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际经济学的论文
国际经济学研究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国与世界其国际经济学他国家间商品劳务和资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约束这个流向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有关国际经济学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有关国际经济学的论文篇1
试谈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及解决的策略
[摘 要]近年来，美国的经济衰落严重地影响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美国不甘心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在全球各地处处制造麻烦，以图混水摸鱼，挽救美国经济走出颓势。结果事与愿违，美国至今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的经济衰退呢，美国经济怎样做才能走出衰退的局面呢，这需要研究经济的人认真研究和探索，从中吸取教训，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 键 词]经济衰退; 金融体系; 财政及贸易赤字; 金融监管一、美国经济衰退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随着美国在 20 世纪末倡导的金融自由化，全球金融市场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监管金融市场，是各国最难处理的问题。华尔街一些金融自由化的倡导者认为，全球应该允许金融投机者尽情地进行货币投机，但由此带来的金融不稳定将危害全球经济，因此相当多的人持谨慎的观点，除美国之外的其它国家都不支持这种观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各国的严格监管措施限制了外资银行在国内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各国对银行业的跨国监管根本就不是问题，虽然有少数几个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了发展中国家，但美国银行在欧洲和欧洲银行在美国都受到严格限制，日本金融业则完全禁止外资银行进入。然而 80 年代之后，美国的银行业把他们的手伸向全球各地。在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由里根政府摆出一个非传统的贸易问题，那就是金融服务。所谓金融服务就是允许银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运作，在本国之外开展银行业务，这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挑战是从未有过的。
自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银行监管体系。各国的金融监管系统不一致，会使不同的国家在金融领域的竞争中有微妙的优势和劣势，从而引发人们的忧虑。简单的说，不同的国家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差别很大，由于各国的经济环境不同，银行业务吸纳储蓄，将资金投资于各种资产的侧重点不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上差别就更大了，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是比较简单的，发达国家则会很复杂。
发展中国家金融业主要靠借贷利差赚钱，发达国家则是资产证券化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交易。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在金融市场的管理上逐步向统一大市场方向转化。于是冲突就发生了，日本推行的是调税度更高的监管模式，因为日本财政部严密监测国家整体经济局势，所以银行往往能获维持方比例的举债融资比例，股本少，借款多。
德国银行则既能从事商业银行业务，还可以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德国没有类似于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法规。德国的银行体制还允许银行打破银行与一般商贸之间更基础的界限规定。像德意志银行这种大型金融机构，都大量持有制造业和大公司的股份。然而，如果外资银行在美国开展业务，就要全方位的接受美国的金融监管，但外资银行的母公司，却在截然不同的法律和监管体制下运行，这样银行就有可能将银行业务交易在法律和监管力度相对较弱的国家登记，这有可能为该行带来竞争优势，而且可能引发更大的系统风险。
随着金融服务的全球化，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美国加速了对银行放松监管的进程。如果其他国家在美国国内开展银行业务，对美国银行业形不成威胁，华尔街的银行家极力鼓吹美国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甚至有些美国人警告说，如果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都能够自由地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其后果美国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大量的金融活动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证券交易也可能被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东京打败。华尔街一些人认为美国政府的动作还不够快，他们甚至希望在一天之内，把全球的金融业都受控于美国的旗下。
金融业让全球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各国的资本充足率标准不相同，导致各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不同。在 20 世纪80 年代，美国人并不认为这是金融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因为发展中国家不良资产及其他高风险投资活动亏损，商业银行家损失了数十亿甚至百亿美元。
如果监管当局执行严格的会计准则，则纽约好几家银行就会破产，一些其他国家的银行也会遭到重大损失。美国政府也多次展开救市行动，尽管也有风险，由于美国金融业比其他国家先进，美国总能在化解风险过程中转嫁危机，而美国的银行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是捞到很多好处的。
