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与伍尔夫的女性问题比较研究
闫从军分享
[摘要]劳伦斯和伍尔夫都是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但是他们在文学创作的主题和手法上都很不相同。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两位作家,本文从女性问题入手,比较了两位作家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出,劳伦斯的女性观带有传统的烙印,而伍尔夫的女性观具有前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声音,又开启了新时代女性主义的先河。
[关键词]传统 性 女权 女性观念
D.H.劳伦斯(1885——1930)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的作品具有很浓的哲学意识,他的散文更具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被誉为伟大的思想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惊世骇俗地关于女人的论述,对我们深刻的了解人性,反思现代人的生活,都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与劳伦斯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人,被誉为“20世纪最佳女作家”的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杰出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她富有启发性的女权主义思想不仅对西方,而且对当代中国的女人问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他们俩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都从事文学创作,都很关注女人问题,有必要对他们俩人进行比较研究。
一、劳伦斯的女人观
劳伦斯认为:女人的真正麻烦在于,她们必须始终不断地力求适应男人的各种妇女理论,她们向来就是这样做的。可怜的女人,命运打法了她。并非由于她没有头脑——她有。男人有的她样样都有。唯一的差别在于她要求一个模式。真正的悲剧不在于女人要求或必须要求得到一个女性的模式。悲剧的根本是男人给予她们的那些可怕的模式:少女型妻子,娃娃脸的男孩似的姑娘,完美的女秘书,高尚的配偶,自我牺牲型的母亲,虽生儿育女但仍如处女般圣洁的美人,低三下四取悦于男人的妓女。这些可怕的模式都是男人加给女人的,这些模式没一个代表真正完整的人。男人乐于把女人等同于什么,如穿裙子的男人,天使,魔鬼,孩儿脸,机器,工具,胸脯,子宫,一双腿,一个佣人,一部百科全书,一种样板,或某种淫秽的东西,独独不把她看成是一个人,一个女性的人。最惨的是,一旦女人照男人的模式做了,男人就会因此而厌恶她。男人要的是类型而非个别人,他心无定准,不管可怜的女人变成那种模式了,他都会马上想到别的一种。女人并不愚蠢,可她们非得比照着什么模式活着不可。她们知道男人是傻瓜,也并非尊重男人给定的模式,可她们离了模式就无法存在。(根据“妇道模式”)
从历史上看,女人就是女人,她们只是所处的阶段不同。女人永远不会改变。她们只是走过一个个正规的阶段,先是奴隶,再是贤妻,再是尊敬的伴侣,高贵的主妇,杰出的女人和公民,独立的女性,最后是现代女性。(“女人会改变吗?”)
在劳伦斯看来,有两种女人,一种娴静,另一种无畏。男人们喜欢娴静的那一类,至少在小说中是这样的。娴静的姑娘,贤淑的伴侣,贤惠的母亲——现在仍然是男人们的理想。不过娴静需要与内在的无畏并行才好。一个女子要想在生活中闯荡,就得无所畏惧,如果她除此之外再具有俏丽娴静的外表,她就是个幸运的女子了。现代女性的悲剧在于她过于阳刚自信了。她向男人一样坚强,把全部的激情,能量和多年的生命都用在某种努力或固执己见上,从来不倾听否定的声音,连想都不去想它。她像男人般自信,可她们毕竟是女人。她惧怕自己母鸡似的自我,就疯狂地投入选票,福利,体育或买卖中去,干得很漂亮,超过了男人。可这些压根儿与她无关。她会发现她失去了自我。那可爱的母鸡般的自信本是每个女性的幸福所在,她却不曾有过。(“女丈夫与雌男人”)
男人和女人相互需要。一个活生生的男人如果不与某个特定的女人有一种关系他就很难快活地生活,女人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在与自然,他人和他物活生生的接触中才能行动,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对于男人和女人皆如此。他们真正的个性和鲜活的生命存在于各自的关系中:在接触之中而不是脱离接触。这就是性。性就如同照耀着草地的阳光。就是这种活生生的接触——给予与获得,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伟大而微妙的关系。通过性关系,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个人;没有它,没有这真正的接触,我们就不成其为实实在在的人。性意味着男女关系的全部。男女间的爱既不失崇拜也不是敬佩,而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毫不眩目,也不失徒有其表。(“唇齿相依论男女”)我们性思想是落后的,它还处在冥冥中,在恐惧中偷偷摸摸爬行,这状况是我们那粗野如兽的祖先们的心态。在性和肉欲方面,我们的头脑是毫无进化的。现在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使对肉体的感觉和经验的理性意识与这感觉和经验本体相和谐,即让我们对行为的意识与行为本身相互和谐如一。这就意味着,对性树立起应有的尊重,对肉体的奇特体验产生应有的敬畏。 (“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性是一个巨大的,包容一切的东西,宗教激情本身也都属于性,不过是人们常说的一种“升华”罢了。(1)
二、对劳伦斯女人观的评价
