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2)

　　二、黄州后期
在到黄州的后两年多时间里，苏轼从思想到创作都有了质的飞跃。儒家人世思想使苏轼陷人困境，他开始以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在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解脱出来。把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满庭芳》)彻底抛诸脑后，用“又得浮生一日凉”(《鹤鸽天》)的旷达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这一时期，苏轼的创作极力表现出了乐观豁达、随缘自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不执着、不强求的自在状态。他以苦难为契机，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地，以一种更加成熟、超脱的心境迎接未来的生活。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快哉亭赠张握佳》)这首词是苏轼送给朋友张握侄(张梦得)的，而张握佳和苏轼一样，也是被贬黄州的。词中完全看不到“谁见幽人独往来”的凄凉孤寂，而是通过对风的抒发，表达出一种人生哲学。快乐与否，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和地位，而取决于内在的心境与修养。
苏轼这种无视苦难、在苦难中保持淡定从容的态度并不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而是他在对人生苦难进行了深刻的省思之后的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这种心境在《定风波》中表现得更加透彻。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此时，苏轼已融人黄州，爱上黄州，并准备在这里买田终老。苏轼和几个朋友到离黄州城30多里的沙湖去看田，不巧途中遇大雨，因为没带雨具，大家都觉得很狼狈，但苏轼却在这场烟雨中吟啸徐行。现实中的风雨何尝不是词人人生途中的风雨?傲视风雨，是一种态度，而无视风雨，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再看苏轼这一时期的《前赤壁赋》。文章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诗人意兴盎然，“纵一苇之所如，凌万倾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不可见，报国无门的苦闷情绪深深地印在苏轼心中，纵有清风明月的美景良辰相伴，也挥之不去。“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客人箫声之悲，正是苏轼本人之悲，“客”不过是苏轼借来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载体。借客之箫音，倾诉自己的一腔不平之气，并由此思考、探究人生之悲、社会之悲、宇宙之悲，使其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反思性。“寄蟀蟒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里的“吾生”已不仅仅指作者自己，而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无穷，吾生须臾而宇宙永恒，这是谁都必须面对的事实，同样也是谁都无法克服的矛盾。
至此，作者以一种智慧、超拔、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坚定的成熟战胜了内心的烦恼，心境复归于清明澄澈。“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里，仍然紧扣水和月展开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满，月初虚损，但千万年来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若从变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蚌蟒一般短暂，而天地万物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万物固然是生生世世无穷无尽，而“我”亦同万物一样，也是无尽的。这种理论既是辩证的，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体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达观从容的情怀。“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大我”即指整个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具体物体，都是极为短促的;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又同整个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羡乎”明确地告诉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吾生须臾”不仅不能成为悲哀的原因，相反，却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可见，苏轼不仅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且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适”的生活意义。
“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时客的喜已非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冲破了忧患意识的阴霆，显得分外欣慰和轻松。至此，客与苏子合二为一，是肉体和灵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苏轼，是更加觉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苏轼。
　　三、黄州生活对苏轼后来人生的影响
苏轼被贬黄州后，在吸纳佛老思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觉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乐观洒脱、随遇而安的个性特质，为他面对被贬惠州、澹州更苦难艰险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滴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离开惠州再赴被贬之地海南檐州。苏轼在诗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中写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但是，由于有过黄州的经历，苏轼却能化解苦难、随遇而安。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并且以乐观的心态从苦难中发现惠州的美，“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苏轼的博大胸襟及抗争厄运的秉性，使他成为不被厄运所折服的强者。虽然穷愁交加，屡遭贬滴，但苏轼绝不就此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唱出‘旧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欢歌。
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时，已“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初到檐州时，苏轼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敬仰苏轼，派人修葺漏雨公房，当局得知，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景的责任。苏轼在枕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自命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然而，苏轼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快意优游，敷扬文教，传播文明，与当地黎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收获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苏轼在诗中写到:
　　“我本檐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已然把自己视为檐州人，把海南视为自己的故乡了!
苏轼在被贬生涯结束北归的途中，看到金山寺挂有自己的画像，他写了《自题金山画像》诗一首，后两句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虽属自嘲，但苏轼洒脱的气质使其形象超脱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体现出旷达超脱的神韵。
苏轼虽然屡遭打击迫害，丢官被逐，但是他自始至终并未苟且偷生，消沉遁世，而是很好地融人人间天地，豪迈从容，给所贬之地带去了文明教化，为当地人民所崇敬热爱。这应该是儒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与佛道忘我无我、空静澄明境界相互杂揉融和的结果。苏轼的精神魅力也正在于此，这也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