美国银行家当然不希望严格的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更加错综复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银行系统就是对监管体制说“不”。美国的监管系统表面上是政府颁布的体制，但在现实中，美国的监管机制是混乱的。美国政府担心，实施有效的监管会把资本赶出美国。因此，全球化进程只会提高银行杠杆比率。在美国，财政部和银行势力主宰美联储，它们往往支持银行，相比之下，独立监管机构还比较考虑公共利益。为了稳定经济，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往往来自华尔街，财政部长也会把华尔街的观点纳入政府议题。在协商新《巴塞尔协议》的前期阶段，发动者是美联储，各大银行也有足够的影响力，说服国会推翻任何反对他们的议案，在有关新《巴塞尔协议》的谈判中，美国的一些大银行就是制定规则的主要玩家。
美国银行业是客观制造风险的，虽然跨国银行业务中的资本标准问题，是金融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但美国的华盛顿政客就是为华尔街的财团服务的。华尔街的银行家总能说服美国政府制造一个混乱的局面，以让这些银行家们混水摸鱼，这就是华尔街精英习惯的思维。对于美国的一些大银行家来说，金融稳定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稳定的局面使他们无法制造投机机会，只有金融不稳定，他们才有空子可钻，有钱可赚。华尔街的金融系统是在全世界制造一个又一个麻烦的推手。
二、混乱的金融业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和坏处进入 21 世纪，美国股市开始低迷，大量的游资开始进入新兴市场作乱。亚洲、北美和南美的股市经历短暂的上涨之后，随着游资的退出，股市开始下跌。实际上这时的股市震荡与实体经济没有关系，是华尔街金融家投机的结果。
2006 年夏天，石油价格上涨，华尔街的精英又开始浮躁起来，于是投机商哄抬石油价格，后来把油价拉高到无法维持的程度。然而市场是无情的，油价过高造成供过于求，加油站的油价开始下跌，而华尔街的大亨们都赚的沟满壕平。美国人这样做由来已久，浮动汇率之后，美国人反复制造危机，无论危机向哪个方向发展，华尔街的金融家们都赚钱，因为他们是幕后推手，他们几乎把每台戏都演到极致。
1995 年墨西哥危机和 1997 -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都是华尔街的金融家导演的。墨西哥危机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引发的后果。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或共同市场。只是美国某些利益集团要利用墨西哥廉价劳动力而出台的一个协定。克林顿政府高调推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华尔街要把大量资金注入墨西哥投机。
规模之大超过了墨西哥经济的承受力，资金快速流入拉高了墨西哥比索的价值，也拉动了墨西哥短暂的繁荣。为了确保美国投资人不会面临比索贬值的危险，墨西哥推出了一个以美元面值标价的债券，当繁荣到达顶点投资者抛售资产套现时，墨西哥比索贬值，这时的墨西哥又无法偿还债券持有人的资金，外汇储备迅速枯竭，接着就是危机来临。
当时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都希望国会批准 400亿美元援助墨西哥，国会拒绝了财政部和美联储，于是美国财政部长动用外汇稳定紧急基金，套进墨西·24·哥债务。美国财政部的错误政策引发了市场的崩盘，结果墨西哥经济又陷入深渊。美国政府的干预行为在美国受到广泛的批评，因为这是富人在美国投机不成，而政府又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最后还失败了，美国政府当时的解释是毫无说服力的。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鲁宾曾是高盛的高管，而高盛又是墨西哥债券的最大投机商。
在过去，向发展中国家贷款这种高风险根本就不存在。给主权国家提供贷款一直不具备流动性，只有利差基点很大时，才会在私下进行的谈判交易中易手。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流动性极高的资本，流动速度是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当市场瞬息万变时，情况当然不一样了。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总结1929 年的大危机时说: “在此过程中，它也几乎摧毁了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机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的压制投机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20 世纪 90 年代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和华尔街金融精英共同捣的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扮演十分不光彩的角色，任凭华尔街的有钱人巧取豪赌。这些是在美联储纵容下，高举金融自由化的大旗，搅乱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
华尔街的投机者直接进入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对泰国等国提供贷款、购买债券、交易外汇、收购本地银行等，结果把这些高增长的经济体，作为华尔街发财致富的工具，美国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亚洲国家几十年制造的财富都被美国富人卷走了。
亚洲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看到美国金融精英制造混乱的能力。他们让游资在全球各地来得快，走得更快。相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怎么能经得起美国出重拳的打击。这些金融投机活动，使美国的投资银行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赢利水平出现了创纪录的两位数的增长。“2006 年全球并购活动的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 38610 亿美元，涉及 33141 项交易。”“许多投资资金落到美国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统治阶级部门的手里。”华尔街的精英们在收购中获得了巨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却牺牲了巨大的利益，这些重新组建的公司，通过所谓外包、提高工作时间和降低工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减少成本，因此企业的利润增加又都进了华尔街母公司的手里。金融精英们得到丰厚的回报，在美国国内，那些控制国家权力的投资银行家控制美国最大住房贷款抵押公司( 房利美和房地美) ，这些大公司可以翻云覆雨。
2006 年高盛公司获得 95. 4 亿美元的巨额收入，比上年增长 69%，这些利润都来自什么渠道，主要都是通过制造混乱混水摸鱼得到的。