纵观劳伦斯的女人观,我们会发现:第一,尽管他不满于女人总是依附于男人的现状,他还是部分地接受了这种不公平的现实,把原因归于女性的弱点,认为是女人天生是如此。这就流于社会对女性的传统看法了。莎士比亚说脆弱是女人。叔本华认为,女人本身是幼稚而不成熟的,她们轻佻琐碎,缺乏远见;她们永远不会成熟,只能是大孩子——是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体;女人的视野狭窄,无法达及远处,所以她只能直观地理解摆在她面前的事物;女人的推理和思考能力缺乏,这归因于大自然指定她们为较弱的性别这一地位;虚饰是女人的天性,她们既聪明绝顶又愚蠢至极。她们构成次等性别——在任何方面都是逊于第一性的第二性。女人从本性上来说意味着服从;每一位处于完全独立地位的非自然位置上的女人,都要直接依附于某个男人,使自己接受他的统治和支配。(2)这种贬低女性的传统根深蒂固,这种流毒不仅损害了女性的天才和创造力,而且也毒害着男人的心灵,使他们枉自尊大,麻木不仁。第二,劳伦斯并不喜欢现代女性,认为她们已经被社会所异化,他更倾向于传统的女性地位。根据他的妻子弗里达的回忆录,劳伦斯爱她,“之所以能受到他的赏识,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从来不希望发财,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我这个人实在不擅于交际,而且,我也喜欢受穷,根本不想在社会上抛头露面。”(3) “而今天的女人确实比有史以来的女人少太多的安宁——缺少那种温柔可爱的女性之娴静,缺少那种幸福女子花一样可爱的反应,缺少那种难以言表的纯属无意识的生命快乐——自打男女相悦以来,女人越来越缺少这些女性生命的真谛。”(4)之所以这样,因为劳伦斯有着很深的恋母情结, “在他心灵的深处,我知道,他十分惧怕女人。在他看来,女人说到底要比男人有力量。女人是如此的绝对,不可否认,而男人则四处游动,他的灵魂飞到东飞到西。但无论如何,男人总是摆脱不了女人。男人从女人那里出生,而因为其灵与肉的需要最终回到女人那儿去。女人就像大地,就像死亡,一切都将在大地和死亡中找到归宿。”第三,劳伦斯解救已经堕落的现代女性的办法就是回归自然,恢复性。在劳伦斯看来,性是一种本能,性与美是同一的,正如同生命与意识,我们文明造成的一大灾难,就是仇恨性。它使我们的直觉官能萎缩,使我们直觉的自我萎缩,现代男女之心理顽症就是直觉官能萎缩症。如果性是自由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会直接进入天堂。“真希望我们的文明教会我们如何使性吸引力适度微妙地释放,如何令性之火燃得纯洁而勃发,以不同程度的力量和不同的传导方式溅起火花,闪着光芒,熊熊燃烧,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可以一生在恋爱中度过.”(5)有人说,劳伦斯写的太露,太直率,说他是性表现狂,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的清教徒,他痛恨所有淫猥之物。在他看来,性已经坠入了水槽,应该把它拖出来。他希望人们能够像他们刚被上帝造出来时那样原始如初。所以,劳伦斯就像一个走的很远的人,他不属于现世,他生活在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他的心灵永远是健康的。
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也曾经著文谈论到了劳伦斯和他的小说。“劳伦斯有预言家的名声,神秘的性欲论者和隐语发明家的名声,率先使用 ‘太阳神经丛’之类术语的创新者的名声。这样的名声,对我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而要我去崇拜他,那就更是难以想象了。从他以开始发表作品,就引来了种种议论,但这些作品确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甚至都没能消除我对他的才能的怀疑。”(6)然而,渐渐地,劳伦斯却筑起了自己的圣殿。他去世后,崇拜者对他无限崇拜,反对者却对他极度鄙视,对他的崇拜和对他的诋毁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伍尔夫才开始关注他的作品。她惊讶于劳伦斯竟能写出那么简洁,明晰,流畅的文章。他写的那么从容不迫,那么强劲有力,那么恰到好处!这确实表明他心智不凡。他把整部小说安排得井井有条,就像一个精心整理过的房间,好像我们只是偶然走进了一个房间,一开始觉得那房间似乎有点凌乱,但多看一会之后便不得不承认,那里其实是井然有序的,只是它的秩序不同寻常罢了。那里的一切比我们想象中的现实生活更富有生命。没有一个句子是刻意造出来的,没有一个词是为了某种效果而有意用在句子里的,一切都自然的不留痕迹。“劳伦斯为我们提供的并要我们屏息关注和尽力加以感受的,就是肉体狂欢的情境,…这一情境不仅仅是炙热而已,还具有一种先验的,神秘的含义,而且,这种先验性和神秘性既不是一般地体现在故事和人物的交谈中,也不是抽象地体现在人物的恋爱和死亡中,而是直接从做爱的年轻人身上,从他们激烈摆动的肉体中表现出来的.”伍尔夫还分析了劳伦斯那样创作的原因:他不属于生活稳定,心态平衡的社会阶层;他生性过于率直,他的内心是骚动不安的,正由于对自己的出身感到不满,劳伦斯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总是从某个特定的角度看待事物,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从不附和任何人,也不继承任何传统,他无视过去,也不理会现在,他的创作风格在极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不受传统约束的倾向所决定的。
三、伍尔夫的女人观
伍尔夫痛恨传统对女人的偏见,认为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关于女人的书多是毫无价值。“它们是借着情绪的红光,而非在真理的白光照耀下写出来的。”(“关于女人的书”)实际上,自古以来,所有诗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一直像烈焰般耀眼夺目,女人历来就存在于男人所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然而,这只是虚构的女人而已。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双面人。在想象中,她极为重要,而在现实中,她又微不足道。她在诗歌里随处可见,但在历史上却无立锥之地。她在虚构世界里主宰着国王和征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只要父母把一枚戒指套在她的手上,她便只能乖乖地做任何一个男人,甚至一个未成年男孩的奴隶。她在文学作品中思维敏捷,妙语连珠,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却目不识丁,沉默寡言,只是丈夫的一份活的家产而已。先读历史,再读诗歌,有两者拼凑出来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奇特的怪物——她是长者鹰翅的蠕虫,即是生命的象征,美的精灵,又是厨房里的一块待剁的板油。(“书里的两种女人”)伍尔夫极力批判了一种非常隐晦的“男性情结”,这是男人内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总希望女人低他一等,或者说,总希望自己高女人一等。