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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我军作风建设的实践及经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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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抗战期间我军作风建设的实践及经验论文,欢迎阅读。

  军队作风,是军队在作战、训练、工作和生活上一贯表现的态度和行为,它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抗战时期,我军在内外环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注重从思想、工作、战斗、纪律、管理、生活等方面全面加强作风建设,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深入研究抗战时期我军作风建设的实践及经验,对于当前加强我军的作风建设,注入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作风建设的重大实践

  在抗战时期,我军不仅“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名震四方,更以作风优良着称于世,成为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一个鲜明标志。当时我军作风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从思想政治方面对军队作风提出的要求。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党中央在抗战初期就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教育方针的第一句话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主要是指我军广大官兵必须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不渝地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明确的认识和鲜明的态度,牢记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宗旨意识,具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在抗战时期,我军正是通过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来着力培养官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主要做法:一是反复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1938年1月,我军《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1944年4月,《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不仅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还系统总结了我军自古田会议特别是抗战以来政治工作的经验,成为我军政治工作成熟的标志。二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作为我军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系列文章,都为抗战官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我军作风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抗战时期,我军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从1942年开始, ,我军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普遍提高了军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效克服了部分官兵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强化了官兵的政治信念。

  (二)坚持求真务实的优秀品格坚持求真务实的优秀品格是从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方面对军队作风提出的要求。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对军队而言,“求真”就是通过主观努力,认识事物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取得战场行动的主动权;“务实”就是踏踏实实工作,掌握驾驭战争的真本事,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军队就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对军队而言,求真务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培养官兵求真务实作风的主要表现有:一是首次明确“实事求是”这一核心概念。“实事求是”的概念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使用的。1941年,毛泽东又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集中体现。二是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求真务实在战争时期的战场上主要体现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1]

  在抗战前期,我军以游击战为主,而到了抗战反攻阶段,我军果断实施运动战。此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还包括毛泽东的持久战略,罗荣桓的翻边战术,罗炳辉的梅花战术,吕正操的蘑菇战、顶牛战和装小示弱的战术,刘伯承的敌后武工队,前线官兵创造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三是提出务实的部队建设方针。在抗战严重困难阶段,由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部队庞大,机关臃肿,逐步凸显出鱼大水小、兵多难养的矛盾,我军及时采取精兵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活动等。在军事训练上,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区别对象、因人施教、务实管用。对于战士,主要是加强技术训练,重点学好射击、投弹和刺杀三项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学习夜战、近战和游击战等战术动作,提高战士短兵相接的本领,力争用较少的弹药杀伤较多的日、伪军。对于干部,主要是学习管理方法和指挥艺术,提高军政素质和组织指挥能力,解决善于带兵、减少伤亡等问题。

  (三)培树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培树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是从战斗精神和意志品质方面对军队作风提出的要求。强调军人要有血性,核心是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主要包括:不怕困难,不折不挠的作风;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不怕牺牲,敢于拼命的作风。在这一时期,我军加强战斗作风建设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军队统帅重视战斗作风建设。朱德指出:“勇敢加技术,就战无不胜。”毛泽东指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1]二是在抗战中,日寇和伪军在数量、装备上占绝对优势,而我军孤悬敌后,在缺少粮饷、弹药的情况下,作战12.5万多次,毙、伤、俘日军52.74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过硬的战斗作风正是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克服恶劣环境、经受住凶险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在抗战时期,我军涌现出了大批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和英雄群体。例如,平型关大捷打扫战场时,人们看见八路军115师连长曾贤生一手紧握刺刀,一手捂住小腹,虽已气绝身亡,却仍屹立不倒;赵一曼被俘后,遭敌人昼夜提审逾月,严刑拷打得连敌人都战栗了,她却始终不吐一个字;“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八路军主力转移而英勇跳崖;“八女投江”成功掩护了抗联大部队突围。

  (四)倡导团结友爱的内外关系倡导团结友爱的内外关系是从军队内外关系和维护内外团结方面对军队作风提出的要求。团结友爱,是我军性质、宗旨在作风建设上的具体体现,是我军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鲜明特征,主要包括内部团结和外部团结。倡导团结友爱主要表现在:一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被放在第一位。“官兵一致、尊干爱兵”也是这时期提出来的。二是1944年发布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强调:“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毛泽东强调“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1]三是团结友军,主动配合、援助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作战。1937年,八路军团结配合阎锡山部队开展正面防御作战,一举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的主力1 000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此后,八路军还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忻口正面防御战,129师转战正太铁路沿线、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娘子关争夺战,115、129两师主力掩护娘子关方向国民党军撤退,保卫太原等。

