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分析论文
内部选拔在大规模企业比较常见，这种方式的特点是费用极少，能极大提高员工士气，申请者对公司相当了解，适应公司的文化和管理，能较快进入工作状态;而且可以在内部培养出一人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分析全文如下：
引言
在大跃进时期(1958 - 1961)，全国各地的国营工厂，呈现出一派“工人技术干部大跃进”( 或称“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 的景象。这一时期，从工人群体中提拔技术干部，成为国营企业技术人员的主要人才选拔模式;“工人工程师”这个头衔，更是成为工人阶层向干部阶层社会流动的典型标签。例如1960 年上半年，上海提拔的2254名工程师中，由工人干部或直接从工人中提拔的占70% ①;云南省在建国的前十年中，总共只有30 名从工人队伍中逐级晋升的工程师，但在1960年新增加的工人工程师就达到121 名，是之前的四倍②。但是，纵观“”前的十余年间，这种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现象，似乎只是集中发生在大跃进时期。无论是在大跃进之前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 - 1957)，还是在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时期(1962 - 1965)，都没有出现工人技术干部集中提拔的状况。
本文提到的“技术干部”，指的是国营工厂内的总工程师、工程师、技师、技术员等专职技术人员③。关于工人与技术干部之间的阶层差异，社会学家的观点是，随着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的发展，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会日渐扩大，表现出鲜明的阶层分化倾向。如陆学艺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机构基本形态的论述中，将专业技术人员视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认为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训练，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产业工人则位于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森严的壁垒隔阂，并非短时间可以轻易跨越④。如果以这种阶层分析框架套用到对“工人技术干部大跃进”现象的解释之中，则会体现出诸多不相适应之处。例如，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初期开始，就已经提出了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工业化的远景目标和近期实践，是贯穿着整个毛泽东时期的主旋律。按照这个状况而言，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的阶层差异应当日益明显，不应出现大跃进时期工人工程师泛滥的局面。
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首先我们排除一种可能，即大跃进时期工人的技术能力和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已经全面达到技术干部的标准。从当时的档案资料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双方的技术和文化“鸿沟”十分明显。所以，这些工人能够获得擢升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能力和文化水平提升到了技术干部的层次，而应当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庇护，从而实现了不符合其自身能力和阶层定位的快速向上流动。
研究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者业已指出，由于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成为资源再分配的主体，因此个人的生活机遇往往明显地“受到国家再分配体制特定结构条件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动态过程和与此相应的国家政策转向的影响，这些政策变化直接而迅速地改变社会结构，并重新评价个人生活机遇中各类社会资源的重要性”，个人生活机遇的机会结构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价值由此发生直接而明显的改变⑤。如周雪光及其合作者通过模型的建立，推演了政治变迁过程对组织内部升迁的影响，尤其分析强调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政策和选拔标准的变化对官员录用和晋升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升迁机遇⑥。从这个角度而言，工人能够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拥有高于其经济资源贡献的分配量，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推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扮演了比其他国家在相同历史过程中更突出和关键的角色……这一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特征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体制安排和政策铸造的”⑦。然而，通过对建国初期经验资料进行解读，可以看到国家在实施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政策设计上具有前后一致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与变化。如果个人生活机遇是国家政策直接映射的结果，那么不应该产生阶段性的起伏现象。笔者以为，出现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程度摇摆不定的状况，主要是由工业单位内部党政领导的权力关系变化所造成的。
