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2)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篇二
《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近代外交思想分析》
【摘 要】在清末中外交往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伴随着对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早期维新思想家逐步形成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思想，包括注重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平等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初步萌发外交策略的意识，注重国际法和条约制度但不迷信等。
【关键词】早期维新思想家 近代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31-0195-02
一个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对外政策，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外交思想，就其内涵来说，是指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对外交涉中，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对手，并自觉地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和准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方针。当中国的历史进入清王朝晚期，伴随着对传统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世界意识及国家主权观念的萌发，外交思想的改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各个阶层的人士有不同的经历，因而思想上的转变程度也不尽相同。
早期维新思潮“承洋务思潮之余绪，倡戊戌思潮之先声”，鲜明地提出维新者们对国家外交问题上的谏言。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加强，其外交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们对国家主权的认识，对国际公法、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与提倡，关于使节制度的主张，关于对外交涉方针的探讨等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外交思想。
一 强调了解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平等看待国与国关系
冯桂芬认为，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对我国的语言、经史、朝章、吏治、舆地民情多有了解，而我国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对西方国家一无所知，零星所得，也大都是以讹传讹。我们要和西方国家打交道，必须知己知彼，“彼国书不可不观，若能知其未译之书，所得必倍多”。①这段话是说，我们应多了解西方国家的国情，尤其要想办法看懂他们没有翻译出来的书，这样必将有很大收获。王韬也强调了了解西方国家政治、军事情况，应多翻译他们的报纸，逐条译出，日积月累，将获益匪浅。郑观应建议只有“洞悉他国民情之好恶，俗向之从违，与夫地利之饶痔”，才能“立和议，设商约，定税则，而不为人所愚弄”。②最初，这些维新思想家们强调的是对西方国家的了解，从翻译书籍、报纸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随着对国际形势了解的不断加深，早期维新思想家们认识到不仅要知己知彼，还应积极与西方国家开展交往。王韬针对中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睦邻的主张，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当“开诚布公，讲信修睦”，遇有中外交涉重大之事，不妨召见其使臣，双方好好交流，把事情讲清楚，而在平时，衙门的大臣应当经常与各国使节往来，联络感情，集思广益。“勿外示以羁摩，勿内行其阻抑，勿加以束缚驰骤，勿苛以繁文缛节”。③也就是说，不要故意为难他国，用中国的繁文缛节去要求别国。
王韬还批评了清朝贵族“自视甚高而视人太卑”，他有感于当时世人对外界的无知，痛惜地指出：“中外语言文字，迥然各别，彼处则设有翻译官员，及教中之神父、牧师，效化言，识汉字，留心于我国政治，于我之俗尚、风土、山川、形势、物产、民情，悉皆勒之成书，以教其国中之民”。④而当时中国之能说外国语言，能认识英文者，统治者却“深恶而痛嫉，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之交”，⑤当然，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东南沿海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往来的相关人员，在统治者看来，他们都是“浅见寡识”的逐利之人，对西方国家的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统治者轻视他们，他们也对政治不感兴趣。结果造成“通商十余年来，无能洞悉其情状，深明其技能，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⑥统治阶级的很多人，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问他们这些问题，他们则认为这不是我们应当知道的，“或以为洋务一端自由主者，非我能越俎。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⑦这里，王韬分析了造成中外信息不对称，西方国家了解我们，而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的原因所在。
二 萌发外交策略的意识，在与外国交往时根据局势分清敌友
薛福成在1875年上清政府的《筹海防密议十条》中首先就说道：“择交宜审也。”他分析当时中国面临的世界局势，并提出应对的策略，“中国与美国宜推诚相与，略弃小嫌，此中国之强援，不可失也”，⑧他认为美国是中国强大的支持力量，应好好拉拢。而“德人新破法国，日常炎炎，几与俄、英鼎峙。幸其通商之船尚少，则交涉之事亦无多。”⑨在这里，薛福成已看到了美国和德国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认为可以好好拉拢这些国家来对抗老牌的殖民国家。但马建忠也指出，这些新兴国家“亦中国他日之强敌，不可恃为援”，以免养虎为患。马建忠还指出，掌握好国家间交往的正确方法，则“仇敌可为外援”，方法不恰当，则“邻援皆为仇敌”。所以，统治者应“预筹布置，隐藏为联络，一旦有事，则援助必多。以战则操可胜之权，以和必获便利之约矣。”⑩初步认识到了国家实力与外交实力的关系，他的这一主张也得了到政府的重视。
三 注重国际公法和条约制度，但不迷信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在外交思想上的重大进步在于注重国际公法和条约制度，但不迷信它们。他们中的不少人发表《公法》专论，或在涉外文章中对公法的起源、性质、作用，以及与国家强弱的关系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提出各自的关于国际公法的观念。总体来说，早期维新派人士一致认为：要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必须认真学习国际公法，积极培养，利用精通国家公法的外交人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作为“万国之大和约”的公法，在字面上虽然是非分明，客观公正，但是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运用公法时往往“善自为谋”、“曲拘其私”，因此他们并不迷信公法，同时提出公法与国家实力的密切关系。
四 结束语
晚清外交观念是在时势变化中不断生成的，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对清廷的冲击，使得外交观念和理论的更替速度加快了。缘于天朝意识的陈腐外交观念渐次让位于更务实的观念，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对西方的加深了解是外交观念嬗变的双重因子，从一定程度上也可认定，这种对外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和印证了近代社会越来越强劲的观念走势：从儒家理想主义趋向经世务实主义。吸收了西方外交新知，融会贯通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形成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外交理念。
注 释
①⑩〔清〕冯桂芬、马建忠.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②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③④⑤⑥⑦王韬.韬园文录外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⑧⑨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参考文献
[1]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绪论[M].台北：文海出版社，1921
[2]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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