就是这种情结,极大地妨碍着女人的行动。不论在什么时代,总会有人一本正经地断言,女人不适合做这个,没能力做那个——就像在任何时代都有病菌一样。(“勃朗宁先生如是说”)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中,只有极少数几个偶尔露一下身影;因此,关于过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们知之甚少。英国的历史,历来就是男性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女人和男人的关系也全都由男人来解释,透过男人鼻子上戴有性偏见的黑色眼镜或玫瑰色眼镜看是极不真实的。所以,这就决定了为什么历代小说里出现的女人总显得那么奇特——不是没得惊人,就是丑的可怕;不是善的像天使,就是恶的像魔鬼——因为她们只是男人眼里的女人,她们的美丑和善恶,完全是根据他们的爱情成败而定的。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里,那里因为有客人来往,这才使她有可能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们不同的个性;所以,女性只能写小说,不是诗人,因其性别而常被排斥于其他生活领域之外,她们的小说也确有生活经验猵狭的缺憾。在女性小说中,我们常能感受到一种女性意识,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呼吁的女性意识,她们一心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是把小说人物当作发泄小说家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这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这也要求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女性小说家和她的作品。现代女性还会遇到语言问题,现有的语言对她们来说并不适用,因为现有的语言是由历代男性创造的,它们过于规范,过于繁琐,过于沉重,所以女性不得不自己创造语言,或者不得不将现有的语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以免现有语言歪曲女性的意愿,甚至压垮她的思想。另外,女性还面临着传统价值观的挑战。生活中的常规秩序的仲裁者历来都是男性,社会的一系列价值秩序由男性制定的,这种男性价值观一直主导着社会生活和艺术创作。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都可能和男性有所不同,如果她们有不同的见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指责,所以她们很有必要更正现行的价值尺度。19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大多是自传性的,她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倾诉自己的苦难,并借此抒发自己的理想。到了20世纪,这种愿望已不再那样迫切了,她们开始冷静地反省自己的性别,而且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塑造女性自身的新形象。女作家将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注重事实,不会再满足于准确地描述自己偶然观察到的一些生活细节,她们的注意力势必要从以往关注个人生活转向非个人的社会问题,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批评而不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了。她们会越过琐碎的个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动,会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诗人的领地,去关注过去惟有诗人予以关注的大问题:人类的命运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
四、对伍尔夫女性观的评价
伍尔夫是二十世纪女作家的杰出代表,她非常关注女性问题,可以说,她一生都在为女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她的文学创作凸现了女性特有的艺术才华,有力地驳斥了贬低女性的各种性别偏见的观念。总括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伍尔夫彻底批判了传统的女性观念,认为女人其实和男人一样,除了关心家庭生活,也有其他的兴趣,男人不仅从女人那里得到过他们那个性别所没有的女性的天赋,从而获得了创作灵感,而且他们也领悟到了女人身上那种极其微妙的天赋和高度发达的创造力;尽管女性创造力和男性创造力大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轻视或浪费女性创造力,那实在是愚蠢至极。这种女性创造力现在已非家庭的砖墙所能承受了,它需要寻找新的领地——那就是写作,绘画,商业和政治,以展示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才能。第二,伍尔夫强调了社会的偏见和不公造成了女性的一些现实问题,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杰作《女权辩护》中所指出的,传统教育使得女性处于一种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由于无知,女人很容易受到她们感情的影响,被误导在爱情中寻求幸福,追求感官上的享受;女人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权,甚至不被当作公民存在,她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就会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转向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而她们的大事就是取悦男人,并且由于政治压迫和法律压迫,她们遭受限制不能参加更为重大的社会事务,她们的理智和才华被多愁善感和软弱无知取代,除此之外,当女人成为社会不公正行为的奴隶时,她们怎么能够做到公平或宽宏大量呢?(7)第三,伍尔夫提出了全新的女性价值观。在彻底批判了传统的女性观,刨析了女性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后,伍尔夫建议让女性享有权利,让人们超越狭隘的偏见,让女性去追求智慧,通过深思熟虑增强她们的理智,直到女性的思想和感情达到平衡,她们才能完全与男性一样,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她们的卓越才智。
