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树人育才教育思想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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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现为双峰县)为晚清时期的“中兴名臣”,当时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的完人。尽管对其政治评价目前仍有很大争议，甚至贬议更多，但是，其一生事功学问所蕴含的巨大传统文化价值，却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树人育才、识人用人之道，对中国近现代一大批军政人才培育的影响尤为巨大，至今仍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作用。本文拟对曾国藩的树人育才之道，作一初步探析。
一“、将相无种”,贵在“立志有恒”
曾国藩一生高度重视人才对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性，曾多次明确指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①“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凡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②而有贤能的人才是从哪里来的呢?曾国藩认为，人才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完全是来自人的后天刻苦学习与努力奋斗。他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深刻地体会到：“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③他为湘乡东臬书院题写的对联，再次表达了这一思想“: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④这种思想是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流行的“天命论”与“血统论”(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的公开否定。据史料所载，曾国藩原本天赋并不高，用梁启超的话说，曾氏在“并时诸贤中最称钝拙”,但“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千百险阻而不挫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则，贞之以恒，帅之以勤，英猛精进，艰苦卓绝”⑤。曾氏一生的成功，的确是得之于“立志有恒”.他正是把这一点看做是任何人想要成才成功的第一步。他说：“譬之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矣。”⑥他在青年时代就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箴言自勉，立志做一个“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⑦。为此，他立誓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⑧的决心“,彻底荡涤”自己的各种私欲杂念与缺点错误，并自改其名为“涤生”,即取“荡涤更生”之意。为了诸弟子侄们都能成才，曾国藩谆谆教导他们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⑨他还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⑩“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
曾国藩认为培育人才的根本要素，就是要“立志”“、有恒”,他上面提到的“第二要有识”,即知识与学问的积累也是“总以有恒为主”,可见他对“有恒”的高度重视。同时，他还提倡人才必须具有勤劳、谦谨、节俭、清廉、倔强、明白等多种美德。他曾专门刻“劳谦君子”印章一枚，赠给其九弟曾国荃，勉励他“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曾国荃正是在他的直接精心培育下，成为着名的湘军悍将，立下攻克天京之大功，位至巡抚、总督之职。曾国藩还反复教导曾国华、曾国荃诸弟说：“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谦者，骄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骄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诸弟中外家居之法，则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为本，千万勿忘!”
“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佚，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
他在临终之前，还给其子纪泽、纪鸿留下这样的遗言“: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这说明，曾氏主张的“勤劳”,已初步包含了“劳动者得食”,“不劳者不得食”,坚决反对“不劳而食”的社会寄生虫的思想。这虽是曾氏的家教思想，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才成长的第一环境，无疑也与整个社会人才的培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曾国藩严格家教思想的长期培育下，曾氏家族不仅产生了像曾国荃这样能征善战的湘军名将，也产生了像曾纪泽这样扞卫国家主权的着名外交家，曾纪鸿这样的着名数学家，以及曾氏后人中的一批着名教育家、学者、教授等。
曾国藩还提倡人必须有倔强之气，“以明强为本”.他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他还说：“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他还对刚柔、强谦之道，作了这样颇有辩证法的发挥：“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虽然力倡“将相无种”,但并不是鼓励人们去专门追求功名富贵、升官发财，而主要是激励人们去“修德进业”.正如他自己所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这是因为他认识到：“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所以，他坚决主张：“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在这里，曾氏再次强调了“进德修业”的主观努力，追求的是人格的自我完善与学问的不断积累，而把能否取得“功名富贵”则付之于天，虽然这流露了他思想中仍残存着“天命观”,但却更强烈地反映了曾国藩“内圣外王”、“民胞物与”、“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与理想追求。
二、用兵行政，以选拔人才为第一义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无论是在创建湘军、训练水师之时，还是在后来升任总督、管理地方行政时，都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择与任用。他在谈用兵之道时指出：“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怎样才能使军队能战呢?他进一步指出“: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法次之。”
可见，他是把人才的选拔与使用，放在用兵作战中第一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主要是对高级指挥官而言的，曾国藩认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弁中亦未始无材也。”
这说明，第一、二两个条件，主要是对高级将领的要求;而第三、四两个条件，在具有实践经验的下级士兵中也有这方面的人才。这也反映出，曾国藩把选拔军事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广大士兵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这就是在实践的锻炼中造就人才。他鼓励希望成才的广大士人与士兵说：“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己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必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正是怀着这样的选才用人观，曾国藩在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当时身经百战的曾国荃，已成为曾国藩嫡系湘军的主将，正在进行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战略决战时期，正是需要大批能战的帮手的时候，此时曾国藩告诫他要“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充分说明了曾国藩对大量提拔与使用军事人才的高度重视。他深知“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所以如此劝告其弟。他还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这不仅涉及到人才的选拔与使用问题，也涉及到人才的教育与培养问题。
曾国藩还从用兵治国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树人立法”问题。他说：“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
可见，曾氏是把能否“树人立法”作为政治家与军事家的重要条件。“立法”主要是指制定法律、法规与营制、军规;“树人”主要指培育与选拔人才。而“树人”的主要原则，一是“知人善任”,二是“陶熔造就”,前者是讲人才的识别与任用，后者是讲人才的培养与造就。而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主要有以下三端：“曰访察，曰教化，曰督责。采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
“访察”,主要是讲对人才的访寻与考察，要有求贤若渴的精神，即“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那样，并且要具有“辨其贤否，察其真伪”的高度识别能力。“教化”,是指对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必须做到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特别是做到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模范示范作用使部下学习仿效，乐意追随于不知不觉之中。“督责”,是指必须有赏罚分明的规章制度、军纪条令与霹雳手段，如商鞅立徙木赏金之令，孙子立斩不遵号令的吴王宠姬，从而做到令行禁止，军纪严明，政风整肃，战无不胜，治无不妥。
曾国藩选拔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就是在战争实践中，直接从最基层的哨长、士兵、长夫中选拔具有实战经验的人才。他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尽管每天十分繁忙，却仍然要抽出相当时间来传见一些哨长或士兵，与之交谈，并在当天的日记中简要记下这些人的家庭状况、从军简历、身材长相、性格特点等初步印象，以决定今后对他们的提拔与使用。如记某人“长而清，可充戈什哈”,某人“十二都人，三十岁，其兄亦在王营，拙、直，长工之才” ,某人“眼圆而动，不甚可靠，语次作呕” ,等等。当记到后来的湘军名将刘松山时，是这样写的“:刘松山，七都山枣人，曾在季洪处当长夫。四年冬在铜钱湾入璞山营。其兄在岳州阵亡。母存，父没，嫂嫁。据称，东安、郴州之战最苦，吉水潭、四墟之捷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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