有学者认为，在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中，虽然生产资料名义上归全民或集体所有，但作为一个庞大的资产所有权拥有者，国家必须以某种形式将这些资产委托他人来管理。因此，国家和单位之间，构成了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⑧。体现出来的状况是:国家通过“单位”将城市居民管理起来，物资供应通过“单位”进行再分配。单位组织不仅是国家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社会资源或财产的占有者。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不再是人们组织起来运用资源实现利益的一种形式，而是转化为国家实现统治的一种组织化手段”⑨。可见，“单位”如同处在政治统治链条关键位置的“微型国家”，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也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场所，“国家借助单位将整个社会压缩、改装之后与国家同构在一起，单位就是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具体场域”⑩。国家—单位组织—单位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强制性的上下依附结构，使得单位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附于单位，单位也对国家无限依赖，导致个人的生活机遇与国家利益的诉求发生关联。
但是，单位组织在上下互动的过程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事实上，由于国家利益的双重性、单位管理结构的二元化和单位领导个人动机的多元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对个人生活机遇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出现了机制和效果的复杂化。简单地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利益取向可分为对政治合法性的索取和对经济剩余的索取，这两种利益取向的中国式话语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或者套用建国初期的话语，可以总结为“抓革命”和“促生产”。为了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国营企业的管理层被分割成为党委与行政部门的二元模式，形成了“政党体系和科层体系相叠合的单位内部领导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内部党政部门之间的分界线，无论是在最初的政策设计，还是到具体的实践，都没有加以明确界定。而且，由于“共产党认为自己应该对所有的事情负责，它不允许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享有任何自主权……政治与行政职能混合在一起，这正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在经济体制转型之前，国家大部分的资源和职业机会掌握在政党手中。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政党主导的干部选拔工作，往往会由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再分配者向工农家庭及其后代在就业、职位晋升等方面提供照顾，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授予关系。在“党政不分”的态势下，由党委领导通过对工人阶级成员提供庇护的行为原则，将一部分工人积极分子提拔为管理或技术干部，成为一种必然发生的状况。
问题在于，党委的工作任务是提拔阶级出身良好、政治背景清白的人员到管理、生产的核心岗位，通过干部队伍的“无产阶级化”提升组织忠诚度，这种做法被视为对政党掌握和巩固政权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一旦采取政治忠诚的选拔标准对干部候选人进行考核，就会出现只有“出身红”而不具有专业能力的人获得提拔的可能，这些人对于行政部门领导完成工作任务并无太大的作用。可以说，企业党政领导在工作上的主要矛盾，就在于提拔干部的过程中，无论采取“政治忠诚”或“生产绩效”之间的任何一种标准，都有可能对其中一方完成工作任务造成影响。而且，正如科尔奈所观察到的，企业领导具有多元化的工作动机，包括政治和道德因素、工作认同感、权力、威望、物质福利、对惩罚的恐惧等，他们本身就拥有完成工作任务以提升个人地位、获得职业回报的强力激励。一旦党委的提拔工作影响到了行政与生产工作的有序进行，很有可能因利益上的冲突而产生矛盾与对立。因此，“‘关系’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概念，是利益规定了其基本的结合方式”，企业内部党政领导之间因制度变迁和利益纠葛而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与技术干部提拔标准的转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建国初期工人技术干部的选拔情况进行解释:
过渡时期，由于苏联工业模式的影响，以及出于恢复生产、稳定政局的目的，党在工业领域的控制力度始终有限，并没有借助基层党组织对企业的生产工作与干部选拔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呈现出“党政分离”的态势，旧时代留下来的阶级出身不佳、政治表现一般的技术专家在这一时期占据着技术工作的权威地位。能够成为技术干部的标准主要是候选人的技术能力和文化水平，体现出“绩效主义”的提拔原则。
大跃进时期，由于执政党在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力明显增强，“党政合一”理念的确立与实施，形成了一元化的党委集权态势，造成了工业领域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的建立，党委书记成为工厂实际上的“一把手”;“又红又专”干部评价标准的建立，使得资源如何进行再分配的原则，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特点，阶级出身、政治表现等政治指标成为主要的评判标准。
经济调整时期，由于之前大跃进运动所推行的将意识形态的政治、精神动员部分取代管理和技术运作机制的做法，导致了经济生产方面的负面效果。因此在经济调整时期，党在工业领导的控制与干预出现了收缩局面。由于生产和技术工作的全面“放权”，绩效主义重新成为技术干部选拔过程中的主要标准。但是，党委领导对工厂事务的决定地位并未改变，党政部门之间在各自权限的边界展开博弈，使得技术干部的提拔工作连带受到了影响。
本文通过上海档案馆馆藏的工业系统档案材料，以建国初期(1949 - 1965) 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为讨论主题，对企业内部党政关系的变化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生活机遇的变迁之间的关联进行呈现，所要探讨的议题包括:选拔工人技术干部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为何在过渡时期和大跃进时期实施同样的政策，最后却造成了不同的效果? 大跃进时期“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状况为何稍纵即逝? 我们应当如何对此进行评价?