不仅对其他国家，美国对中国经济的野心也从未停止过。美国人直白“中美战略对话的任务是加速中国金融市场向美国投资基金渗透和大多数收购活动开放。”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华尔街的利益最大化，并能够控制中国企业，使中国变成美国的经济殖民地。然而就这一点，美国一直不如愿，他们对中国经济野心很大时，反而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强大和发展，令人预想不到的是，2008 年 9 月份美国却全面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三、美国经济衰落是无法阻挡的美国人习惯制造金融混乱，但他们也不能总是赢家。2005 年美国所欠外债已接近 2. 7 万亿美元，而在经常项目的赤字，比债务增加的规模更大，2005年为 7920 亿美元。2009 年 6 月 24 日 www. finan-cialsense. com 发表了 James Quinn 的评论，标题是:《负债累累的人不能依赖借贷脱困》，“昆尼列举了美国由 1910 年至 2009 年的国家负债，值得注意的有五点: 第一，美国独立后 182 年只累积了国债3890 亿美元; 第二，1980—1990 年国债上升了 3. 5倍，1990 年负债总额是 32330 亿美元; 第三，2000 年至 2009 年 6 月上升 2 倍; 第四，依照目前国债上升趋势推断，恐怕会重蹈 1919 -1924 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覆辙; 第五，未来 10 年美国政府收入比支出低，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近年来，美国患上一种流行病，多数美国人越来越懒惰，他们的经济创造力也不断下降，其经济对外资的依赖过大，这不仅增加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并已经引发了全球经济的衰退。问题在于美国人花费的太多，创造的太少，经济靠举债来维持，这种局面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2004 年，美国新发国库券的98% ，都被其他国家买走了，2005 年是 95% ，直到现在这个数字一直居高不下。年复一年美国对外债务占 GDP 之比不断上升。中国作家傅雷这样评价美国人: “传统文化的熏陶欠缺，甚至于绝无仅有也是·25·想象得到的。只顾往前直冲，不问成败，什么都可以孤注一掷，一切只问眼前，冒起危险来绝不考虑值不值得，不管什么场合都不难视生命如鸿毛; 这一等民族能创业，能革新，但缺乏远见和明智，难于守成，也不容易成熟; 自信太强，不免流于骄傲，看事太轻易，未免幼稚狂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出现实质的下降。过去这一事实被大举外债掩盖 ，外债当然要还，可是美国人从未想到要还债的问题，他们希望这个游戏长久地进行下去。如果市场还相信美元，美国经济就可以支撑下去，如果市场不相信美元了，美元在世界上又不能流通，美国经济会立即崩溃。从长远来看，美国不断借债，再靠美元贬值赖掉债务，这种做法总有行不通的那一天。如果哪一天美元暴跌，市场就会失控。现在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超过 GDP 的7%，外债超过 GDP 的25%。假如贸易赤字占 GDP 的 10% 或 15%，美国暴跌的现象可能在瞬间触发，一旦美元暴跌，美国经济能逃过崩溃之灾吗?市场不能总是保持理性。2005 年 2 月，韩国央行提出要实施货币多元化。这是给美国一个信号，韩国将出售部分美元，接着美元汇市下跌。试想中国已经放弃盯住美元，实行浮动汇率政策，如果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华尔街就会发生大地震。现在美国还有一定的制衡力量，能够获得同盟者的关照。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也都是美元，美国还是成熟的国际资本市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也使一些国家受益，美元崩溃也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但美国自己不好自为之，美元贬值、美元经济崩溃那一天也许我们就看得到。
经济学家有这样一个流行语，美元危机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如果硬着陆，就意味着美元崩溃，随后利率上升，经济严重衰退。软着陆是美元慢慢贬值，贬值步伐很慢，因此不会引发国际资本市场混乱。但其他国家为美国经济衰退买单。不论以何种方式收场，结果都是美国经济衰退，美国的霸权主义是维持不下去的。
然而令美国人不舒服的是，当美国经济衰退时，中国经济却迅速崛起，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据国务院新闻办颁布的数据显示: “1978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 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 32 位，所占比重不足 1%，2010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740 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143 倍，年均增长16. 8% 。其中，出口总额 15778 亿美元，年均增长17. 2% ; 进口总额 13962 亿美元，年均增长 16. 4% 。
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 10. 4% 和 9. 1%，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中美两国经济地位的比较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当然我们希望中美两国经济都健康发展，美国也要把自己的经济搞好，全世界人都要把经济搞好，经济搞不好对任何国家都是灾难，这是我们不愿见到的。
[参考文献]
[1]唐斯·希夫. 美元大崩溃[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8.
[2]许沂光. 美国破产[M]. 广东: 广东经济出版社，2011: 5 ～6.
[3]傅 雷. 傅雷家书[M]. 北京: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9: 245
有关国际经济学的论文篇2
浅论经济全球化与政府管理变革
经济全球化已经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全新的要求。全球化进程中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问题也日益为各国政府所密切关注。
一、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新的世界性经济运行机制的启动，跨国公司、全球金融机构、世界性经济组织等成为主要角色先后登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国际联合、控制资源流向、影响经济生活、引导文化潮流、操纵信息媒体，深刻地影响着主权国家的社会生活，也对传统的权力运作带来了挑战。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的经济超出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迫使人们去寻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国家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职能转让给跨国机构。