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2)

　　二
儒家思想在造就晋初士人“立功洲立言”的创作心态的同时，对文学创作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美刺”诗教传统的继承
《毛诗序》中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提出“美刺”原则，这是典型的儒家诗教理论。所以清人程庭柞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汉末建安直至正始以来，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下降，儒家诗教传统也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法则，但仍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力。
晋初文人继承了儒家“美刺”诗教传统。武帝初，提倡节俭，励精图治，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措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西晋的统一也改变了分裂时期的凋敝景象，出现了短暂的太康中兴局面。社会的安定与统一激发了文人的盛世梦想，从而为之摇旗呐喊。挚虞作《太康颂》，张载作《平吴颂》《檬祀赋》《剑阁铭》为晋室张皇声势。《檬祀赋》作于咸宁年间，着力铺写檬祀池水的壮观，写出了它激通渠、承长川，仰承河汉、吐纳云雾的气势，这不仅是作家才华的展示，更表现了作家的社会理想。在这幅图画中出现的玉辈天子，是“一种有意味的代表与象征，因为时遨游、镜清流、可逍遥、以忘忧，乃人人憧憬向往的美好境界。这不同于平庸的歌功颂德，乃能于恰到好处的歌功颂德之外，融人主体的理想情怀，很巧妙地表现出了西晋武帝之初，社会稳定繁荣，熙然而乐的社会景象”叫。作于太康年间的《剑阁铭》，极力描述剑阁形势的险要，总结历史教训，歌颂国家统一，为晋室张扬声威:“世浊则逆，道清斯顿。闭由往汉，开自有晋”，“兴实由德，险亦难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公孙既没，刘氏衔璧。覆车之轨，无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正因为这篇铭文的主旨在于歌颂西晋王朝，所以博得武帝的青睐，遣使镌刻于剑阁山崖。晋初还出现了大量应制而作的、歌功颂德的作品。傅玄曾作《晋荤舞歌五首》，其中《明君篇》一首描绘出一幅“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的朝政清明繁荣的画面，反映了西晋王朝建立之初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西晋社会的理想，这也代表了大部分晋初士人的心声。潘岳也作《藉田赋》热情歌颂晋武帝藉田“能本而孝”的功德，赞美一个历经百年浩劫而建立起来的新兴王朝，通篇洋溢着对这个新兴王朝的信心与热情。
在晋初短暂的繁荣稳定的局势下，也有不少人看出了蕴含的社会隐忧:趋利忘义、耽于逸乐、纵欲奢糜。潘尼在《安身论》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世风:
然弃本要末之徒，恋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耀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途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缓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勿V颈之欢，争路则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弩蓦思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君子务能，小人伐枝，风颓于上，俗弊于下。
曾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爱财吝音，虽贵且富，然“翁抠二人，常以象牙筹昼夜算计家资”王戎爱财，后人或以为“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但追求金钱却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因此成公绥写有《钱神论》，其中写道:“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垫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己。执我之手，托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计能否。宾客辅凑，门常如市。谚言曰:‘钱无耳，何可周使?’岂虚也哉!”世人对钱的祟拜，得到充分描述。伴随着对金钱崇拜而来的是奢侈享乐思想的蔓延。如何曾、何韵父子，食必尽四方珍镬;任恺“一食万钱，犹曰无下著处”;王济“以人乳饮豚，以求味美”;石崇、王恺争富，更是人所周知。张华《轻薄篇》就对西晋初年王公贵族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进行了讽谏。该诗继承了“缘事而发”的乐府精神和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文学传统，诗歌开头以“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志意既放逸，货财亦丰奢”总结了当时轻薄浮华的世风，继而，作者围绕“放逸”“浮华”铺排开来，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截取宴饮、歌舞的欢宴场面展现贵族子弟生活的浮靡:“酣宴终日夜，明灯继朝霞，绝缨尚不尤，安能复顾他。流连弥信宿，此欢难可过。”在对奢糜的生活场面进行淋漓尽致的描写后，诗人感慨道:“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蹬跄。促促朝露期，荣乐邃几何。念此肠中悲，涕下自谤沱。但畏执法吏，礼防且切磋。”在这纵情声色的生活背后，却有着人生苦短、岁月易逝的悲伤，因此张华提出了“礼防且切磋”的讽谏，要用“礼防”，即以儒家伦理道德进行约束。