五、俩人对简•奥斯丁的评论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劳伦斯和伍尔夫的女性观是非常不同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他们两个人对同一个女作家的评价,来加深我们的印象。简•奥斯丁是英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著名女作家,主要作品有《理智和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和《劝导》等,她善于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物,能于平凡而狭窄有限的情节中揭示生活悲喜剧,在英国小说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劳伦斯对她却颇有微词,他这样说:“可在下作的简•奥斯丁的作品中,这感觉就消失了。这老姑娘强调‘个性’而非性格,强调分离中的认识而非融会中的认识,令我感到十分反感。她可以说是一个不良,下作,势力的英国人,正如同菲尔丁是个善良而慷慨大方的英国人一样。”(8)劳伦斯认为,奥斯丁所塑造的人物缺乏热情,心非人心,有隔绝感,威胁感和恐惧感,纯粹是机械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死亡的象征。伍尔夫却对奥斯丁赞誉有加,她说:“没有哪个小说家能像她一样充分利用自己敏锐的感觉来塑造各种不同的人物;然而,她又能以健全的心灵,准确的判断力和严格的道德标准揭示出种种偏离仁慈,诚实和真挚的现象,而仁慈,诚实和真挚,恰恰是英国文学中最受重视的主题。”(9)在伍尔夫看来,奥斯丁不仅才智过人,而且还有成熟的判断力。她对自己的作品有高标准的要求,她不写激情,浪漫的场面,不直接描写爱情,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保持她的端庄,沉静和秀气。
六、总体评价
劳伦斯和伍尔夫都是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作家,各自创作出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并且都以精深的思想而著称于世,却表现出了不同的女性观。从文学创作方法上看,劳伦斯基本延续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而伍尔夫却追随现代小说的理论革新,以“意识流”方法而蜚声世界。从文学潮流来分析,劳伦斯的女性观带有传统的烙印,体现了世纪末的颓废主义思想,而伍尔夫的女性观具有前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声音,又开启了新时代女性主义的先河。从思想根源上看,劳伦斯是反人类理性的,重视人的基本感觉和本能,而伍尔夫是颂扬人的理性的,强调人类的天生平等。劳伦斯深受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响,都认为人的心理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意识。但弗洛伊德认为的无意识是被压抑的情绪、欲望和动机,是恶的。(10)而劳伦斯的无意识是人最本真的需要,最真实的感受,是善的,至少是真的。弗洛伊德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尽管在控制自然方面已取得了持续的进步,但同时也限制了人的自由;文明是以对人的本性的强制和否定为代价的。(11)劳伦斯也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使人异化,人类已不再本真,习惯用工业文明的条款条例——社会准则来压抑自我需要,自我的真实感受。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规则的附庸,从而失去了自我灵魂生存的意义。人应该找到真正的自我,做真正的自我,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甚至对性的认识,他们俩都坚持同样的观点:一切事物说到底都同性有关。劳伦斯就像女性唯美主义者一样,致力于写女人,写她们的目标和理想,写她们的个人生活,因为他知道,女人更愿意从事绘画而不愿照料孩子,但他无法超越自己的性别,还是男人写女人。伍尔夫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她以女性作家身份写女人,更具真实性。“她的女性主义之所以持久有力,是因为它并非一种思想或几种思想的混合,而更是对现实一系列强有力的领悟与感知。”(12)父权制文学传统为妇女设定的形象就是“天使”和“魔鬼”两类。男性作家试图用天使和魔鬼的形象来控制他们文本中的女性题材,继而达到控制妇女(包括女性作家)的目的。伍尔夫认为,“屋子里的天使”是男性作家强加给文学妇女的最恶毒的形象,妇女要想成为真正的作者,就必须杀死屋子里的天使,同时也必须杀死魔鬼。伍尔夫成为女性空间的建筑师,她笔下的女性透过窗户观察一个更充满暴力的男性世界,而她们自己的愤怒,反抗和性别特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得以抒发。(13)
最后,我想用《西方正典》的一段文字来结束本文:“这显然是文学研究上的一种奇特的现象:D.H.劳伦斯在他的散文集《皇冠》中,在描写墨西哥人的小说《羽毛蛇》中,在有关澳大利亚的《袋鼠》中,实际上都表现为一个相当古怪的政治理论家。没有人希望以这个政治性的劳伦斯,或是更有趣些的文化道德家劳伦斯,来替代那个写出了《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的小说家。然而,伍尔夫如今被更频繁地作为《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作者来讨论,而不是作为写作了《达洛威夫人》与《到灯塔去》的小说家。”(14)尽管并非本意,至少我们可以从这段引述中看到:劳伦斯和伍尔夫都不仅被作为伟大作家,而且也被当作思想理论家来研究,所以,从女性问题的这一视角来比较两位作家,可以使我们更清楚,更深刻地了解他们。
参考文献:
[1]劳伦斯著,毕冰宾,姚暨荣译.劳伦斯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42-105.
[2]范进,柯锦华等译.叔本华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77-491.