对于政府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政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主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既有利于用规则贸易取代强权贸易，从而给予发展中国家自我保护的手段，也将为国际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由于在客观上要求分工的深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张，全球化也推动着生产从国内区域间分工向国际分工发展，推动着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张。在追逐规模效益与分工效益的过程中，跨国公司通过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协调其生产与经营活动的格局，推动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向哪个地区，就会加速哪个地区的发展。同时，全球化也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各国都在力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加速自身发展。因此，全球化无疑拓宽了政府活动的空间和领域。
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典型的后发型国家，中国要成功地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在全球化竞争中立稳阵脚，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得力的政府，求真务实、具有强烈责任感的政府，放眼全球、目标远大、应急有策、精干高效、运转灵活的政府。但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仍旧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植入。从依法治国的理念载入宪法到有法必依成为行政主体的自觉行动，中国的历程十分漫长。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的情况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搞“暗箱行政”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造成垄断经济，即“权力经济”，其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壁垒限制;长官意志，一言九鼎;行业垄断，为所欲为;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匮乏。这些表现都与全球化不相容。
第二，政府的实际运作方式还不够规范。在政企关系上，我国政府还未完全从企业活动中超脱出来，权力性干预和管制依然过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滞后，实质性的审批范围过大。在市场机制的培育上，我国政府的依法管理还很不完善，对经济的干预依然过宽，缺乏现代的公共服务观念。在管理队伍上，我们还亟待建立一支懂得并能驾驭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人才队伍。在管理手段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将受到挑战：跨国公司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绕过东道国政府的控制，可能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法律透明度的高低和劳动力用工制度，随时转移生产和投资。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深化行政改革、建立全球化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政府从传统的行政命令方式转变为行政指导方式，从刚性行政转变为柔性行政。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变革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实践中也一直遵循政治行政一元论(政治与行政不分)和古典的官僚制度(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结果，政府往往以政治的方式对待行政(如政策制定)，以行政的方法对待政治(如资源分配)，并由此导致了一些问题和一定程度上的制度性腐败。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这一理念是导致政府扩大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的重要价值原则;同时，政府是外在于市场的公共权力机制，这一观念造成了政府与市场的脱节，使得政府运作缺乏市场效率，市场运作缺乏公共支持。
相比之下，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是融合了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 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有效性)为目标的管理改革模式。它极大地突出了市场理念和公众的重要地位。
在强化市场理念方面，新理论将政府纳入整个市场体系中加以通盘考虑，详细评估政府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公共职能对市场供求的影响;认为应该将公共服务视为重要的市场领域，将政府管理看作是市场机制与公共机制的结合;讨论政府在注重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资金运用的市场效率，把政府服务的质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尚和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社区化和社会自愿服务，强调在不同的服务机构间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检验。这样，政府就不再是单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其管制和审批部分的权力将大规模释放甚至取消。而信息资源的公开发布程度和提高贸易政策、法规透明度的要求，使政府内部机构变革成为必然。
