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比亚乱局对北约战略文化的挑战

　　自2011年3月开始，西方国家以防止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对利比亚采取了军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北约的行动十分引人注目。这是自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北约的又一次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同时，这也是2010年底北约通过新的战略概念构想之后的首次军事行动。自建立以来，北约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略文化，这种战略文化指导着其防务和安全政策，并在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和安全形势的变化，逐渐进行调整。此次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可谓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新战略文化的政策实践，但另一方面，它对这种战略文化也提出了无法回避的挑战。

　　战略文化的意义

　　战略文化，是战略研究(尤指军事、安全战略和相关政策)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产物。这样说，并非否认战略文化自身所有的独特秉性，相反，战略文化研究的兴起，恰恰说明了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对某一领域问题，从无意识的自觉运用，上升到有意识的、系统的和多元视角的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讲，战略文化研究，是借助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方法，部分吸收了建构主义理论，以此来分析一个国家的战略形成与演变。战略文化方法，可以说是对机械唯物论的僵硬与局限的超越，也为战略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

　　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在1977年为兰德公司撰写的《苏联战略文化》这一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战略文化”一词。他的定义是：在战略问题上，一个国家战略共同体中所有成员通过相互教授、效仿或分享而持有的思想、制约性情感反应以及习惯性行为模式的总和。在此之后，“战略文化”一词开始被更多研究者所关注。美国建构主义学派学者肯·布斯将战略文化定义为“在处理威胁或使用武力问题上，一个国家的传统、价值、态度，行为模式、习惯、象征，成就以及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的特定方式”。另一位战略文化研究者，哈佛大学的江忆恩认为，战略文化是一套宏观战略观念，其基本内容被国家决策者所认同，并据此建立起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趋向。战略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英国人凯莉·朗赫斯特在研究德国外交政策文化时也采取了她所谓的“战略文化研究方法”。她认为，文化对于集体行动有着长期的影响，战略文化是包括世界观、倾向性、信念和对使用武力态度等一系列的观念性内容，因而她将战略文化区分为三种不同要素基本元素、实践规则和安全政策立场。

　　自斯奈德到朗赫斯特，一批学者丰富和完善了对战略文化的研究，他们的思想被称为“战略文化学派”。这一学派在战略文化上的共识包括四点：第一，战略文化强调的是国家从历史经历中获取的有关安全政策的特殊特性，第二，战略文化是一种集体属性，是共同享有的态度和信仰，它可能属于军事机构、决策群体或整个社会，第三，比起其变化来，战略文化在时空变化中表现出的延续性及其能被判别的趋势更多地被人们所关注：第四，战略文化与行为紧密联系，它被看作是一种环境，信息在里面被接收、调节和处理，以形成一种适当的反应。

　　从以上这些定义和研究中可以看出来，战略文化突出强调了主体的观念因素及由此形成决策和行为模式在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主体并非指单一个体(尽管历史经验并不排除领袖、指挥者个人情感和认知对战略决策的影响)，而是同质群体。进一步说。就是持有基于相同或相似历史经验和思想传统而形成的、具有相似特征的战略认知视角和决策模式的社会成员。如果要更进一步解释这一概念，可以说，战略文化是建立在一个普遍假设基础之上的，即国家的安全政策受到一种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而这种文化因素源自于历史的经验，尤其是同军事力量使用有关的经历，从而使得国家在安全领域形成一套特殊的信念、价值、态度和行为模式。战略文化从三个方面对一个国家的战略产生影响：设定基本目标和安全政策规范、形成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评估以及决定为军事目的而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

　　我们知道，战略文化的基本元素源自于社会内部规范的相互作用。在一定情况发生变化时，国家对现实情况的反应将不可避免地违反至少一种基本元素。这种战略文化不同元素问的冲突将最终导致战略文化部分的弱化和基本元素优先性的转移，而一旦这种优先性排序的变化引发了安全政策的重要变化，那么，就可以理解为，战略文化发生了修正。