[3]弗里达•劳伦斯著,姚暨荣译.不是我,是风--劳伦斯妻子回忆劳伦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54.
[4]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刘文荣译.伍尔夫读书笔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158.
[5]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王瑛译.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6]弗洛伊德著,高爵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弗洛伊德著,何桂全等译.论文明.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8]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44-345.
[9]肖尔沃特著.她们自己的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283-289.
[10]程锡麟,王小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关键词]传统 性 女权 女性观念
D.H.劳伦斯(1885——1930)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的作品具有很浓的哲学意识,他的散文更具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被誉为伟大的思想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惊世骇俗地关于女人的论述,对我们深刻的了解人性,反思现代人的生活,都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与劳伦斯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人,被誉为“20世纪最佳女作家”的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杰出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她富有启发性的女权主义思想不仅对西方,而且对当代中国的女人问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他们俩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都从事文学创作,都很关注女人问题,有必要对他们俩人进行比较研究。
一、劳伦斯的女人观
劳伦斯认为:女人的真正麻烦在于,她们必须始终不断地力求适应男人的各种妇女理论,她们向来就是这样做的。可怜的女人,命运打法了她。并非由于她没有头脑——她有。男人有的她样样都有。唯一的差别在于她要求一个模式。真正的悲剧不在于女人要求或必须要求得到一个女性的模式。悲剧的根本是男人给予她们的那些可怕的模式:少女型妻子,娃娃脸的男孩似的姑娘,完美的女秘书,高尚的配偶,自我牺牲型的母亲,虽生儿育女但仍如处女般圣洁的美人,低三下四取悦于男人的妓女。这些可怕的模式都是男人加给女人的,这些模式没一个代表真正完整的人。男人乐于把女人等同于什么,如穿裙子的男人,天使,魔鬼,孩儿脸,机器,工具,胸脯,子宫,一双腿,一个佣人,一部百科全书,一种样板,或某种淫秽的东西,独独不把她看成是一个人,一个女性的人。最惨的是,一旦女人照男人的模式做了,男人就会因此而厌恶她。男人要的是类型而非个别人,他心无定准,不管可怜的女人变成那种模式了,他都会马上想到别的一种。女人并不愚蠢,可她们非得比照着什么模式活着不可。她们知道男人是傻瓜,也并非尊重男人给定的模式,可她们离了模式就无法存在。(根据“妇道模式”)
从历史上看,女人就是女人,她们只是所处的阶段不同。女人永远不会改变。她们只是走过一个个正规的阶段,先是奴隶,再是贤妻,再是尊敬的伴侣,高贵的主妇,杰出的女人和公民,独立的女性,最后是现代女性。(“女人会改变吗?”)
在劳伦斯看来,有两种女人,一种娴静,另一种无畏。男人们喜欢娴静的那一类,至少在小说中是这样的。娴静的姑娘,贤淑的伴侣,贤惠的母亲——现在仍然是男人们的理想。不过娴静需要与内在的无畏并行才好。一个女子要想在生活中闯荡,就得无所畏惧,如果她除此之外再具有俏丽娴静的外表,她就是个幸运的女子了。现代女性的悲剧在于她过于阳刚自信了。她向男人一样坚强,把全部的激情,能量和多年的生命都用在某种努力或固执己见上,从来不倾听否定的声音,连想都不去想它。她像男人般自信,可她们毕竟是女人。她惧怕自己母鸡似的自我,就疯狂地投入选票,福利,体育或买卖中去,干得很漂亮,超过了男人。可这些压根儿与她无关。她会发现她失去了自我。那可爱的母鸡般的自信本是每个女性的幸福所在,她却不曾有过。(“女丈夫与雌男人”)
男人和女人相互需要。一个活生生的男人如果不与某个特定的女人有一种关系他就很难快活地生活,女人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在与自然,他人和他物活生生的接触中才能行动,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对于男人和女人皆如此。他们真正的个性和鲜活的生命存在于各自的关系中:在接触之中而不是脱离接触。这就是性。性就如同照耀着草地的阳光。就是这种活生生的接触——给予与获得,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伟大而微妙的关系。通过性关系,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个人;没有它,没有这真正的接触,我们就不成其为实实在在的人。性意味着男女关系的全部。男女间的爱既不失崇拜也不是敬佩,而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毫不眩目,也不失徒有其表。(“唇齿相依论男女”)我们性思想是落后的,它还处在冥冥中,在恐惧中偷偷摸摸爬行,这状况是我们那粗野如兽的祖先们的心态。在性和肉欲方面,我们的头脑是毫无进化的。现在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使对肉体的感觉和经验的理性意识与这感觉和经验本体相和谐,即让我们对行为的意识与行为本身相互和谐如一。这就意味着,对性树立起应有的尊重,对肉体的奇特体验产生应有的敬畏。 (“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性是一个巨大的,包容一切的东西,宗教激情本身也都属于性,不过是人们常说的一种“升华”罢了。(1)
二、对劳伦斯女人观的评价
