的挑战和严肃的批判。而男主人公许宣,也不是以往文学作品中那些追求功名的读书人,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许宣的父亲是开生药铺的,而他自幼父母双亡,只能寄住在姐姐家,在别人家开的生药铺里当伙计。许宣这一形象可以说是当时市民阶层的一个典型,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小市民性是十分突出的,与那些满口子曰诗云的读书人相比,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白蛇变的美妇人白娘子却偏偏爱上了他,而且矢志不移,甘愿为他出生入死在所不惜。
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白娘子》这一价值取向不能不说难能可贵。同时,佛教虽说是从天竺传来的,但自东汉以后便传播得很快,只是国人向来没有多少宗教意识,所以在《白娘子》中,法海和尚竟被塑造成反面人物,令人憎恨和厌恶。作者敢如此的“大逆不道”,实在可佩可敬。如果说这篇小说还有某些局限的话,那么,随着该故事的不断流传和不断改编,在一些新编的故事、弹词和各种戏曲中,白娘子的形象则更是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可爱。她的善良、坚贞与刚烈,她对许仙至死不渝的爱情,数百年来一直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和尊重。而法海专横残忍的形象则越来越丑恶,越来越令人憎恨了。恰如鲁迅先生所言,“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报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还说,“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可见,《白娘子》对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张扬,对传统礼教的批判,比起那些“西厢偷情”“后花园私定终生”的模式来,无疑要胜出一筹,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堪称精品。
《转运汉》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更为特殊的一篇。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提倡“学而优则仕”,更为严厉实施的是“重农抑商”,再怎么提倡“学而优则仕”,可经商之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其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转运汉》所描述和赞美的竟然是经商之人,而且作者凌蒙初还将这篇小说放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开卷第一篇,足以说明作者观念的开放和挑战正统思想的胆识了。小说的主人公乃苏州人氏,姓文名实字若虚——瞧瞧,“文”尽管被主流话语认为是“实”,可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是“虚”的。文若虚也曾是个饱读诗书的文人,可“书”既未给他带来“黄金屋”,也未给他带来“颜如玉”,连老婆都娶不起。穷困潦倒,这才动了经商的念头。然而,就连经商他也“倒运”——将南方的扇子运到北京城里去卖,结果偏偏遇到连阴天,扇子根本没人要,时间一长,那绘有图画题有诗词的纸扇,全粘在一起“揭不开了”。好在他并没有因赔本而退缩,又跟随邻人“走海泛货”,贩了一批太湖洞庭山的橘子到海外去卖,没想到这次竟然成功了,赚了近一千两的银子。更为幸运的是,回程中他在荒岛上拾到“床大一个败龟壳”。这“龟”其实是“鼍龙”,二十四根肋骨的,每一根里都生有一枚夜明珠。这下文若虚可大发了,一位精明而又识货的波斯商人,以五万两银子买了去。尽管由于自己没见识,其所得不过是那只“鼍壳”价值的零头,但对于一项无本生意来说,这五万两白银无异于是天上掉下来的,足以使他成为“闽中富商”了。当年,外国殖民者资本的原始积累,还需“冒险”,我们的文先生却顺手拾来,就完成资本的积累了。
这篇小说创作于十七世纪初叶,这正是欧洲殖民者向海外扩张的高峰时期,可重农抑商的中国却一味闭关锁国,颁布海禁,严防死守,不准“片帆入海”。可就在如此封闭的时代背景下,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敢于出洋冒险,且通过海外贸易而致富的故事。应该说对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这篇小说的启示意义,从正面去评价怎么都不过分。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敢于仿效文若虚冲出国门去海外开发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出去开发的人也大都成为异国他乡的华侨,而无法也不敢以海外贸易的方式来富强本土。尽管到了明代中叶,随着社会尤其是富贵人家对商品的需求,商业颇为繁荣,人们对于经商已不像以往那样鄙视,不少读书人也“舍儒就贾”;隆庆年间还一度开放海禁,但毕竟不成气候,而敢于出海闯荡者更是寥寥无几。待到明末清初,海禁就越来越严酷了。而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凌蒙初敢于突破古代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以自己创作的《转运汉》,真实地反映那个年代人们的商业意识和商业文化,表达民间部分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愿望,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转运汉》所体现的价值观念,能被当时的主流意识所接纳,并形成一种朝野共识,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明代就诞生新兴的商业城市和市民社会,就不会越来越故步自封,以致远远地落后于西方。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中国历代的文学向有“庙堂”与“市井”之分。两千五百多年之前,孔子就对他所谓的“礼崩乐坏”痛心疾首,实际上他老人家是把“礼”和“乐”捆绑在一起了。在孔子看来,“礼”只有在“乐”中才能得以充分的彰显——这大约是中国最早涉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吧?孔子虽也谈论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却鲜明地将“兴观群怨”终结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忠孝教旨上。两千多年来,“温柔敦厚”的诗教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意识。发端于市井的中国古典小说却有所不同,它出自市民阶层,迎合市民口味,因此也就更贴近底层社会更贴近平民生活。既被讥为“启颜之辞,打油之调”,不为士大夫阶层所齿,也就得以避开文网和文字狱,从而获得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这对明清两代的市井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明清的小说作者大多是失意和潦倒的文人,仕途的无望或者令人失望,使他们不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拘,渐渐地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和把握创作的自由了。于是,那些“市井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敢于翻越主流意识的樊篱,旁逸斜出,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令人瞩目的“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