　　需要指出的是，战略文化发生变化的过程，往往是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而言，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导致现有的战略文化基本元素与国内观点之间发生冲突，而在此同时国际社会也会对国家的安全政策提出新要求，使得战略文化基本元素的优先排序顺序发生变化，这样，战略文化中由基本元素所决定的安全政策可能发生重大的、根本的变化。

　　北约战略概念演变中的战略文化

　　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在历经冷战和后冷战的时代变迁之后，其战略文化也在发生逐渐的调整。在建立之初，北约的战略文化可以概括为4个特征第一，成员国遵循集体安全原则：第二，北约是维护西方文明、抵御前苏联共产主义集团威胁的军事组织;第三，北约奉行的是威慑与对话相结合的思想，旨在防止苏联集团军事进攻，同时通过对话，缓解东西方紧张关系：第四，北约不主动寻求进攻性战略，是一个以防御型特征为主的军事集团，防御地区主要限制在成员国之内。

　　如今，北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新安全环境。随着北约在冷战后的不断扩大，其集体防御范围比起建立时签署的《华盛顿条约》来讲，也更加广阔，执行使命的难度在增加，而内部成员增多，也使得分歧更明显。在威胁方面，虽然来自东方的强大军事集团不复存在，但北约却不得不应对主要由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所造成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变化，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和非对称威胁变得日趋突出。

　　于是，冷战结束后，北约开始调整战略概念，而战略概念是北约战略文化的重要风向标。这种调整首先反应在1991年版的北约战略概念之中。新的概念扩大了威胁的范畴，从单纯的军事问题转向更广泛的领域。北约将新的威胁分为4个主要领域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军事问题(包括了武器贸易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有组织的跨国犯罪(特别是国家恐怖主义)，生态环境(大气、水源污染，土地退化，废物堆积，城市化，基础发展、放射性威胁)。基于此认识，1990年的《伦敦宣言》开始了对北约战略概念的改革。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求北约准备执行《华盛顿条约》第5章规定之外的军事任务，主要包括了和平行动、与伙伴国合作进行人道主义行动，协助联合国在前南地区实行和平行动。这种调整在1991年的罗马峰会上被正式批准为新的战略概念，以指导北约的行动方向。新的战略概念强调5点：国际对话，国际合作、集体防御、危机反应以及冲突预防。作为冷战后第一份北约战略概念文件，它确立了北约东扩的法理基础，并将欧洲整体安全作为重要目标。

　　之后，根据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北约进一步赋予其战略概念更为灵活的定义。在1999年的华盛顿峰会上，冷战后的第二版战略概念正式出台。该概念虽然继续强调要维持华盛顿条约第5章，但同时也指出，有效的集体防御要求不同于冷战时期及冷战刚结束后的那种方式。该版战略概念最引人注意的是，明确提出了要将欧洲一大西洋地区同其边缘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北约的使命在于在这一区域内维持稳定，以确保成员国的安全。这也意味着在地域上合法扩大了北约的任务范围，也就是所谓的“跨出防区”。北约将致力于解决这一区域的所有危机，即便这些危机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其成员国。“9·11”恐怖袭击之后，北约表示，根据北约成员国签订的《华盛顿条约》第5条的规定，北约将把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视为对北约所有成员国的袭击，北约成员国将单独和集体向美国提供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在内的各种援助。这也是北约自建立52年来首次开始行使《华盛顿条约》第5条规定，为之后派兵协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打开了大门。