纵观劳伦斯的女人观,我们会发现:第一,尽管他不满于女人总是依附于男人的现状,他还是部分地接受了这种不公平的现实,把原因归于女性的弱点,认为是女人天生是如此。这就流于社会对女性的传统看法了。莎士比亚说脆弱是女人。叔本华认为,女人本身是幼稚而不成熟的,她们轻佻琐碎,缺乏远见;她们永远不会成熟,只能是大孩子——是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体;女人的视野狭窄,无法达及远处,所以她只能直观地理解摆在她面前的事物;女人的推理和思考能力缺乏,这归因于大自然指定她们为较弱的性别这一地位;虚饰是女人的天性,她们既聪明绝顶又愚蠢至极。她们构成次等性别——在任何方面都是逊于第一性的第二性。女人从本性上来说意味着服从;每一位处于完全独立地位的非自然位置上的女人,都要直接依附于某个男人,使自己接受他的统治和支配。(2)这种贬低女性的传统根深蒂固,这种流毒不仅损害了女性的天才和创造力,而且也毒害着男人的心灵,使他们枉自尊大,麻木不仁。第二,劳伦斯并不喜欢现代女性,认为她们已经被社会所异化,他更倾向于传统的女性地位。根据他的妻子弗里达的回忆录,劳伦斯爱她,“之所以能受到他的赏识,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从来不希望发财,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我这个人实在不擅于交际,而且,我也喜欢受穷,根本不想在社会上抛头露面。”(3) “而今天的女人确实比有史以来的女人少太多的安宁——缺少那种温柔可爱的女性之娴静,缺少那种幸福女子花一样可爱的反应,缺少那种难以言表的纯属无意识的生命快乐——自打男女相悦以来,女人越来越缺少这些女性生命的真谛。”(4)之所以这样,因为劳伦斯有着很深的恋母情结, “在他心灵的深处,我知道,他十分惧怕女人。在他看来,女人说到底要比男人有力量。女人是如此的绝对,不可否认,而男人则四处游动,他的灵魂飞到东飞到西。但无论如何,男人总是摆脱不了女人。男人从女人那里出生,而因为其灵与肉的需要最终回到女人那儿去。女人就像大地,就像死亡,一切都将在大地和死亡中找到归宿。”第三,劳伦斯解救已经堕落的现代女性的办法就是回归自然,恢复性。在劳伦斯看来,性是一种本能,性与美是同一的,正如同生命与意识,我们文明造成的一大灾难,就是仇恨性。它使我们的直觉官能萎缩,使我们直觉的自我萎缩,现代男女之心理顽症就是直觉官能萎缩症。如果性是自由的,那么这个世界就会直接进入天堂。“真希望我们的文明教会我们如何使性吸引力适度微妙地释放,如何令性之火燃得纯洁而勃发,以不同程度的力量和不同的传导方式溅起火花,闪着光芒,熊熊燃烧,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可以一生在恋爱中度过.”(5)有人说,劳伦斯写的太露,太直率,说他是性表现狂,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的清教徒,他痛恨所有淫猥之物。在他看来,性已经坠入了水槽,应该把它拖出来。他希望人们能够像他们刚被上帝造出来时那样原始如初。所以,劳伦斯就像一个走的很远的人,他不属于现世,他生活在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他的心灵永远是健康的。
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也曾经著文谈论到了劳伦斯和他的小说。“劳伦斯有预言家的名声,神秘的性欲论者和隐语发明家的名声,率先使用 ‘太阳神经丛’之类术语的创新者的名声。这样的名声,对我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而要我去崇拜他,那就更是难以想象了。从他以开始发表作品,就引来了种种议论,但这些作品确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甚至都没能消除我对他的才能的怀疑。”(6)然而,渐渐地,劳伦斯却筑起了自己的圣殿。他去世后,崇拜者对他无限崇拜,反对者却对他极度鄙视,对他的崇拜和对他的诋毁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伍尔夫才开始关注他的作品。她惊讶于劳伦斯竟能写出那么简洁,明晰,流畅的文章。他写的那么从容不迫,那么强劲有力,那么恰到好处!这确实表明他心智不凡。他把整部小说安排得井井有条,就像一个精心整理过的房间,好像我们只是偶然走进了一个房间,一开始觉得那房间似乎有点凌乱,但多看一会之后便不得不承认,那里其实是井然有序的,只是它的秩序不同寻常罢了。那里的一切比我们想象中的现实生活更富有生命。没有一个句子是刻意造出来的,没有一个词是为了某种效果而有意用在句子里的,一切都自然的不留痕迹。“劳伦斯为我们提供的并要我们屏息关注和尽力加以感受的,就是肉体狂欢的情境,…这一情境不仅仅是炙热而已,还具有一种先验的,神秘的含义,而且,这种先验性和神秘性既不是一般地体现在故事和人物的交谈中,也不是抽象地体现在人物的恋爱和死亡中,而是直接从做爱的年轻人身上,从他们激烈摆动的肉体中表现出来的.”伍尔夫还分析了劳伦斯那样创作的原因:他不属于生活稳定,心态平衡的社会阶层;他生性过于率直,他的内心是骚动不安的,正由于对自己的出身感到不满,劳伦斯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总是从某个特定的角度看待事物,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从不附和任何人,也不继承任何传统,他无视过去,也不理会现在,他的创作风格在极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不受传统约束的倾向所决定的。
三、伍尔夫的女人观
伍尔夫痛恨传统对女人的偏见,认为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关于女人的书多是毫无价值。“它们是借着情绪的红光,而非在真理的白光照耀下写出来的。”(“关于女人的书”)实际上,自古以来,所有诗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一直像烈焰般耀眼夺目,女人历来就存在于男人所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然而,这只是虚构的女人而已。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双面人。在想象中,她极为重要,而在现实中,她又微不足道。她在诗歌里随处可见,但在历史上却无立锥之地。她在虚构世界里主宰着国王和征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只要父母把一枚戒指套在她的手上,她便只能乖乖地做任何一个男人,甚至一个未成年男孩的奴隶。她在文学作品中思维敏捷,妙语连珠,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却目不识丁,沉默寡言,只是丈夫的一份活的家产而已。先读历史,再读诗歌,有两者拼凑出来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奇特的怪物——她是长者鹰翅的蠕虫,即是生命的象征,美的精灵,又是厨房里的一块待剁的板油。(“书里的两种女人”)伍尔夫极力批判了一种非常隐晦的“男性情结”,这是男人内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总希望女人低他一等,或者说,总希望自己高女人一等。就是这种情结,极大地妨碍着女人的行动。不论在什么时代,总会有人一本正经地断言,女人不适合做这个,没能力做那个——就像在任何时代都有病菌一样。