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投稿

　　2014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日益明显,之前持续了三十多年依靠政府配置资源的做法已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将转向新常态。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经济论文投稿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经济论文投稿篇1

　　谈日本泡沫经济成因分析及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股市市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诸多“世界领先”的称谓和经济新常态，让我们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日本经济泡沫形成、破裂历程及影响

　　1、日本经济泡沫形成破裂历程回顾

　　从二战后一直到1985年，日本实施“贸易立国”发展战略，依靠美国提供的技术、管理和市场，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并在1987年超越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80年代的美国，却是经济持续低迷。美国认为日本长期搭美国的便车致富，于是在1985年发动了以“广场协议”为代表的“货币战争”。美国联合英法德日，直接干预日元汇率，迫使日元大幅升值，随后大量热钱流入日本，资产价格飞涨。日本政府为了挽回出口市场的损失，意图刺激内需，使用了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短短一年连续五次降息，将央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长期超低利率政策和大量发行的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迅速膨胀。到了1989年，经济泡沫已非常巨大。日本政府为了阻止泡沫继续膨胀，打出两个组合拳，第一拳提升再贴现率，紧缩货币;第二拳直接管制房地产交易，控制土地融资。但这两拳力度过猛，结果直接导致股市暴跌，房价崩盘，泡沫破裂。此后10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和低迷的状态，被称为日本“失去的10年”。

　　2、日本泡沫经济的影响

　　(1)经济停滞不前。日本战后GDP增长率平均保持在15%左右，到80年代泡沫期则稳定在7%左右，泡沫破裂后，增长率从90年的7.5%下降95年的1.4%，甚至出现了好几个年度的负增长(见图1)。GDP总量在1997年到达到515万亿日元的峰值，然后开始裹足不前。日元汇率从“广场协议”到1989年泡沫破裂前升值约1倍，到2011年，升值达到3倍(见图2)。

　　(2)资产泡沫严重。日本股市从1982年的6000点，一直上涨到1989年的38900点，涨幅550%，泡沫破裂后，连跌4年，跌幅达到60%(见图3)。房地产价格指数从战后到1989年上涨了约150倍，在泡沫顶峰时期，仅东京23个区的总地价已经超过美国全国地价，可谓盛极一时。但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2001年全国平均地产价格指数跌幅达到47%(见图4)。

　　(3)严重影响实体经济。企业负债恶性膨胀，1991年前后，负债额在1000万亿日元以上的倒闭企业每年都在1万家左右。1990―1996年，日本破产企业年均高达14000家左右。企业倒闭也波及商业银行陷入困境，不良债权急剧增加，大批金融机构破产，1995年8月日本银行业未清偿贷款总额已超过日本GDP总额，而未清偿贷款的1/4为不良资产。

　　(4)泡沫破灭对国民个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企业破产造成的大规模的裁员行为，而资产价格暴跌也使得国民个人的资产价值大量缩小，损失惨重，名义工资增长率在1994年甚至达到了零增长。1992―1999年，日本的消费物价指数均为负增长，年均下降幅度接近1%。通货紧缩使企业销售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加重，居民的消费心理恶化，公共债务危机加重。

　　二、日本经济泡沫形成及破裂的原因分析

　　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和破灭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日本经济长期存在的隐患在不恰当的政策、国际环境刺激下的一场大爆发。

　　1、经济发展动力缺乏持续性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日本经济体制中的一些固有问题。一方面是创新不足。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主要归功于技术引进，技术引进使日本的科技实力在短时间内就赶上甚至超过了欧美先进国家，但也造成创新能力不足、重应用轻基础研究，因此在80年代末，日本的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增长乏力，资金从主体经济投入到金融投机中。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调整不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休养地法》，逐渐将经济重心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移，促进以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大量闲置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和相关行业。这种选择造成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暴涨，在泡沫破灭后，国民资产大大缩水，企业经营困难或破产，银行不良贷款大增，通货紧缩严重。

　　2、政策手段过于激烈导致泡沫破裂，经济硬着陆

　　日本政府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直接因素。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出现大幅升值，日本当局担心货币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问题，在1986―1988年实行了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连续2次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不仅为日本历史最低，而且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1987年又实施了减税、追加公共事业投资、补充财政开支的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过度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使日本的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1987―1989年，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0.8%、10.2%、12%，造成国内过剩资金剧增，资产价格暴涨。而在1989―1990年，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使之达到6%，这种紧急收缩信贷的做法使得股价和地价的大幅度下降，由此造成了资产泡沫的破裂乃至整个经济的破灭。

　　3、大国间经济博弈导致日本政府面临巨大国际压力

　　广场协议后，为防止美元贬值，美国要求日本降低利率，日本政府迁就美国的压力，在一年内连续五次大幅下调央行贴现率。到1987年底，世界经济出现较快增长、美德等国家都提高利率时，日本仍继续实行扩张货币政策，维持2.5%的超低利率至1989年。正是这一拖延，造成了日本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这个重大失误的背后是日本当时身处国际环境面临非常重大的战略转变和政策调整。首先是美国的步步紧逼，认为日本提高利率会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其次是日本作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供给国，如果提高利率，资金不能往海外回流，会引发世界金融动荡，并波及日本经济。最后是日本初登国际政治舞台、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提升国际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考虑到作为一个“政治大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做出了以上错误的决策。 　　三、中、日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及启示

