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类论文5000字(2)

　　电影类论文5000字篇2

　　论中国当代电影中“小人物”的悲剧创作

　　一、引 言

　　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宏大叙事一直被中国导演所钟爱，“文人主义”在很长时期内占据着整个中国影坛，这种“文人”的思想在赋予电影艺术性的同时却忽略了电影服务大众的社会性，也使这种“阳春白雪”的艺术不被大众所广泛接纳。随着电影大众化的发展，展现“小人物”生活的电影也逐渐登上了银幕，他们拥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和生活状态，在不同的执著中经历着不同的人生。[1]早期中国“小人物”电影一直因其小成本制作而难登大雅之堂，一直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随着近年来许多知名导演对“小人物”生活的关注，许多小成本大制作的“小人物”影片均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也引发了文艺评论界对此类电影的关注。[2]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十月围城》《黄金大劫案》《立春》《老男孩》《盲井》等近年来引发巨大反响的影片为例，从“小人物”的“英雄”之死、追梦之痛、人性之丧三个方面探析中国当代电影中“小人物”的悲剧创作。

　　二、中国当代电影中“小人物”的“英雄”之死对于悲剧，中国现代文豪鲁迅先生曾进行了精当的阐释，即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而将生命之美撕碎的死亡无疑成为悲剧最终极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当代“小人物”悲剧电影中，这种书写“小人物”之死的影片并不少见，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类便是“小人物”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互勾连，为民族存亡而牺牲的影片，上映于2009年的《十月围城》和上映于2012年的《黄金大劫案》讲述的就是“小人物”的“英雄”之死，用或悲壮、或戏谑的方式阐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深刻的内涵。《十月围城》和《黄金大劫案》一改往日战争影片或阶级斗争影片中的宏大叙事和教育意味，将故事聚焦在身处战争或斗争中的“小人物”身上，通过他们看似微不足道的壮义之举来展现时代风貌，弘扬民族品格。

　　《十月围城》由陈德森执导，甄子丹、谢霆锋、梁家辉、范冰冰等重量级演员担任主演，讲述了20世纪初发生在香港的悲壮故事。一经上映便引发了观影的热潮，仅在中国内地便取得了近3亿的票房，此外影片还获得了包括亚洲电影大奖、香港电影金像奖在内的近30个奖项及提名。影片的故事起源于孙中山在清政府的剿杀中即将抵达香港，为了确保孙中山在港期间的安全，商人李玉堂联合了戏班班主、报社社长、车夫、小贩、乞丐等各行业的革命义士加入了与清廷派遣的剿孙大将阎孝国的对抗之中。

　　在“保孙抗阎”的行动中，戏班班主、车夫、小贩等人先后战死，在香港中环上演了一场场热血沸腾的英雄故事，虽然孙中山到港仅仅是中国革命中的小事件，甚至难以左右中国革命的发展，但这些“小人物”却用生命的鲜血保护着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用他们的全部热血和宝贵生命践行着“匹夫之责”，正是这种身为平凡民众，却为正义而捐躯的胸怀和勇气震撼着观众的心灵。无独有偶，在《十月围城》上映后的第三年，展现战争中“小人物”英勇之举的影片《黄金大劫案》上映，《黄金大劫案》由导演宁浩执导，在这部影片中宁浩坚持了自己以往的幽默风格，将“英雄”之死置于黑色幽默的叙事之中，用轻松、戏谑的风格消解了影片故事的紧张与悲情，同时在强烈的反差中深化了故事的内涵，带给观众笑中含泪的观影体验。