在政府与公众关系方面，新理论强调顾客取向、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并通过建立企业化政府来提高政府的能力与效率，使公众获得更多高质量的服务。在实践中，全球化使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投资来源的“非本国化”、经营活动的“非本土化”、交换的“电子信息化”以及国际民间组织力量的日益“自治化”，都使公众和公民社会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治式运作能力、承受各种风险的自主能力大大加强。这对政府管理提出的要求是：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不再从管理主体的角度考虑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会与公众的立场上考虑政府如何为公众服务、对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进行改革。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管理的变革要立足于国际化竞争，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思维模式为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开放主体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谋取社会公共利益。这要求政府具备：(1)全球意识，即开放的公共管理理念;(2)服务和效率意识，即提供高效、公平的服务，更多地吸引外资;(3)风险意识和责任能力，正确地把握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主动权;(4)应变和整合能力，及时调整管理战略，有效地整合各种因素及利益多元化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参与全球竞争。(5)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即推进“电子政府”建设，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行政。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管理变革的取向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如何运用市场法则来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乃是目前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府管理应当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一)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规则为中心的转变
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随意性和无序性较大、公开度低，容易导致暗箱操作、违法行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是凌驾于一般公民权力之上的，行政权力支配一切。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环境瞬息万变，社会需求多元化，政府难以继续试图向社会提供垄断性服务。政府应该“转向一种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桨)分开的体制”，“选择把自己局限于政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从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要求政府必须严格依法行政，政府运作的基本规则应从以往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性干预，转变为通过制度供给引导服务对象按照政府规范实施行为，即由权力行政转向规则行政。
(二)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将不再单纯地限制市场主体的活动，而应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参与和干预经济生活。它在理论上也不再仅仅采取单纯的管理性行政，更应当实施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的服务性行政。
在西方，各国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为中心”的转变。在中国，政府管理变革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时代的特殊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入世的特殊要求。它们预示着政府职能结构的中心将由行政管制的职能逐步转向公共服务的职能，意味着政府施政需要符合公众的意志和愿望、重新设定政府与公众的地位和关系，也表明了政府行为的公众取向和“顾客”中心。
(三)从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转变
全能主义政府实际上就是无限政府。并且，政府取代了社会自治，通过计划手段操纵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不仅在理论上缺乏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上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从公共行政科学化的角度来说，政府职能应该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原有的“包揽一切”转换到“做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弥补市场的不足。也只有从无限政府转向有限政府，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单一的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综合并用，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四)从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转变
全球化必然对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则的强制性要求。当前，中国政府不断加快网上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公布职能部门的联系方式和办事程序，开设了“政府公报”、“政府信息”、“政府法规”等窗口栏目。不仅如此，政府更应当继续增强信息的公开化程度。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政府应当公布各项行政法规，特别是那些影响管理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标准或工作程序。这些做法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政府能够及时通过各种媒体为公众所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其二，确保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的信息获取权，使他们能够了解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信息，并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施政。这便是所谓的由暗箱行政转向透明行政。
除上述四个方面之外，为了有效回应全球化的趋势，政府应当适时地从依政策行政向依法行政转变，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转变，从而迎合政府改革的治理行政、规则行政的理念和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