过渡时期企业管理结构的“党政分离”与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阻力
从工人中提拔技术干部，虽然是在大跃进时期才进入高潮的，但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上，自共产党获得执政权力之时，工人技术干部的大规模出现，便已成为一种必然产生的事物。建国之前作为共产党行动方针的“七大党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这些条文和言论从法理上奠定了工人阶级在共产党政权中的核心地位。
建国之后，为了能够实现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价值性诉求，兑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同时提高党组织在工人群体中的话语权，达到巩固新政权的目的，共产党在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改造的同时，赋予工人控制和管理工厂的权力。与此同时，从工人队伍中选拔技术干部，也在这一时期提上了议事日程。1953 年11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调配干部，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指出:“大量培养、训练干部，以解决工业建设及其他方面迫切需要的干部问题，这是当前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并提出要求:“五年之内，除了现有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外，在工业、运输、地质、建筑等方面，还需要增加大约三十万新的各级技术人员和一百一十万新的技术工人”。为了完成培养指标，各地工业局要求“就地取材”，将工厂变成“培养干部的学校” 对于成为工人技术干部的标准，工业管理部门也给出了具体的意见。1952 年，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组织部对所属各厂配备、调动、提拔干部等问题做出指示，要求从工人队伍中获得提拔的技术干部必须要满足历史清白;阶级立场稳、积极参加三反、立场坚定、工作负责、能联系团结群众;生产积极，能钻研技术等要求，其中对于技术能力的要求成为最后考虑的因素。1956年，上海市委工业工作部在文件中进一步要求，大胆、正确地从工人中细心地挑选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忠实可靠、懂得技术并有一定办事才能的优秀分子到各种领导岗位上来，是党既定的政策，也是生产发展的要求。“只要领导上加强对工人技术干部的培养，他们就会变成较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更为宝贵的骨干”。可见，大跃进时期大规模越级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用忠诚原则对技术干部进行考核的做法，早在过渡时期就已实行。通过政治优先权力的确立，国家试图将权威主义管理思维向工厂渐进式地传播。
但是，过渡时期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理念，在实施的过程中受到了国营企业中行政部门领导的强力阻拦。这一时期，受到苏联管理模式的影响，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的国营企业中，全面实施厂长在生产领域享有最大话语权的“一长制”，即“生产行政工作厂长负责制”。按照这种制度设计，“厂长受国家委派对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进行专责管理的制度。厂长对完成国家计划，对企业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财务工作，均负全责” 党组织则被置于配角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对政治思想领导负有完全的责任，对生产行政工作负有监督、保证的责任，对工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则负有领导的责任”。在干部的级别上，厂长的级别通常要比党委书记高二、三级，甚至一些企业的党委书记是由厂长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些状况导致在过渡时期“工厂中的党委只不过是企业内部的另一种职能组织”，党委在企业中的存在感很低，有些企业甚至到1956 年前后才建立了党组织。
在这种“党政分离”的权力关系下，厂长一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拔对企业的生产活动有正面推动作用的技术干部，而不太看重他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情况，因为只有技术能力强的干部才能帮助厂长完成生产计划。相对来说，工人技术干部“文化水平低、管理水平低、组织能力低;技术理论差、全面性差; 提拔以后影响生产大”的“三低、二差、一大”的特点非常明显，即使接受了教育机构的短期培训，这种状况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难以承担起技术指导和生产管理方面的工作
由此，行政部门领导往往更倾向于使用技术能力强的“旧”技术干部，正如一些厂长所宣称的:“过去认为工人干部比旧的干部起作用，实行‘一长制’后就觉得‘落后’的干部比工人干部派得上用场”。如上海国棉二厂细纱车间主任位置空缺，在两位候选人中，一位是工人出身，党员，初中文化程度，有组织能力、工作积极;另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秘书，政治历史问题尚未搞清楚，平时几乎不下车间。最终受到提拔的是后者，原因是“他是技术员，技术好”，至于其出身问题，“反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比较之下，工人“没有技术，要做正主任还不行”。为了满足“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上级要求，一些工厂领导提出了“搭配”方案，让“一个知识分子干部搭配一个工人干部，一个抓计划技术，一个抓政治思想”，一般以知识分子干部为正职，工人干部为副职;或者两个车间副主任中有一个是工人出身，另一个则只从知识分子中进行选拔
在过渡时期，虽然在中央的要求下，国营工厂开始在工人内部选拔技术干部，但在行政部门的强烈反对下，大部分工厂“基本上没有从工人中提拔过技术干部”。出现这种行政部门对党委指令的漠视与不服从，主要原因在于工厂管理层党政分离的局面，使得党中央所制定的规定与要求，在工厂层面缺少强有力的推动者，无法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最终造成很多企业把干部规划工作“仅仅作为人事组织部门的业务，党委会很少过问”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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