(二)“达则兼济天下”的创作主题
积极人世与博施济众是儒家的主体精神，儒家士人从来都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傅玄、张华是西晋士人中少有的正统儒者。傅玄出生寒素，年少孤贫，家道中落，青年时又避难河内，生活的窘况可想而知，这使他对社会生活的黑暗有所揭露，对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示同情。傅玄的《苦雨》《雨诗》《炎旱》等诗描写了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全诗浸透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傅玄早年所作的《放歌行》就反映了魏晋之际真实而悲惨的现实生活，其中的“丘家如履聂，不识故与新”与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及王粟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样使人触目惊心，既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字里行间又包含着诗人对身处惨境的百姓的无限同情。傅玄还有为数众多的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作品，如《董桃行·历九秋篇》《明月篇》《青青河边草》，尤其是《苦相篇》描写女子自出生到衰老的悲苦命运:“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几乎写完了身为女性的种种不幸。傅玄身为一个处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子，却能为妇女这一弱势群体鸣不平，表现出他博施济众、兼济天下的仁者胸怀。
张华“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深受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的熏染。从张华一生行径看，无论在武帝朝，还是在惠帝朝，他都表现出积极用世的精神:武帝朝出谋划策，力主用兵，平吴大捷，张华功不可没;惠帝朝“尽忠匡辅，弥缝补胭，虽当阁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纵观张华的一生，儒家积极人世的进取精神始终是他生命的主旋律。与这种积极人世思想相一致的，是他作品中时而流露出的一腔慷慨豪迈之气。其《壮士篇》《游侠篇》《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励志诗》都抒发了作者的“风云之气”，《上已篇》中表达了一种珍惜时光、及时努力的思想。在《壮士篇》中，张华塑造了一位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
　　天地相振荡，回薄不知穷。人物察常格，有始必有终。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乘我大苑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弯。慷慨成素霓，啸托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哩四戎。灌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该诗继承了建安慷慨之音，借诗中壮士形象抒发了追求功名的热望和建功立业的豪情。
儒家思想对士人的影响是普遍性的，尤其是晋初的社会现实，使潜藏在士人心中的用世思想也蓬勃起来。潘岳是比较典型的代表。由于潘岳晚年“望尘而拜”为人不耻，故史传说他“性轻躁，趋势利”，这主要是指潘岳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以后的表现。在永熙元年以前，潘岳并无太大劣迹，反而“是一位富有才华和进取精神，但因不谙沉稳练达的处世之道而长期沉沦下僚的青年才士”潘岳在做河阳令期间，“勤于政绩”;任尚书度支郎时，与挚虞反复讨论古尺今用问题;还曾上《九品议》，反对“争竞”之弊。潘岳在《家风诗》《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功名欲念。不可否认，潘岳的进取精神主要是谋求个人功名，但同时也包含着谋求王朝兴盛的一面。在《河阳县作诗二首》中诗人描写了河阳县的美好景色与生活:“长啸归东山，拥来褥时苗。幽谷茂纤葛，峻严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但诗人仍胸怀强烈的责任感:“谁谓邑宰轻，令名患不劲。人生天地间，百年孰能要”，“福谦在纯约，害盈由矜骄。虽无君人德，视民庶不恌”，“岂敢陋微官，但恐泰所荷”，渴望作出一番成就，建功立业。性格闲静儒雅的张载，在咸宁、太康年间，受时代精神的感召，也有过壮怀激烈、慷慨激昂的表现。其《榷论》开篇便曰:“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易由致之哉?”作者开门见山，提出“功”“名”二字，并冠以“天下”之饰，显示出强烈的功名心。接着征引史事，列举大量因遇其时而立功扬名的事例，说明一种常见的社会历史现象:“时平则才伏，世乱则奇用。”这篇政论写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作家出仕之前，表现出欲立功有为、获得用武之地的迫切心情，这正是晋初大部分士人的政治理想。
综上所述，儒学在西晋的地位虽不如两汉时期那样达到鼎盛，并受到玄学冲击，但儒学亦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提倡，仍占据显要地位，并保持了儒家原有的以道自任、经世治国的精神品格，对晋初士人和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