　　影片《黄金大劫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伪满时期的抗日故事，与其说《黄金大劫案》是一部抗日影片，不如称其为“小人物”的成长史。影片主人公是一个号为“小东北”的街头混混，依靠坑蒙拐骗的伎俩支撑着自己和父亲的生活，一次意外的入狱使他获得了日本军队运送黄金并购买武器的绝密消息，从而卷入了与爱国群体一同打劫黄金的行动之中。在参与行动之初，“小东北”仅仅是希望在劫取黄金后分一杯羹，但随着行动中父亲和革命党朋友的牺牲，“小东北”逐渐树立起了关于国家、关于民族的责任感，最终单枪匹马毁掉了日本军队屯守的黄金，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党。在行动中死去的革命党，他们或是演员，或是戏班成员，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无疑都是爱国的“小人物”，他们与《十月围城》中的“护孙”队伍一样，无法决定战争或斗争的走向，但却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进行抵死抗争。更为重要的是，影片塑造了一个“死而复生”的革命党人形象，“小东北”在目睹了日本军队的暴行和友人的死亡后，由一个街头混混重生为怀有理想的革命党人，这无疑是一部“小人物”的悲壮成长史。

　　可以说，《黄金大劫案》在戏谑的风格中树立起了严肃的价值观，既有死亡之悲怆，又有成长之希望，“小人物”在纷乱世界中所坚守的信仰才是影片最为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中国当代电影中“小人物”的追梦之痛

　　追寻梦想一直是我国当代“小人物”电影中的重头戏，而追梦之痛则是此类影片所展现的重点。影片《立春》上映于2008年，由顾长卫执导、蒋雯丽主演，展现了一个“小人物”的追梦之痛及梦想的灭失。在《立春》中，由蒋雯丽饰演的女主人公王彩玲是一个生活在小城镇却执著于音乐之梦的平凡女人，拥有一副天赐好嗓的她却因自己略显丑陋和俗气的外貌而难以实现自己歌唱家的梦想，正如影片伊始的画外音所言，立春之时，天并未暖，但人心中却萌生了关于春天的期望。王彩玲正是在“春天的期望”中开始追寻自己的梦想，她希望通过在北京的深造最终踏上巴黎歌剧院的舞台，但丑陋的形象却打败了她天籁般的嗓音，现实一次次对她的音乐梦想关上了门窗。

　　在追梦的痛楚中，来自家庭和心爱男人的打击一度使王彩玲想到了结束生命，最终，王彩玲放弃了音乐梦想，开始做起了小本生意，并收养了一位先天残缺的女孩，当影片结尾处王彩玲的养女在天安门广场放歌时，追梦之痛激荡在了每位观众的心间。影片《立春》讲述了一个“小人物”追梦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无奈和绝望，当王彩玲因追寻音乐梦想而远离年迈的母亲和生病的父亲时，观众看到了追寻梦想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当王彩玲因形象丑陋而一次又一次被迫远离音乐梦想时，观众看到了“小人物”的无奈与悲凉，虽然王彩玲最终对音乐梦想不再执著，但却在梦想的废墟中坚强地伫立，这或许就是影片的主旨，也是《立春》中所凸显的“小人物”的可贵品质。 　　由“筷子兄弟”主演的影片《老男孩》在2010年走进观众的视野，这部影片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现实中的“筷子兄弟”即肖央与王太利一直执著于自己的音乐梦想，但在中国歌坛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二人所执导、出演的影片《老男孩》正是以他们自身的追梦之旅为蓝本进行的创作。