(“勃朗宁先生如是说”)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中,只有极少数几个偶尔露一下身影;因此,关于过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们知之甚少。英国的历史,历来就是男性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女人和男人的关系也全都由男人来解释,透过男人鼻子上戴有性偏见的黑色眼镜或玫瑰色眼镜看是极不真实的。所以,这就决定了为什么历代小说里出现的女人总显得那么奇特——不是没得惊人,就是丑的可怕;不是善的像天使,就是恶的像魔鬼——因为她们只是男人眼里的女人,她们的美丑和善恶,完全是根据他们的爱情成败而定的。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里,那里因为有客人来往,这才使她有可能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们不同的个性;所以,女性只能写小说,不是诗人,因其性别而常被排斥于其他生活领域之外,她们的小说也确有生活经验猵狭的缺憾。在女性小说中,我们常能感受到一种女性意识,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呼吁的女性意识,她们一心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是把小说人物当作发泄小说家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这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这也要求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女性小说家和她的作品。现代女性还会遇到语言问题,现有的语言对她们来说并不适用,因为现有的语言是由历代男性创造的,它们过于规范,过于繁琐,过于沉重,所以女性不得不自己创造语言,或者不得不将现有的语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以免现有语言歪曲女性的意愿,甚至压垮她的思想。另外,女性还面临着传统价值观的挑战。生活中的常规秩序的仲裁者历来都是男性,社会的一系列价值秩序由男性制定的,这种男性价值观一直主导着社会生活和艺术创作。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都可能和男性有所不同,如果她们有不同的见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指责,所以她们很有必要更正现行的价值尺度。19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大多是自传性的,她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倾诉自己的苦难,并借此抒发自己的理想。到了20世纪,这种愿望已不再那样迫切了,她们开始冷静地反省自己的性别,而且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塑造女性自身的新形象。女作家将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注重事实,不会再满足于准确地描述自己偶然观察到的一些生活细节,她们的注意力势必要从以往关注个人生活转向非个人的社会问题,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批评而不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了。她们会越过琐碎的个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动,会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诗人的领地,去关注过去惟有诗人予以关注的大问题:人类的命运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
四、对伍尔夫女性观的评价
伍尔夫是二十世纪女作家的杰出代表,她非常关注女性问题,可以说,她一生都在为女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她的文学创作凸现了女性特有的艺术才华,有力地驳斥了贬低女性的各种性别偏见的观念。总括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伍尔夫彻底批判了传统的女性观念,认为女人其实和男人一样,除了关心家庭生活,也有其他的兴趣,男人不仅从女人那里得到过他们那个性别所没有的女性的天赋,从而获得了创作灵感,而且他们也领悟到了女人身上那种极其微妙的天赋和高度发达的创造力;尽管女性创造力和男性创造力大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轻视或浪费女性创造力,那实在是愚蠢至极。这种女性创造力现在已非家庭的砖墙所能承受了,它需要寻找新的领地——那就是写作,绘画,商业和政治,以展示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才能。第二,伍尔夫强调了社会的偏见和不公造成了女性的一些现实问题,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杰作《女权辩护》中所指出的,传统教育使得女性处于一种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由于无知,女人很容易受到她们感情的影响,被误导在爱情中寻求幸福,追求感官上的享受;女人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特权,甚至不被当作公民存在,她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就会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转向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而她们的大事就是取悦男人,并且由于政治压迫和法律压迫,她们遭受限制不能参加更为重大的社会事务,她们的理智和才华被多愁善感和软弱无知取代,除此之外,当女人成为社会不公正行为的奴隶时,她们怎么能够做到公平或宽宏大量呢?(7)第三,伍尔夫提出了全新的女性价值观。在彻底批判了传统的女性观,刨析了女性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后,伍尔夫建议让女性享有权利,让人们超越狭隘的偏见,让女性去追求智慧,通过深思熟虑增强她们的理智,直到女性的思想和感情达到平衡,她们才能完全与男性一样,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她们的卓越才智。
