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考古发现的遗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因而给考古工作赋予极其丰富的内涵。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考古发现的遗址，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003年考古发现的遗址：凌源牛河梁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

　　发掘单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朱达

　　简介：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位居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西南隅，牛河梁新石器时代遗址东北距遗址群中心祭祀址第一地点“女神庙”约 4500米，东向分别与第十三地点大型土石建筑址和第十四地点积石冢相呼应，且呈一直线等距分布。发掘在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积石墓地、生活遗迹和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居住址。积石冢墓地是红山文化堆积的主要遗存，已清理的12座墓葬可分为4组并在埋葬时间上有早晚之分。其中，位于遗址中心的晚期积石冢大墓M4，是本次发掘的重大收获。它的营造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土坑墓，也不同于开凿于风化基岩上的土圹墓，而是直接将墓穴辟凿于山体最坚硬的花岗岩的岩脉上。石穴圹南北长390，东西310，深468厘米。石穴南壁陡直下深，北部呈坡状并起有台阶。墓葬以凿出的岩块回填，在接近墓口处用石板砌筑一多角形小石“井”，石板封盖，底平铺石板。穴底置长方形石棺，壁用17层石板平铺叠砌，内壁整齐划一，底铺石板，顶用条状石板封盖。墓中随葬6 件玉器，其中玉人、玉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新发现的器类，玉人高度写实，对研究宗教祭祀活动、人的体态、形体特征等十分重要。玉凤造型简洁生动，线条优美，其枕于头下的出土位置也引人深思。M4是牛河梁遗址群已发现规模最大、营造最费工时的一座墓葬，其规模与围绕四周的墓葬对比悬殊，仅岩石开凿量就多达30 立方米。发掘为综合研究红山文化积石冢群的布局、各冢及冢内墓葬结构、葬俗、玉器组合以至分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

　　2003年考古发现的遗址：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

　　时代：夏代

　　发掘单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王文华

　　简介：

　　2002年3月—去年12月，大师姑夏代城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农村生产基本建设，对郑州西北郊的大师姑遗址进行了连续钻探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40平方米。通过发掘和钻探，确认是一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大型城址。城址由城垣和城壕两部分组成。城垣距现地表深度不一，一般在1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为南墙西段、南墙东段的部分地段、东墙部分地段、西墙北段和北墙西段，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全部集中在城垣和城壕以内，总面积约51万平方米。早商时期大型环壕也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早商环壕位于夯土城垣和护城壕沟之间，和护城壕沟平行分布。其内侧打破叠压城垣外侧的二里头文化层，外侧打破护城壕沟。环壕的形制和二里头文化护城沟不同，断面呈倒喇叭状，沟口宽度在13—15米之间，沟底宽度约 1.5米左右，沟深4—6.8米之间。环壕下层出土标本破碎，初步判断其时代应在二里岗下层一、二期之间，环壕上层出土遗物时代为二里岗上层时期。环壕内二里岗期早商文化遗存丰富，说明早商时期这里仍是一处重要的聚落。

　　大师姑夏代城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二里头文化城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夏代与国与社会结构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城址内部夏、商遗存都十分丰富，对于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年代等一系列我国夏商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2003年考古发现的遗址：眉县西周青铜器窖藏

　　时代：西周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队、眉县文化馆

　　发掘领队：王占奎

　　简介：

　　2003年1月9日，眉县马家镇杨家村五位农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眉县西周青铜器窖藏，随后，省考古部门对该窖藏进行发掘，并对窖藏周围进行了调查、钻探和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除铜器窖藏外，共发掘墓葬16座(其中西周墓葬5座，先周墓葬11座)，车马坑 1座，马坑1座。青铜器窖藏为一长方形竖穴连接一个大致呈圆形的龛。竖穴为南北向，长4.7，东西宽2.5，穴底距地表7米。竖穴自深2.5米。其南部的龛底径为1.6 X1.8米，高1.1米。竖穴与龛的连接处，用夯土密封，27件青铜器放置于龛内，保存状况良好。这批窖藏青铜器是西周最为着名的单氏家族所有，。一个家族27件青铜器出土于一个窖藏，件件都有铭文，是第一次;其中盘铭文多达350多字，字数超过着名的墙盘，是盘铭中最长的一件，也是建国以来出土最长的意见;一个家族史拥有总数4048字的文字记载，是第一家;标准器多，气势宏伟，纹饰好且有底纹，观赏价值很高。最为重要的是铜器铭文提供的材料，盘铭文一一记载的周王十一代十二位王，在以往的青铜器中是绝无仅有的;单氏家族8代与周王十一代十二位王的对应关系，对估定西周积年总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铭文对于认识单氏家族史以及研究周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材料。窖藏外的发掘，为这批铜器提供了背景资料。

　　2003年考古发现的遗址：周原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

　　时代：西周

　　发掘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徐天进

　　简介：

　　发掘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李家村西周原李家西周铸铜作坊遗址出土文物　，东距任家铜器窖藏(以梁其器为代表)、西南距离庄白一号铜器窖藏(以微氏家族铜器为代表)均各数百米，实际发掘面积875平方米，共清理西周时期灰坑120座、房址8座、水井 2眼、灰沟3条、墓葬35座以及车马坑1座。李家铸铜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目前已经辨认出的器类包括鼎、簋、鬲、斝、壶、器盖、銮铃、马镳、马衔、车键、车辖、铜泡、铜扣、钟和工具等，另有部分不见于已知铜器中的器物范。其中部分陶范上有精美的纹饰。长期以来，仅在洛阳地区出土过少量西周早期的陶范，资料较为零碎，周原李家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不仅数量大、器类多，而且在年代上跨越了整个西周时期，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周原是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地区，但以前在这里没有发掘过西周时期的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既有助于研究周原遗址的聚落形态，也有益于对西周铸铜工艺的认识。根据对出土陶范的初步整理，已经大致了解了当时的一些铸造工艺。