　　2010年通过的第三份战略概念——《积极参与，现代防御》，是“9·11”之后北约经过一系列峰会和议程设置而最终确定的。这份新概念确定了“全球伙伴”战略，强调要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伙伴关系。新概念在重申北约基本宗旨和原则的同时，指出北约如今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导弹攻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北约区域外的不稳定因素或冲突、网络袭击、国际能源运输通道中断，气候变化等。新概念进一步重申了北约展开区域外行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通过北约战略概念的调整，可以看出，北约所奉行的战略文化要素也随着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而发展，既有传承，也有调整，具体表现在：第一，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新的安全环境下采取现代化防御手段，第二，强调对外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授权，第三，将面临的威胁视为多元化，如种族屠杀，地区危机，恐怖主义等;第四，为了和平与安全，北约防区范围不仅超出了传统区域，而且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使命，例如出兵阿富汗，由本土防卫型逐步转变为全球性危机干预;第五，北约使命趋于多功能化，不仅关注传统安全问题，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危机处理、维持和平行动、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可以说，北约正雄心勃勃地寻求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

　　利比亚问题对北约战略文化的挑战

　　战略文化研究方法包含了两个层面内容，这两个层面将群体所共有的假设和规范这样的“思想趋向”同可能的行为和合适的决策选择联系了起来。在第一层面是基本元素，包括一个集体关于安全政策基本信念的规范，这些规范来源于战略文化的形成过程，并揭示了安全事务中那些抽象目标的定义过程。北约的战略新概念，基本就属于第一个层面。而在第二个层面的是安全政策立场，它与基本元素紧密联系。安全政策立场代表了为集体中的政治精英们广泛接受的，对第一层面里包括的基本元素进行解读、阐释和运用，具体而言，就是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政策。

　　北约的新战略文化要求北约承担更广阔和严峻的使命，执行更积极的防御政策，参与多维度的国际军事行动，然而，基于这样文化基础之上的安全政策却对北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此次干涉利比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约内部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整体军事能力、执行这种战略的意愿等，无不在此次干涉利比亚的行动中显露无遗。

　　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要求保护利比亚平民及其聚居区免受军事威胁。法国、美国和英国等国随即从3月19日开始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北约在3月2413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对此表示，北约所采取的行动是“广泛国际行动的一部分”，旨在保护利比亚平民的安全。声明还说，北约成员国均致力于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规定的义务，“这也是北约决定承担禁飞区责任的原因”。3月31日，美军正式向北约全面移交军事行动主导权。自此，一场由北约主导的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拉开了序幕。然而，伴随着这一军事行动的进行，北约发现自身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北约雄心勃勃的战略文化在现实国家利益面前受到严重制约。尽管北约致力于转变为超出欧洲影响范围的安全组织，但是，国家利益的差异导致了成员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例如，1996年的科索沃战争，大部分成员国认为前南地区局势对欧洲安全构成了威胁，因而积极参与。但是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北约以及欧洲国家因为在该地区利益有限，并没有做出充分的人道主义干涉。另一个例子就是，虽然根据《华盛顿条约》第5条，一些北约国家在阿富汗参与了支持美军作战的行动，但大部分国家却不愿意将士兵送到一个同本国利害关系不大，却充满危险的地方执行任务。此次军事打击利比亚，北约也面临类似的苦恼：北约内部的欧洲国家中，英，法，意为代表的三国在利比亚有着复杂的利害关系，因此对军事行动更为积极活跃;而挪威，丹麦和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只参与空袭行动，还有一些国家只愿意承担巡逻任务，不参与军事打击行动;欧洲大国德国甚至根本不愿意加入战事。面对收效不甚显著的空袭，英法等国呼吁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增加打击强度，甚至有人建议考虑派出地面部队。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接受采访时婉转地批评北约对利比亚的行动“不够充分”。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不断敦促北约成员国在空袭行动中做出更多贡献。美国前驻北约大使罗伯特·亨特也呼吁，持续干预北非，要求强有力的联合，北约、欧盟以及其所有成员国必须接受这一不可逃避的责任。北约官员范乌尔姆准将的表态则折射了北约目前内部的分歧和无奈，一方面，他坚持认为，北约对利比亚行动“出色”，“有效保护了平民”，另一方面，他表示，北约成员国可各自决定将为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出多少力以及他们的军事资源将如何受北约指挥官派遣。其他一些成员国也对来自外界和内部的批评不甚满意，西班牙负责欧盟事务的国务秘书加里多反驳英法的批评说，他认为北约的行动进展得很好，目前不需要任何修正，禁飞区也非常成功。意大利外长弗拉蒂尼表态说，他对于法，英两国的要求感到“困惑”。面对如此的不和谐声音法国的《世界报》哀叹：“欧洲防务：在利比亚死亡和被埋葬”。