　　在《老男孩》中，主人公肖大宝和王小帅在学生时代曾因对迈克尔?杰克逊的模仿而名噪一时，在学校成为学生们的偶像，身边也追随着包括包小白等人在内的“小弟”，但肖大宝和王小帅的音乐之梦却遭遇了现实无情地打压，20年后的他们在音乐创作方面一事无成，在社会底层经营着小生意，年少时期的音乐梦想与爱情梦想消散殆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儿时的跟班包小白已经成为“快乐男声”的电视制片人，偶然的相遇使肖、王二人重燃了关于音乐的梦想，凭借对迈克尔?杰克逊的模仿进入了“快乐男声”的复赛，这两位“年迈”的歌坛新人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在肖大宝与王小帅几乎实现音乐梦想的时候，包小白出于儿时对肖、王二人的嫉妒与仇恨将他们淘汰出局，他们的追梦之旅再次中断。影片的最后，肖大宝和王小帅依然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但却回味着追梦的苦痛与欢乐。从追梦这一角度而言，影片《老男孩》无疑是一幕悲剧，它展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生存的艰辛与追梦的痛苦，包小白可以重燃二人的音乐梦想，也能够轻易摧毁梦想，梦想之脆弱令人惋惜，但影片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二人对梦想的执著和梦想的破碎，还在于梦想的力量，虽然肖大宝与王小帅最终没能踏上音乐之路，但曾经的追寻与成就却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激情与希望，追梦途中的“痛并快乐”或许就是影片《老男孩》的可贵之处，也是其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

　　四、中国当代电影中“小人物”的人性之丧

　　在中国当代“小人物”电影中，对于人性的探讨从未停止，在生活重压之下人性沦丧的“小人物”带给整个社会以深度的思考，这些影片就像一缕直射社会底层阴暗角落的强光，将社会的阴暗和人性的阴暗展露在银幕之上，令人震颤。上映于2003年的影片《盲井》是一部在中国当代“小人物”影片中难得的佳作，其以朴实的叙事风格对人性阴暗面进行了触目惊心的呈现，曾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和金熊奖提名，此外还获得了包括太旺电影金马奖、法国亚洲电影节的多项大奖及提名。

　　《盲井》中的两位男主人公唐朝阳和宋金明均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生活的拮据和家庭的重担使二人做起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他们诱骗打工者来矿山工作并将其杀害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之中，随后再冒充其家属领取死亡赔偿金。两个丧尽天良的杀人犯在金钱的诱惑下杀死了许多同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打工者，令人倍感悲凉的是唐朝阳和宋金明谋财害命并非为了发财，而是为了供养家庭，贫穷使他们丧失了人性中的纯善。影片《盲井》中的又一主人公是少年元凤鸣，元凤鸣因父亲外出打工长期未归而离家寻父，在寻找失踪父亲的过程中遇到了唐朝阳和宋金明，即杀害其父亲的凶手，年少无知的元凤鸣同父亲一样再次陷入了唐、宋二人的圈套之中，矿井之下的年幼生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影片在这一关键时刻发生了转折，良心尚存的宋金明因不忍杀害未成年的元凤鸣而与唐朝阳在矿井之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反目成仇的搭档在搏杀之中双双死于矿井之下，最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元凤鸣成为唐、宋二人的“亲人”而领取了死亡赔偿金。通观影片内容，题名“盲井”中的“盲”寓意深刻，在不见天日的矿井之下，没有人发现唐、宋二人的杀人勾当，法律和人性的光芒被矿井中的“黑暗”所吞噬，而宋金明在面对元凤鸣时的觉醒又丰富了影片对于“小人物”形象的塑造，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并非天性凶恶、残忍，他们的行径均是为了生存，这一情节设置不仅给予观众心灵的慰藉，更重要的是深化了影片的现实批判性，在无法满足基本生存的底层生活中，人性的沦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无奈的选择，[4]这也成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挥之不去的悲凉。

　　在中国当代“小人物”悲剧影片中，观众能够看到“小人物”生存的艰辛、追梦的痛苦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这些“小人物”或是具有崇高的信仰，凭借“匹夫之勇”成就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英雄史诗”，或是执著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在追梦途中承受着身心苦痛，抑或是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丧失了基本的人性，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和承载的精神并非个例，而是代表着许许多多生活在社会底层，为生计、为梦想、为信仰艰难前行的“小人物”，这种“小人物”的电影题材在近年来不仅受到了观众和文艺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而且被越来越多的导演所钟爱，随着电影大众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小人物”电影的悲剧创作乃至聚焦“小人物”的电影都将获得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