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当代中国经济政治论文1000字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下面是由学习啦小编整理的有关中国经济政治1000字论文，欢迎阅读。
中国经济政治1000字论文篇一：《浅析中国经济与环境平衡的路径》
【摘要】中国的经济腾飞是伴随着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失衡，而调整失衡需扭转居民意识，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国家的环境政策，并在意识和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才能起到有效作用。
【关键词】环境;经济;平衡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腾飞。凭借GDP每年10%左右的增速，中国在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经济腾飞的同时，环境也以更快的速度恶化。工业的粗放增长造成空气和水质的污染，落后的农业特别是不合理地使用肥料也造成极为严重的土地污染。淮河水质恶化、生物灭绝、极端天气、沙尘暴肆虐、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凸显。人们创造了新的文明，却也在破坏存在了数千年的人与自然的秩序。目前所存在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应地也不存在单一的解决途径，追求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注定只能是雾里看花。对于经济利益和环境友好追求的失衡必须得到扭转，而扭转是对居民的意识、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国家的环境政策进行的扭转。经济社会中的参与者同时又都是环境治理的参与者，意识和机制的双重作用才能扭转这种平衡关系。
一、国际合作
地球因为动物的迁徙和大气、洋流的循环等途径，是一个整体。南美的热带雨林不仅是多种生物的家园，也影响着整个地球的温室气体的消化;北极冰山的融化不仅影响北欧和俄罗斯，它关乎每一个沿海城市的未来。所以环保需要世界范围内的交流。除了共享的地球环境作为外部压力之外，国家间对于环境治理的经验和效率不同也造就了国际合作的内生需求。如清洁发展机制，它是指一个发达国家通过用技术和资金投入的方式与一个发展中国家合作实施其温室气体减排的项目，其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给提供技术和资金的发达国家缔约方用于履行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义务。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内产业的碳排放量，更能够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二、环保产业
环境友好型企业能促进经济发展，更有助于环境的改观。政府应该多鼓励以经济利益为动力，兼顾环境的环保型产业发展，在这一点上作出更具意义的引导作用，同时对污染严重企业持慎重态度。我国东部的经济行为已为环境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在当今西部大开发的大战略背景下，环境相对脆弱的西部若重复东部发展之路，势必造成比东部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且作为黄河、长江等水系的发源地，问题将被进一步放大。因此，环保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加广泛和长远的考虑。
三、培育NGO
在美国，活跃着众多的NGO在社会中广泛地开展教育、环保等公益项目，是政府的“减阀器”和“稳定器”。这不仅填补了政府在社会某些方面的缺位，也通过精神动力的支撑完成了社会改造的部分任务，帮助NGO的参与者和接触者感受其奉献精神和责任。而中国普遍存在的资金和注册困难限制了众多的本地NGO的发展;中国NGO的受众多集中在大学生群体，不具备美国、欧洲等国家NGO的普遍性，中国NGO的规模和影响力明显偏小。因此，从政策引导到社会关注等方面，应该给予NGO，特别是热心环保事业的NGO更多的支持，使其能在中国社会充分发挥其应有效用。
四、提高政策执行力
中国曾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口号。2010年，为完成指标，出现了工业拉闸、居民限电等为完成地方性节能指标的短期行为。不仅短期内影响了经济发展，长期来看更是对粗放经济的纵容，势必造成下一轮节能工作的难以开展。政策制定本意是实现经济对环境压力的释放，调正经济和环境的不平衡地位。但是，执行和监督不力等问题凸显，众多指标性政策终究只是口号。完成短期目标，不具备长期意义。“低碳经济”也不仅是对低碳的要求，更是实现经济目标的长期考虑。污水处理、太阳能系统等带来的不仅是低碳也是经济。政策应有长期的考虑，利用税收减免、政策绿灯等引导措施，积极推动长期有效性、实用性的绿色经济，并强化政策执行能力。
五、培育意识
意识影响行为，行为成就习惯，缺少主动性思想的行为是无力的。中国环境难题面临着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两方面的压力。为了实施居民生活和企业发展的环境改造需要更多环保意识的注入，中国的环境教育应从口号中解脱，放到教育系统中应有的位置。从小培养环保意识，在关注经济的同时，不乏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的思考。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缺少正规的环境教育系统，现存环境教育分散且执行力差，缺少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虽然近年来公民环保意识已在提高，但意识转化成为行动力的效率较低，中国需要更多环保教育的支持。
六、健全机制
环境和经济失衡是系统性问题，社会机制的不健全则是系统性问题的原因，问题的解决途径必须改善整个系统才能产生积极效应。有效地监督机制可帮助建立起强大的执行力;社会参与机制也有利于居民意识和行动力的提升;环保合作机制则能缓解上下游地区间经济环境的矛盾。国家应该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参与、监督系统和合作机制，同时利用适当的奖惩机制加以促进。
中国经济政治1000字论文篇二：《浅议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
经济是政治变革的根源动力与制约条件。人类社会的中心活动是经济活动，因为“人”从根本属性上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其欲求在本质上是永不满足的，而社会物质条件状况是决定人类各种欲求能否获得满足的根本性、基础性、前提性条件，因而为人类社会创造和提供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必然在人类活动中居于首要与核心地位，而相应的经济关系也成为人类社会中其它关系形态的“母体”与本源决定性因素。
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诞生之刻起便存在着一个内生性、先天性的永恒矛盾，即人类欲求的无限性与其本身所导致的经济活动所需资源的相对有限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无法回避和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只能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手段去规约人的无限欲求，才能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实现最大化、最优化的物质生产，进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调和、缓解这个矛盾以维持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
这些方法、途径、手段的具体体现便是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准则，包括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伦理道德准则、婚姻制度、宗族制度等等，孔子所讲的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实则就是在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进化时期，其社会制度外壳“蜕变”的表现。所以说实现“更好的”经济生产活动是政治活动、政治变革的最终目的与根源动力所在。
与此同时，经济又是决定政治变革是否“合理”、是否成功以及政治活动是否有效、正确的根本制约条件，这种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变革的方向必须适应经济形态的转型与发展;不同经济形态对政治管理的需求程度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活动的合理边界;恢复、发展、繁荣经济生产活动应始终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活动的根本和长远目标。
之所以称其为“根本制约条件”就在于，一旦政治违背了这些方面之中的任何一点，就不仅会损害经济发展，而且会导致政治活动的混乱、政治机器本身的失灵、政治变革的失败，其历史上典型事例如“王莽改制”因附会《周礼》、复古倒退所导致的混乱与失败，法西斯主义以“军事”代替“经济”作为活动中心所导致的战争浩劫与自身失败等等。