  (五)强化令行禁止的纪律观念令行禁止是从组织观念和执行命令方面对军队提出的要求。我军历来以纪律严明着称。令行禁止的纪律作风,确保了我军的军令、政令畅通,确保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确保了我军能打胜仗。“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八路军和新四军以纪律严明广受赞誉。在这一时期,我军加强作风纪律建设主要表现在:一是军队党纪条规逐步完善。在这一时期,八路军新颁布了《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新四军重新公布了《三大纪律十项注意》等。此外,我军还明文规定党内处分的类型、处分党员的手续、处分党员的批准权限等。二是建立健全军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抗战时期,我军在师以上单位进一步完善了党务委员会及其工作制度,主要负责监察党的道德和纪律的执行。三是从严执纪。严肃处理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典型案件,如刘振球案件和黄克功案件。

  (六)保持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是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方面对军队作风提出的要求。抗战时期我军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这决定了我军从创建那天起,就必须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而是贪图享乐,我军不可能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

  在抗战时期,我军艰苦奋斗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及南泥湾精神,都是这一时期我军艰苦奋斗的典型体现。二是领导带头艰苦奋斗。当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亲眼看见毛泽东住着简陋窑洞,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小米饭和南瓜汤;看到周恩来睡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他深深被我党、我军领导人的清贫节俭所感动。斯诺断言,这种生活作风会产生无往不胜的伟大力量---“东方魔力”.三是艰苦的战斗生活。杨靖宇忍饥受冻孤身战斗至死,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全是树皮、草根与棉絮,可见生活艰苦的程度。八路军山东军区守崮英雄连93人,每人每天只喝两茶缸水,仍然在炸弹、炮弹、瓦斯弹下坚守阵地半月。在抗战紧张时期,新四军指战员几乎天天行军、顿顿野餐、夜夜露宿。在日、伪军“扫荡”“清乡”期间,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平均30多小时打一仗。在边沿区活动的部队,常常一夜三移驻地,两三个月不解子弹袋,根本不能解衣入睡。这些展现的都是战士们的艰苦奋斗精神。
  
 二、抗战时期我军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抗战时期,我军作风建设成效显着,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在抗战时期,我军作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红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后,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7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单一领导。同年8月,中央军委命令:各师改编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执行中央与军委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期间,我党、我军还与王明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从而放弃党对人民军队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抗战中,由于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才粉碎了日寇无数次残酷毒辣的“扫荡”“封锁”“围剿”,打退了国民党3次高潮和多次配合日寇对解放区的进攻,解放了敌占区1亿人口,建立了19个解放区,发展了220余万民兵。八路军和新四军由战争开始的3万多人发展成为120余万大军,最终夺取了抗战胜利。

  (二)坚持问题导向我军在作风建设上始终从实际出发,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在抗战初期,国民党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并据此对我军干部极尽升官发财酒色逸乐引诱之能事,我军内部一部分人厌倦过去的艰苦斗争生活,被国民党的诱惑所吸引,为此我军开展了与新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1939年至1942年,中央军委针对我军作风出现的问题,分别开展整军运动和整风运动。1942年,针对军队党员干部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全军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教育引导军队党员干部用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同各种非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同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力地提高全军作风建设水平。坚持从突出问题入手加强作风建设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经验。

  (三)坚持正确方针在抗战时期,我军整风运动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好相反的。这一方针既强调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更慎重,做得更好。同时,强调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为了使犯错误的人变成好同志。即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以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总方针指引下,我军对犯错误同志的处理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于历史问题的处理不是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是着重于对当时环境的分析,对错误内容以及对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分析。

  (四)坚持领导带头在抗战时期,我军作风建设始终坚持领导以身作则,以上率先。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开始的,主要通过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召开,前后持续了40多天,召开了5次会议,1人发言,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高级干部都进行了深刻而沉痛的检讨。在整风过程中,党中央还反复强调:“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自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2]此外,在抗战时期,哪怕再痛,“右臂摔断了……满脸淌汗……内衣被鲜血染红湿透”,周恩来却仍“伏案用左手拿笔批改文件”(柯棣华语)[3].新四军第六师供给部部长李建模兼任江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处处长时,几乎天天生活在黄金现钞堆里,但他严于律己,生活简朴,每餐饭菜都和同志们一起吃,有时甚至吃无油的菜汤,堪称廉洁奉公的典范。而我军指挥员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叫响“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更是将领以身作则、冲锋在前的明证。