　　2003年考古发现的遗址：危山汉代墓葬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无锡市锡山区文管会

　　发掘领队：张敏

　　简介：

　　危山位于章丘市西部，四周是山前平原，孤山独立，危山汉代墓葬发掘共发现汉代陪葬坑三座(其中4号坑遭破坏)，墓葬 30余座，陶窑3座，出土了大批彩绘陶车、马、仪仗俑群等文物。陪葬坑均南北向。其中一号陪葬坑长9.7米，宽1.9米，坑内车马俑摆放反映了王侯贵族出行的场面。共出土陶俑173个，马56匹，4辆陶马车，90余面盾牌。二号坑规模较小，内摆放了11个木质器物箱，箱内遗物大多腐朽，有 4个箱内分别摆放了陶车、马、俑等。二号坑内出土的陶俑多为女俑。从摆放的器物看，二号坑与一号坑所反映的内容不同。陪葬坑内出土的车、马、俑均有彩绘，陶俑的彩绘主要表现了衣冠服饰;车马的彩绘主要表现车马的配饰。对彩绘的保护和研究，为汉代服饰及车马的组装及系驾法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危山车马俑坑中，出土陶车5辆，有双辕车和单辕车两类，车的构件除车轴及伞盖的杠外，均为陶土烧制而成的，一辆车的构件，多的达100余个，为汉代车的研究提供了完好的实物资料。发现的三座陶窑，从其填土及周围堆积情况看，应为主要烧制车、马、俑的陶窑。陶窑出土的车、马、俑的残片与一号陪葬坑内出土的基本一致，说明一号陪葬坑出土的车马俑应该是在当地烧制的。此外在陶窑及其周围发现的大量残破车马俑，以及采集到大量的残破的陶俑和少量马、车的模具，为车、马、俑的制作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标本。对危山顶部的大型墓葬的勘探，基本了解了该墓葬的形状、形制和规模。对危山北坡发现的部分墓葬进行了清理。发现的墓葬多集中在陪葬坑周围。墓葬中除随葬生活用品外，在东器物箱内随葬了大量的兵器，其中一件铜弩机上有错金银花纹，制作考究。从危山陶窑周围出土的陶器及墓葬出土随葬品分析，危山发现的墓葬、陪葬坑及陶窑等大致属西汉早期或中期早段。危山汉代陪葬坑及墓葬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所取得的资料，为汉代济南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2003年考古发现的遗址：临沂洗砚池晋墓

　　时代：西晋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局

　　发掘领队：郑同修

　　简介：

　　2003年5月初，山东省临沂市在市区王羲之故居公园扩建工程施工中，临沂洗砚池晋墓发现两座较大的砖室墓葬。随即，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沂市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进行了抢救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墓葬位于临沂市市区洗砚池街北侧、王羲之故居公园东北部。两座墓葬东西相距30余米，除墓门为石制之外，其余均为砖筑。其中1号墓为双室墓葬，为山东已发掘汉晋大中型砖室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山东已发掘大中型砖室墓葬中惟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出土了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墓葬出土随葬品十分丰富，有铜器、瓷器、陶器、漆器、铁器、金器及其它质料的随葬品250余件(套)。其中瓷器主要为南方风格的青瓷，器形有盘口壶、鸡首壶、罐、钵、水注、烛台等。陶器有盘、釉陶瓶等器类，其中盘多为漆衣陶。铜器有熏炉、鼎、魁、斗、熨斗、灯、碗、弩机、带钩等。金器主要为装饰品，有手镯、钗、簪、铃、串珠、牌饰、指环等。铁器有刀、灯、镜诸类。墓葬随葬漆器数量也很多，但多腐朽严重，可辨器形有奁、壶、耳杯、盘、勺等类。在出土随葬品当中，尤以青瓷胡人骑兽烛台、青铜人物骑兽烛台、凤鸟形铜熏炉等器物造型优美，保存十分完整;铜弩机上刻有“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等30余字铭文;部分漆器的底部有清晰的朱书文字，记载明确的年号，内容有“太康七年”、“太康八年”和“十年”三个年号以及“王女”、“李平”、 “李次”、“官”等文字。2号墓葬为单砖室墓，主墓室前有宽大的甬道，是山东已发掘砖室墓中规模最大的单室墓葬，虽然经过两次盗掘，但墓室结构保存依然完整，残存各类文物20余件。

　　从两座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的器物组合特点和纪年资料初步判断，墓葬的年代应属西晋时期。1号墓完整地反映了当时的葬制葬俗。同一墓葬埋葬3个未成年人，是考古发掘中极为罕见的现象。出土随葬品丰富而精美，为山东晋代墓葬中所仅见。2号墓虽然被盗，但规模更大，墓室结构完整，与1号墓葬相距不远，时代相近。两座墓葬规模较大、构筑方式考究、出土文物丰富精美，墓主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或一定的政治势力，应与当时的名门望族或达官贵族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