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与服务工具。每一种经济形态活动本身都有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非理性发展趋势和存在主义的历史惯性。以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为例，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的发展，其本身很容易陷入“土地相对平均分配—土地兼并加剧—土地日益集中—人地矛盾逐渐激化—被迫进行改革或爆发农民起义”的治乱交替历史循环之中，中国封建时代的“王朝周期律”便是典型案例。
因此，政治权力作为人类社会权力体系中的核心权力，必然要对经济发展起引导与服务的作用，具体来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经济的“量”的方面，就是要运行政治权力改革社会体制、更合理地配置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实现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以满足人民生活和推动精神财富的丰富。二是在经济的“质”的方面，就是政治活动要遵照经济“前进”发展的需要，努力探究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主动调整既有经济生产关系、政治运行关系、社会组织关系中不适应这种发展趋势的部分，努力实现经济在“质”的层面的革命与进步。
这两个方面的前者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在正常情况下任何形态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和平的和非和平的)都会努力推动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因为这既是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政府本身财富和力量增长的需要。但后者的实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任何时代的政治掌权者或者说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很难主动发现经济发展“向前”的趋势，例如封建政权就很难想象、理解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前进”趋势，更不用提主动推动这种趋势了，而且究竟何为真正的、正确的“前进”趋势在短期内也是很难确定的。
因此，后者的实现在多数情况下是当历史条件成熟时，靠革命、战争等较为激烈的方式先从根本上实现政治形态的革新，进而才能比较顺利地推动经济革新，其典型事例就是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政治经济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政治经济化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可以说：经济决定着政治，政治在本质上是以“为经济发展而服务”存在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为经济服务的程度是不同的，经济形态越先进、越高级、越复杂，则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必要性就越强、程度也就越高。在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世界，经济活动的范围、广度、深度和全球化程度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要素也越来越复杂、资源相对稀缺性也越来越高，其发展需要包括金融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各种经济要素的合理配置作为支持。
当代政治活动或者说政府活动所面临的各种管理任务也在不断增加，而这些任务又都直接或简单地与经济发展相关联，“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政治活动的中心任务。因此，可以说政治的“经济化”是当代政治活动内在属性的要求和当代政治活动的基本特征，除个别国家外(例如朝鲜)，基本上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以经济利益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以实现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政策的首要导向。
虽然“政治经济化”是当代各个国家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和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化”运行机制及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化程度较高的美国，是由资本力量主导政治，政府实质上就是为资本财团服务的雇员，其整个政治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都是自下而上式的。 而作为 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整个国家 政治体系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在彻底打碎王朝政治的基础上，按照“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虽然国家和政府的目的在于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促进 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但经济资本的力量无论多强大说到底只是国家发展经济的必要工具和必需要素，始终不可能脱离国家的最终规制与引导，绝非是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和“主人”。
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运行模式也是自上而下式的，即先由国家为适应一定阶段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个中心任务或目标(通常表现为政治化的经济口号和中央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的主要标题、内容)，然后党的各级 组织、国家各级政府、国家下属社会组织、国家暴力机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国家宣传机器、 教育学术机构都会学习、依照、围绕此中心任务或目标并根据各自职能开展相关 工作、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去实现这个共同的中心目标或者任务。在这里，这个中心任务或目标(例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号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起到了将国家内部的各种组织、阶层、团体、群体之间的矛盾暂时弥合、转移，使分散的原子化政治结合成为协调统一的社会政治，以实现一定阶段或时期的整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目标的“社会联结”的作用，这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涵和特征所在。
政治经济化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具体表现。政治经济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尤其是中国现在处于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这种特征就显得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国际政治层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紧跟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浪潮，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方式、行动目标、活动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国际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开发、国际资本和技术引进、别国资源合作开发等内容日益上升为中国政府外交活动和民间对外交往活动的主要议题和内容。
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也在逐渐遍布全球，经济利益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动力，而世界各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也从单纯的政治大国向兼具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的方向转变。