　　1、中、日经济发展阶段比较

　　一方面，中国经济目前所处阶段与日本80―90年代有许多相似之处。从GDP看，中国已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9年时间累计升值约35%。2015年以来A股超过300只股票价格翻倍，近千只股票动态市盈率超过100倍。另外，日本经历过的贸易保护主义、巨额外汇储备贬值、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中国也正在经历。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与当时日本在经济发展潜力、政策水平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区别。首先是经济增长潜力不同。从吸引外资来看，日本企业积极投资国外，但却很少吸引外资到日本投资。多年来日本式的关联交易，相互持股等商业惯例以及过于繁杂的行政管制，提高了外资进入的门槛。而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市场开放度逐年增大，外资占中国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外资的大量进入，不仅弥补了中国资金的缺口，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推动了技术水平升级。从技术进步方面看，二战后日本一直依靠技术的引进、通过技术的模仿完成了追赶的目标，其创新仍然较多建立在“模仿性创新”的基础上。而中国这些年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投资在逐渐增加，原创性研发成果逐渐增多。

　　其次是政策调控水平的不同。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灭，监管层的调控取向和政策不当是公认的主因之一。而中国宏观调控始终遵循审慎、稳健、前瞻的原则，从而减弱了经济的波动性。对股市、房市的较快升温势头，监管层密切关注但未急于调转政策方向，而是根据市场状况灵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避免了政策过急转向可能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将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限制在市场可承受范围和监管机构可控范围内。

　　最后是金融自由化环境不同。日本当时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是面临金融危机不利形势的开放，其实施的利率自由化与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一方面导致存贷款利差较快收窄甚至倒挂，增大了银行业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营造了热钱投机境内金融市场有利环境。而中国金融自由化是履行对世贸组织承诺的主动开放，是有步骤、有规划、有秩序、逐渐推进的开放，在汇率改革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利率改革则遵循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的原则推进。

　　2、日本经济泡沫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今年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25周年，与当初的日本如此相似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被认为处于一个上升通道的中国，更应该以史为鉴，来知兴替、明得失，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一是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重视经济发展质量，适应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脱离实体经济承受能力，一味追求数字增长，只会得不偿失。

　　二是政策的失误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致命的影响。首先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施行需要稳健与灵活并重，过度扩张与突然收缩都有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必须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其次货币政策应该是独立的，不能过多受到行政干预和国际压力。最后是要稳步进行金融改革，加强银行资产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治理，以抵御各种经济危机。

　　三是要认清竞争合作的国际关系，营造良好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局面。中国的飞速发展必然成为世界竞争的焦点，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危机四伏，要想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独善其身，则无论是政治路线，还是经济发展，都要以竞争合作的思维，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把握好本国宏观政策的平衡感和分寸感。

　　中国经济论文投稿篇2

　　浅析全方位审视中国经济新动力源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构想正在形成新的战略驱动力

　　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战略构想和战略上的谋篇布局正在形成新的发展战略制高点和战略驱动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谋划新格局，在经济、政治、法治等领域开辟新境界。经济自身有其独特的规律，当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与之相适应的各种要素也聚集到了一定边际和临界点，再聚集就可能出现乱象，这时候就必须在战略上做出调整，尤其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平台期。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出现飞跃。而这一轮经济发展的战略动力恰恰来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调整。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来，在战略上为新的发展要素开辟了空间，创造了条件，产生了强大的战略驱动力。

　　今天在新常态下的战略调整非常像改革开放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在一段时间进行消化后，将形成激活新的发展要素的综合推动力。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描绘了蓝图，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发展制定了法治框架，加上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方面构成在原来基础上的新的战略调整和谋划。它的政策聚合效应和功能将逐步显现。随着改革向深度推进，可以预计将产生新的发展动力，就像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开放产生的政策效应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将释放出巨大的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战略动力。

　　政治环境的不断优化为经济发展注入政治动力

　　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的发展清理了空间，并正在形成进一步推动发展的新的政治生态，从而助推经济进一步释放活力。

　　腐败是一种严重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政治毒瘤。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官员在干事的同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想办法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寻租和舍租，而商人也在想办法为自己的发展寻找庇护，想办法去贿赂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为自己的商业活动寻找便利。

　　这种情况看似官商双方都得到了好处，经济也发展了，但其实是一种假象。官员不是想办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经济主体创造条件，而是想办法为自己的利益去干事，试想政策环境怎么能得到改善?商人不是想办法去经营，而是想办法去贿赂官员，企业的创新和潜力怎么能够实现?商人大量的时间用来和官员吃喝拉关系，哪来的时间和精力搞好企业的节约、改造和创新?官员大量的时间用来和商人勾结，哪有时间和精力为众多需要提供政策服务的百姓服务?这种现象势必导致多数企业主都想办法去贿赂官员，从而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加大企业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这种腐败不下大力气铲除，交易成本将会居高不下。因此，重拳反腐是经济发展的利好消息，它将进一步清理政治环境，改善政治生态，为经济发展创造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进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企业成本，为经济发展注入政治动力。