  (五)坚持群众路线在抗战时期,我军作风建设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抗战胜利就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在抗战时期,我军还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双拥运动,进一步密切了鱼水相依的军民关系。在抗战前线,我军为了群众利益浴血奋战,分给农民土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来减轻群众负担,对群众秋毫不犯,甚至在最艰苦时期,八路军总部要求官兵在不能再低的每人每天7两口粮的生活标准里节约1两米来救济灾民,而人民群众或者踊跃参军或者支援前线,或者在后方积极照顾八路军伤员,甚至为了掩护八路军战士不惜牺牲全家生命。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才能陷敌于“汪洋大海”,以弱胜强。

  三、抗战时期我军作风建设的当代启示

  我军在抗战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我军赢得人民支持、保持良好形象、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法宝。把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继承好、发扬好,永葆老红军本色,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历史责任。我们要认真贯彻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军队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抓紧抓实,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有力保证。

  (一)加强我军作风建设必须严字当头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必须具有比其他社会集团更加严格的纪律。一般军队如此,我军作为无产阶级军队、作为党和人民的军队、作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更应如此。在抗战时期,我军之所以纪律严明,与我军作风建设始终从严要求密不可分。即使是在抗战用人之际,对少年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作战有功、指挥有方但违纪违法的黄克功,我军也坚决对其执行死刑。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红军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肃的纪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率先制定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的规定,坚决从自身做起、说到做到,向全军表明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所以,治军贵在从严,也难在从严。令严方可肃军威,命重始于整纲纪。军队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三严三实”要求,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等各项法规,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始终保持政令军令畅通。军队各级党组织要从严执纪,让铁规发力、让制度生威、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使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制度化、经常化,使军队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二)加强我军作风建设必须对症下药在抗战时期,我军作风建设始终坚持从问题入手,以解决问题推动工作。通过整风运动,对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精准发力,有效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当前,作风问题已经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我军建设的方方面面。对于不同单位、不同人员来说,作风问题存在的领域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主要根源不同,加强作风建设只有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才能取得实效。因此,无论单位还是个人,都要从思想政治、工作态度、战斗精神、部队管理、组织纪律、物质生活等各个方面认真对照检查,盯住作风问题的具体表现,切实弄清作风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以及给部队造成的危害,并据此制订整改措施,下大力气整肃军纪。当前,“四风”方面很多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比如权力制约问题。这些深层次问题往往涉及领导干部或是班子成员的自身利益,顽固性更强,我们党要求各级抛开名利的束缚、关系的羁绊,以对部队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刮骨疗伤”的勇气,从班子内部和领导干部自身查起、严起,逐步推进,反复尝试,综合施策,真正从根子上把问题解决好。

  (三)加强我军作风建设必须以上率下在抗战时期,我军作风建设成效显着,原因之一在于我党、我军最高领导以身作则,带头践行。“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作风,“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战斗作风,时至今日仍是我党、我军作风建设的优良传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不好,下必效焉。习近平主席强调:“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4]转作风,率先垂范最有力。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形中都是在营造一种风气、提倡一种追求、引导一种方向。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关键在于从严治官。军队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弱化,将直接导致“刚性”的制度规定富有“弹性”,只要“一把手”敢于以身作则,敢于从自身下手,拿自己开刀,勇于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就有以上率下的底气、与歪风邪气斗争的硬气,许多问题就会势如破竹、迎刃而解。军队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军规,既要严于律己,努力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又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从一点一滴入手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在学习研究上更自觉、在深入基层上更经常、在教育管理上更较真、在服务官兵上更主动、在日常生活上更简单,以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良好形象和模范行动带动班子、感召部属、取信官兵,更要从“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要求出发,从迎来送往、文山会海中脱开身来,深入训练场这一和平时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基本实践平台,身先士卒参训、组训、研训、谋训,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提高部队战斗力上来。

  (四)加强我军作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军作风纪律整顿的成功范例。这次整风运动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结束, 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既有好的开始,也有好的结束。在这之后,我军也多次进行作风纪律整顿或整风运动,使我军作风建设始终走在全社会前列。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那样,抓作风建设贵在“常”“长”二字,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善始善终、善做善成。当前,我军作风建设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全军上下做了不少工作,但有的只是破题,“硬骨头”还在后面,必须坚持频道不换、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使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不仅需要经常抓、长期抓,更要靠体制机制来保证。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要针对官兵反映的突出问题,推动建章立制,划出“红线”、标明“雷区”、架起“高压线”,把制度建设不断推向深入,为我军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刘以顺.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 [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8-13.

  [3] 郭泉真.英雄---谨以此文纪念抗日先烈们 [EB/OL].2005-07-20/2015-03-08.

  [4] 总政治部.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 [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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