五、俩人对简•奥斯丁的评论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劳伦斯和伍尔夫的女性观是非常不同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他们两个人对同一个女作家的评价,来加深我们的印象。简•奥斯丁是英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著名女作家,主要作品有《理智和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和《劝导》等,她善于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物,能于平凡而狭窄有限的情节中揭示生活悲喜剧,在英国小说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劳伦斯对她却颇有微词,他这样说:“可在下作的简•奥斯丁的作品中,这感觉就消失了。这老姑娘强调‘个性’而非性格,强调分离中的认识而非融会中的认识,令我感到十分反感。她可以说是一个不良,下作,势力的英国人,正如同菲尔丁是个善良而慷慨大方的英国人一样。”(8)劳伦斯认为,奥斯丁所塑造的人物缺乏热情,心非人心,有隔绝感,威胁感和恐惧感,纯粹是机械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死亡的象征。伍尔夫却对奥斯丁赞誉有加,她说:“没有哪个小说家能像她一样充分利用自己敏锐的感觉来塑造各种不同的人物;然而,她又能以健全的心灵,准确的判断力和严格的道德标准揭示出种种偏离仁慈,诚实和真挚的现象,而仁慈,诚实和真挚,恰恰是英国文学中最受重视的主题。”(9)在伍尔夫看来,奥斯丁不仅才智过人,而且还有成熟的判断力。她对自己的作品有高标准的要求,她不写激情,浪漫的场面,不直接描写爱情,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保持她的端庄,沉静和秀气。
六、总体评价
劳伦斯和伍尔夫都是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作家,各自创作出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并且都以精深的思想而著称于世,却表现出了不同的女性观。从文学创作方法上看,劳伦斯基本延续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而伍尔夫却追随现代小说的理论革新,以“意识流”方法而蜚声世界。从文学潮流来分析,劳伦斯的女性观带有传统的烙印,体现了世纪末的颓废主义思想,而伍尔夫的女性观具有前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声音,又开启了新时代女性主义的先河。从思想根源上看,劳伦斯是反人类理性的,重视人的基本感觉和本能,而伍尔夫是颂扬人的理性的,强调人类的天生平等。劳伦斯深受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响,都认为人的心理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意识。但弗洛伊德认为的无意识是被压抑的情绪、欲望和动机,是恶的。(10)而劳伦斯的无意识是人最本真的需要,最真实的感受,是善的,至少是真的。弗洛伊德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尽管在控制自然方面已取得了持续的进步,但同时也限制了人的自由;文明是以对人的本性的强制和否定为代价的。(11)劳伦斯也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使人异化,人类已不再本真,习惯用工业文明的条款条例——社会准则来压抑自我需要,自我的真实感受。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规则的附庸,从而失去了自我灵魂生存的意义。人应该找到真正的自我,做真正的自我,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甚至对性的认识,他们俩都坚持同样的观点:一切事物说到底都同性有关。劳伦斯就像女性唯美主义者一样,致力于写女人,写她们的目标和理想,写她们的个人生活,因为他知道,女人更愿意从事绘画而不愿照料孩子,但他无法超越自己的性别,还是男人写女人。伍尔夫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她以女性作家身份写女人,更具真实性。“她的女性主义之所以持久有力,是因为它并非一种思想或几种思想的混合,而更是对现实一系列强有力的领悟与感知。”(12)父权制文学传统为妇女设定的形象就是“天使”和“魔鬼”两类。男性作家试图用天使和魔鬼的形象来控制他们文本中的女性题材,继而达到控制妇女(包括女性作家)的目的。伍尔夫认为,“屋子里的天使”是男性作家强加给文学妇女的最恶毒的形象,妇女要想成为真正的作者,就必须杀死屋子里的天使,同时也必须杀死魔鬼。伍尔夫成为女性空间的建筑师,她笔下的女性透过窗户观察一个更充满暴力的男性世界,而她们自己的愤怒,反抗和性别特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得以抒发。(13)
最后,我想用《西方正典》的一段文字来结束本文:“这显然是文学研究上的一种奇特的现象:D.H.劳伦斯在他的散文集《皇冠》中,在描写墨西哥人的小说《羽毛蛇》中,在有关澳大利亚的《袋鼠》中,实际上都表现为一个相当古怪的政治理论家。没有人希望以这个政治性的劳伦斯,或是更有趣些的文化道德家劳伦斯,来替代那个写出了《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的小说家。然而,伍尔夫如今被更频繁地作为《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作者来讨论,而不是作为写作了《达洛威夫人》与《到灯塔去》的小说家。”(14)尽管并非本意,至少我们可以从这段引述中看到:劳伦斯和伍尔夫都不仅被作为伟大作家,而且也被当作思想理论家来研究,所以,从女性问题的这一视角来比较两位作家,可以使我们更清楚,更深刻地了解他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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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弗洛伊德著,高爵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弗洛伊德著,何桂全等译.论文明.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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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肖尔沃特著.她们自己的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283-289.
[10]程锡麟,王小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