　　此外，北约的军事能力尚不足以应付新时期的使命要求。北约成员国中，美国军事力量最强，法国、英国紧随其后。但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在阿富汗，美军基本主导了所有的军事行动，其他成员国更像是跑龙套。即便欧洲的北约成员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弥补的军事差距。部分国家军事力量有限，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无力也无意卷入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在对利比亚空袭过程中，联军虽然每日出动战机100多架次，但由于没有准确的情报支撑，难以对政府军造成致命的打击，甚至出现了误伤反对派军队的“乌龙事件”。以至于法国、英国不得不请求美国恢复攻击性的空袭。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教授史蒂义·梅茨尖锐地指出，从其目前形式来看，北约已经证明它不能在当今世界领导和实施一些复杂、持久的军事行动。巴尔干、阿富汗和目前的利比亚战争或许不足以让北约退出历史舞台，但肯定足以让这一质疑其价值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再者，北约缺乏应对军事行动所引发政治后果的经验。虽然北约提出要将应对地区危机，维持和平作为一个转型后的重要任务但是北约不仅在军事能力上尚待考验，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军事行动相关的政治后果是北约面临的一个陌生领域。此次干涉利比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认为在民众反对、部族反叛、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卡扎菲政权摇摇欲坠，一旦通过空袭打击其军队，能够帮助反对派武装夺取政权。但是，战事并没有如西方所预料那样顺利，支持卡扎菲的势力并非不堪一击，两派交战一度呈现焦灼。利比亚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使得局势扑朔迷离。高调介入的北约发现空袭恐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因内部分歧，又迟迟不愿意派出地面部队。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那样的“政权颠覆”模式，对北约来说太过于野心勃勃，而且北约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实力和底气。即便对于利比亚这样实力有限的国家而言，北约也不敢轻易尝试这种高风险政治后果的行动，唯恐泥足深陷，引发各国国内政治和社会不稳定。这也造成了北约内部对此举棋不定，争议多多。这趟浑水趟不好，极有可能使得其内部立场对立，惨淡收场。

　　最后，传统的防御型、内向型的战略文化，在北约后冷战的转型过程中，仍然保存有重要的影响。北约成员国中，大部分国家国力有限，在他们脑海里，北约的主要功能是防御，保护成员国的国家安全，而且作为“搭便车者”，他们更愿意依靠美国等强国提供安全支持。同时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庞大的军队，也不愿意大量增加军费。随着北约战略文化从地区防御型转为全球参与型，一些成员国并不完全支持新的防务政策。很多成员国有着长期的和平、反战传统。2003年反对美国对伊战争的过程中，北约成员国内部的反战势力声势浩大，让美国大为不快，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年2月的北约战略构想研讨会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忍不住要向北约缓慢的转型“开炮”。他指出，北约的根本弱点在于成员国与美国军事力量的不平衡，而且在北约一些成员国内部，存在着过度的反战文化……欧洲非军事化成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障碍，这要求北约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

　　作为一个冷战后继续存在且饱受争议的军事集团，北约未来的使命和发展方向成为世界所关注的焦点。而欧盟寻求增强欧洲防务独立的努力，也从内部挑战着北约的存在与使命。可以说，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是北约新战略概念及战略文化的试金石，无论结局如何，北约未来的战略构想，注定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