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孔子与柏拉图理想秩序观差异性比较
周丽娜 李理分享
论文摘要 基于对孔子与柏拉图相关文本的解读，本文拟以秩序为切入点，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层次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孔子与柏拉图中西方两位先哲的秩序观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以期从文明发轫期窥探和挖掘出中西秩序理念的分歧。
论文关键词 孔子 柏拉图 秩序
基于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形态等基本要素，本文拟对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进行差异性比较，以期较为系统清晰地展现出文明发端时中西文化差异的某些印迹。
一、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中西方不同的文明形态
长期以来，华夏地区与古希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分别形成了农耕与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
华夏地区以陆地为主，依托土地而发展的农业为其主要经济形态，农耕文明即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因“周人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氏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始祖。从国王起‘卑服即康功田攻’，就因这样才得灭商而有天下”，故西周建国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由于土地的固定性，大量从事农耕的农民就被牢牢束缚到土地上，以家族为单位长期在一个地区繁衍生息，除非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动，农业的属性决定了华夏人思想上保守、仁爱、安天命的特性。相应，华夏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文化”，即敬宗法，以宗亲血缘为中心来判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亲，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分封制即是这种文化在政治上的体现。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以半岛、海洋为主，依托海洋而发展的商业贸易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故商业文明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腊城邦内的居民首先是商人，主要从事海上经济贸易，人口流动较大，商业的属性决定了希腊人思想上冒险、理智、崇尚人自身力量的特性。相较华夏地区的“家文化”，可以说古希腊所形成的是一种“海洋文化”，重个人权利，追求平等与自由，政体的选择上亦旨在实现公民的良好发展和城邦正义，显得灵活多样。柏拉图所在的雅典，为古希腊典型的海上强国，商业贸易发达，并曾以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城邦希腊，造就了希腊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可以说，彼时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及文化特性直接影响了孔子与柏拉图对其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而孔子与柏拉图恰如其中的“仁者”与“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经济背景下，各自设计出了不同的秩序模式，预示着今后中西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二、家庭性与理性：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
孔子与柏拉图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分别侧重于人性“家庭性”与“理性”两个不同方面。
孔子的理想秩序观以“家庭性”为逻辑起点。孔子视血亲伦理为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情感，为人性之本，故尤为注重人的家庭属性，往往把人首先置于一家之中予以考虑。正如赵汀阳所述“传统中国意义上，‘人性’和‘家庭性’便在理想条件下是被认为是一致的。就儒家思想传统而言，家庭性几乎构成了对人性的完全充分论证。”由于孝、悌为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孔子亦把孝悌视为个人修养之根本，并主张予以推而广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犹一家的“大同”境界。故孔子是以“家”来理解社会、国家、乃至天下，认为只有良好的伦理修养，和睦的家庭关系，国家才会安定有序，天下才会太平。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人性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柏拉图重理性，认为宇宙、国家、个人皆天然被赋予了理性，“理想国”即是基于灵魂三分（理智、激情、欲望）及其理性假设而层层构建起来的。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因而，可以说是理性支撑起了柏拉图理性世界的大厦。
从中西方政治发展的脉络来看，“家庭性”与“理性”可谓中西思想文化的基底，左右着中西方政治、秩序、及文化的走向。西周以来，中国政治越来越走向与伦理相结合的道路，伦理政治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特色；相较，西方自古希腊即注重节制与理性，轻伦理，而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标志着西方伦理与政治的彻底分离，现实政治则成为其主要特色。而这种趋向从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就可见一斑。
论文关键词 孔子 柏拉图 秩序
基于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形态等基本要素，本文拟对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进行差异性比较，以期较为系统清晰地展现出文明发端时中西文化差异的某些印迹。
一、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中西方不同的文明形态
长期以来，华夏地区与古希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分别形成了农耕与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
华夏地区以陆地为主，依托土地而发展的农业为其主要经济形态，农耕文明即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因“周人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氏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始祖。从国王起‘卑服即康功田攻’，就因这样才得灭商而有天下”，故西周建国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由于土地的固定性，大量从事农耕的农民就被牢牢束缚到土地上，以家族为单位长期在一个地区繁衍生息，除非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动，农业的属性决定了华夏人思想上保守、仁爱、安天命的特性。相应，华夏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文化”，即敬宗法，以宗亲血缘为中心来判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亲，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分封制即是这种文化在政治上的体现。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以半岛、海洋为主，依托海洋而发展的商业贸易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故商业文明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腊城邦内的居民首先是商人，主要从事海上经济贸易，人口流动较大，商业的属性决定了希腊人思想上冒险、理智、崇尚人自身力量的特性。相较华夏地区的“家文化”，可以说古希腊所形成的是一种“海洋文化”，重个人权利，追求平等与自由，政体的选择上亦旨在实现公民的良好发展和城邦正义，显得灵活多样。柏拉图所在的雅典，为古希腊典型的海上强国，商业贸易发达，并曾以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城邦希腊，造就了希腊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可以说，彼时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及文化特性直接影响了孔子与柏拉图对其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而孔子与柏拉图恰如其中的“仁者”与“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经济背景下，各自设计出了不同的秩序模式，预示着今后中西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二、家庭性与理性：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
孔子与柏拉图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分别侧重于人性“家庭性”与“理性”两个不同方面。
孔子的理想秩序观以“家庭性”为逻辑起点。孔子视血亲伦理为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情感，为人性之本，故尤为注重人的家庭属性，往往把人首先置于一家之中予以考虑。正如赵汀阳所述“传统中国意义上，‘人性’和‘家庭性’便在理想条件下是被认为是一致的。就儒家思想传统而言，家庭性几乎构成了对人性的完全充分论证。”由于孝、悌为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孔子亦把孝悌视为个人修养之根本，并主张予以推而广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犹一家的“大同”境界。故孔子是以“家”来理解社会、国家、乃至天下，认为只有良好的伦理修养，和睦的家庭关系，国家才会安定有序，天下才会太平。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人性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柏拉图重理性，认为宇宙、国家、个人皆天然被赋予了理性，“理想国”即是基于灵魂三分（理智、激情、欲望）及其理性假设而层层构建起来的。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因而，可以说是理性支撑起了柏拉图理性世界的大厦。
从中西方政治发展的脉络来看，“家庭性”与“理性”可谓中西思想文化的基底，左右着中西方政治、秩序、及文化的走向。西周以来，中国政治越来越走向与伦理相结合的道路，伦理政治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特色；相较，西方自古希腊即注重节制与理性，轻伦理，而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标志着西方伦理与政治的彻底分离，现实政治则成为其主要特色。而这种趋向从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就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