国家政治层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被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总方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被重新确立为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之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将推动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甚至是中心议题，政府各部门的各项工作都以推动或服务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工作目标，经济议题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
在政府体系内部，政府职能部门的调整(如国家发改委、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组建)与适应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跟经济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 财政部)的地位相比 计划经济时期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地方政治层面：政治经济化在地方政治层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充分，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基本上都是以围绕“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地方经济发展成果已经成了考察地方政府政治绩效和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首要和最主要标准，各地人民群众也日益以经济发展成果惠及自身与否作为评价当地官员工作的主要依据。
改革开放后，经济 管理权的逐步下放也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为吸引经济资源要素发展而展开了激烈竞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联邦主义”，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在逐渐从“政治管制者”向“经济管理者、社会服务者”转变。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及意义
政治经济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也是全面和深远的，当然这种影响也是包含正反两个方面的，但其中的积极影响和正面作用还是主要的、长期的，而消极作用则是次要的、阶段性的，对此我们需要有明晰的认识和把握。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积极影响。首先，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政治经济化使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轨迹逐渐远离了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政治的浪漫主义和传统政治的人治主义，政治活动要实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坚持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理念和科学精神去思考问题。
因为现代 经济体系运行有着自身内在客观规律，而且国民经济本身的 发展又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现代经济体系自身的规律性、科学性、知识性要求为之服务和相适应的 政治活动必须具备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品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无论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都是党和政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理念的具体体现，政治经济化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水平的空前提升。
其次，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海外学术界，尤其是多数西方学者从西式民主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有限和滞后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误读，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改革前权力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而言，没有政治改革作为前提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的实现。
政治经济化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府运作模式必须摒弃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主义形态，由单纯直接 管理、全面政治管控向多元综合管理、宏观有效治理方向转变，今日中国政治的 语言体系、主要议程、运行手段与建国前和改革开放前相比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理性化的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是任何对中国政治发展有清晰、客观认识的有识之士都会承认和认可的。
再次，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的“经济化”推动着政治参与主体的更新、增加，增强着公民个体和团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热情，这就为民主政治的进步提供了主观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系本身所包含的交换、自由、平等、竞争、法制、规则等理念也在通过日常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而逐渐输入进政治体系之中、渗透进公民大众的政治理解之中，而这些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品质要求，又是其获得恒久不竭发展动力的外部社会条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与中国政治经济化的进程、内容相适应才能真正体现时代主题和满足人民需求。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消极影响。政治经济化在给当代中国政治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巨大动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客观上的消极影响，如政治经济化所导致的政治参与诉求的短期内快速增加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多元化政治理念的传播在一些方面削弱了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在意识形态方面上的合法性;社会各阶层政治诉求的多元化、利益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出现了功利化、庸俗化和弱意识形态化的现象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我们应该清楚明白的是，政治经济化所导致的这些“负面”情况并不能说明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是不正确的，政治的经济化是现代化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和发展趋势，其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发展和前进中的问题”，能够和经济活动互融共生、良性互动的政治才是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政治，无论何时都应客观看待和冷静面对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困难，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也决不能在政治改革的事业上走回头路，应当认识好、处理好、发展好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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