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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轼被贬时期的功绩

杜勍妹分享
  【论文关键词】苏轼;黄州;惠州;儋州;文学创作;精神境界
  【论文摘要】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在他的仕途变化中,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黄州是他思想发生隶变之地,从此,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最终集儒道择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旷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思想境界,使他面对更险恶的被贬之地惠州、儋州,却能与民同甘共苦。这才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在,是他留给后人精神上的最宝贵财富。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有知杭州、颖州以及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政任上,为什么他独把在这三处的贬居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十几年的贬滴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贬滴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这让一个御史台挑出毛病,又在他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弹劫他蔑视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他被押解人狱。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台诗案”。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激怒新党。苏轼因此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苏轼被贬黄州作团终副使,其实身受监督管制,并不十分自由。这种灾难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孤独,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平日借居定惠院,只是“闭门谢客对妻子”,而且不敢饮酒多言,“醉里狂言醒可怕”。原本一腔报国热情,准备大展宏图,却落得贬官流放黄州。然而,黄州的贬滴生活不仅造就了他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使苏轼从思想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此期创作的词作有近100首,占其整个一生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词作总数360余首);诗作《梅花二首》、《寒食雨二首》、《东坡》、《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等,词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散文《前后赤壁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他思想上的隶变可以从他的创作中看出印迹。
从他初到黄州时期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那孤寂清高的孤鸿就是他的化身,这种无人能省的精神上的极度孤寂让豪情万丈的苏轼归于沉静,“拣尽寒枝”是对孤鸿的行动的描写,更是对自己光辉峻洁人格的写照。
政治上陷人绝境,心理上饱受摧残,生活上困窘不堪促使他思索。儒家人世思想让他陷人困境,使他开始吸纳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苏轼是不肯服老服输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院溪纱》)最能体现他此时心境变化的是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已然能吟啸迎风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胸怀,如此壮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羁,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实,苏轼的这种精神一直是有儒家积极人世的理念支撑着的,即使是他刚从狱中走出,初到黄州时,也未曾放下过这个理念:“吾挤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懊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至今读来仍振聋发馈,令人肃然起敬。一个逐臣犯官竟能怀如此忠义之心,足能得见苏轼人格的伟大。
一场大的灾难,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让苏轼成熟了,正如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的评价:“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三咏赤壁的千古绝唱就此诞生:《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尽了他政治上的落寞,但读来却让人倍感豪放,全词气势恢弘,苍凉悲壮,化千年为一瞬,唯江月是永恒,这是苏轼发出的强者的壮音;前后《赤壁赋》则更多地表现为人生的哲思;《前赤壁赋》假托客言写人生之悲,又以庄子之齐天人、齐物我自我宽解,令人叹服;《后赤壁赋》中的道士化鹤过舟,真有随缘任性,清明无尘的仙人之境,其实道士、鹤已与自己融而为一,达到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进退自如境界。
黄州的滴居生活使苏轼由锋芒毕露转为厚重的成熟,他已经具备了沉静处理政治打击的能力。绍圣元年(1094),朝廷又以苏轼起草制浩“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先贬英州,接着,短短一两个月间,他先后接到贬滴诏令五道,最终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条件比黄州还要差得多,一向被视为陷恶军州,贬滴至此地,往往就不能生还了。即使超然旷达,随缘任命的苏轼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忧虑。然而他的到来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使他这颗受伤的心备受感动。所以,乐观的苏轼面对骨肉分离,万里投荒,依旧能豪迈赋出“暴雨过云聊一块,未妨明月却当空”的诗句(《慈湖夹阻风五首》)。惠州的民风淳朴,风光秀美,民众的热情好客,使得苏轼唱出“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美丽诗句(《食荔枝二首》)。他的心境也更加空明清净:“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叶窥佳蹲。”(《十一月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他甚至想终老于此,自己“譬如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他对惠州的评价是“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贬地俨然又成了乐土。
这期间他并没有沉溺于释道出世思想,儒家济世精神依然起着积极的作用,他心地仁厚,爱民如子,孤忠思想使他不能无视人民的疾苦,不在其位而尽其可能地谋其政。在寻僧访道的同时,他积极通过各种关系和自己的影响为人民谋取福利:建水磨坊,推广插秧工具秧马,舍药救民,掩埋露骨,而后又建议惠州官员建营房整肃军纪,建议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应各从其便,并协助策划修建了惠州东西二桥和广州自来水工程。身为犯官而能如此,苏轼为民可谓弹精竭虑,千古难求!
同时,他以佛老修身养性,破除人生的执著,追求人生的大彻大悟,不再局限子人生一时的得失,他要彻底放下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名僵利锁,回归本真状态。虽然这一切出于人生的大起大落的辛酸,但也确实使他得到了超脱,佛老思想一度上升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苏轼再次遭难与此期写的一首诗有关:“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当时的宰相章谆看了这首诗笑道:“苏子瞻竟如此快活!”于是苏轼被贬滴到了海南澹州,“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苏轼因诗三次得祸,却依然“不知悔改”,他在给苏辙的信函诗中写到:“莫嫌琼州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他年谁做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然而苏轼这次是真的居无定所,衣食不继,从官舍被逐出后,只得与幼子苏过露宿桃榔树下,“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一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苏轼依旧没有消沉,他在枕榔树下买地结了几间茅屋,取名“桃榔庵”,又有陶诗杜诗可读,日子也就将就过了。他依然保持了乐观旷达的精神,他把贬滴地澹耳当作修道养生的乐园,用超俗的眼光看待一切,苦地也就成了天堂。
苏轼被贬时期,特别是晚年经历了岭海滴居漂泊,使他更深人地接触到了下层的生活,了解人间疾苦,增强平民意识,与黎民百姓休戚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感。在澹州的三年,生活虽然倍极艰辛,他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敷扬文教,在蛮荒之地传播文明文化,改变当地的落后风俗,与当地黎民结下深厚友谊。他使当地有了琅琅的读书声,并培养了海南第一位进士。他为增进黎汉团结,播迁中原文明,海南风俗的开化,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也因此更加旷达乐观,洒脱豪迈。
苏轼虽然屡遭打击迫害,丢官被逐,始终能自我调适,随遇而安。然而,苏轼自始至终并未苟且偷生,消沉遁世,而是很好地融人人间天地,诗文创作显示他的豪迈从容,给所贬之地带来文明教化,为当地人民所崇敬热爱。这应该是儒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与佛道忘我无我、空静澄明的境界相互杂揉融和的结果。苏轼的精神魅力,正在于此。苏轼被贬三地的功绩,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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