　　结构调整给经济增长带来结构性动力

　　经济结构调整就是淘汰落后产能，以新的低能耗、低污染、高科技含量、高劳动者素质的新型企业来取代落后的企业。这在发展战略上是没有错的。但是，结构调整也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甚至还有相当长的阵痛期。

　　从劳动者角度看，劳动者必须适应新的产能对知识、技术和能力等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抓紧提升自身的能力和从事更高级劳动的技巧，他们就会被淘汰。要想适应新的劳动状态就必须学习、培训和提高，而这又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企业来说，落后的产能被淘汰了，新的设备和生产线引进了，一系列新的生产知识、规章制度都需要熟悉或逐步建立，这也需要时间进行消化和更新。从一般意义上说，所有的新生产线都需要知识结构和规章制度的更新，而更特殊的产业和行业，更需要包括转变思想在内的全方位的变革。

　　这一切都会给结构调整带来时间成本，旧的落后产能所留下的增长空间由于新产能一时还没有马上补上，所以就会出现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随着调整阵痛期的逐步结束，企业转型和劳动者自身转型成功，新的靠劳动者素质和科技、金融等方面驱动的创新以及相关调控措施的出台，新的发展要素正在不断聚集和形成。新的结构将产生新的功能，因此结构调整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结构性动力。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今天，随着西方经济不景气，外贸拉动经济的动力在减弱，而再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显然已经不太现实，所剩下的增长动力就是消费拉动。我国的市场大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的消费力强，但是从收入结构看，相关统计表明，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为2007年的23倍，直至目前，收入差距还成扩大之势。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援引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接近容忍的极限。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中国因此成为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

　　收入结构的不合理势必带来消费结构的畸形，要使得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就必须改革收入分配结构。报告中要求“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可见党中央对分配公平性的重视程度。 　　初次分配重视公平，就要落实好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落实中就是要：充分利用税收等二次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各项社会保障资金需要。因此，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更多关注大多数劳动所得。使中下层收入水平的百姓手里有钱，敢于消费，有能力消费。从宏观层面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必然产生积极作用。

　　综合配套改革措施提供了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和内涵增长的动力

　　在金融政策上，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优化信贷结构，通过正向激励措施，促进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更多投向“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为稳定经济增长、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就业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发挥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有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在科技政策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推动大多数科技力量进入市场创新创业，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完善科技立法，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金融和科技是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有了金融政策和科技政策的改革，随着这些综合配套改革措施的到位和落地，中国经济发展就有了金融支持和内涵增长的动力。

　　外交政策的新举措为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国际空间

　　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建立在“亲、诚、惠、容”新政策措施基础上的周边外交关系，为中国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空间，如“一带一路”，“互连互通”，惠及周边，又启动了新的发展要素。尤其是“一带一路”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承载着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建设“一带一路”，是以同志为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对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国际金融战略和措施的创新为发展开辟了新的增长动力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是为亚洲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投资融资方面的便利，有利于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为了支持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有利于与现有的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相互补充，为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建设性平台，也有助于提高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存在一方主导而另一方次要的问题，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

　　与“一带一路”的中国国家战略配套，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承启内外，形成内外互动的发展格局。对于提高中国的资本、工业输出力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能力，提升中国的经济话语权，统合国际社会经济战线，争取国际资本与中国的合作，提高中国资本号召力等具有重大作用，其意义不可估量。

　　军事领域的反腐与军事思想的创新，为发展建立了坚强而有力的保障机制

　　国家要强大，离不开军队的保驾护航，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国际化，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投资日益活跃，使我国的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倍受瞩目。要保证海外利益的安全，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防。

　　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军事领域发展变化广泛而深刻，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场军事领域发展变化，以信息化为核心，以军事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思想、作战力量、组织体制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内容，以重塑军事体系为主要目标，正在推动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罕见。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与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发展变化相互呼应、相互影响。

　　以来，以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军队系统和军事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令人印象深刻。以刮骨疗毒的决心整治腐败，以能打仗，能打胜仗为标准改革军事，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理念不断强化，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打下坚实的军事保障基础。

　　党的强大而有力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赢得了民心，为发展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引领中国发展的“中国梦”，既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又为中国的发展、崛起和复兴导引了方向。以为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以励精图治、夙夜在公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和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领域的新举措，为国家发展规划了蓝图。尤其在治党方面，从作风建设抓起，落实“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重整官场风气;强力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抓大不放小，几十上百位省部级以上腐败官员被查处，深得民心;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党员干部真正回到群众中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重新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使其对党有信心，对反腐有信心，对未来有信心……

　　在以为的党中央带领之下，中国共产党正在回归“原点”――回到群众当中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建设领域呈现出来的崭新气象，重新开掘了凝聚党心民心的力量之源，更加夯实了社会和谐稳定的执政之本，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更加紧密。这一切将使这种精神动力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