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建立时的皇帝是谁

　　晋朝(266年-420年)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那么东晋建立时的皇帝是谁呢?下面是有东晋建立时的皇帝，欢迎参阅。

　　东晋建立时的皇帝

　　晋元帝司马睿(276年-323年)，字景文，东晋的开国皇帝(318年-323年在位)。司马懿的曾孙，琅邪武王司马伷之孙，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晋武帝司马炎从子。司马睿于290年袭封琅邪王，曾经参与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的战役;但是由于作战失利，司马睿便离开洛阳，回到封国。

　　晋怀帝即位后，司马睿被封为安东、都督扬州诸军事。后来在王导的建议之下前往建康，并且极力结交江东大族。311年晋愍帝封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中外军事。晋愍帝被俘后，司马睿在晋朝贵族与江东大族的支持下于317年称晋王，318年即帝位，为晋元帝。323年去世，谥号元皇帝，庙号中宗。“牛继马后”之说称司马睿是牛金之子。

　　晋元帝司马睿移镇建邺

　　司马越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实力开始复元。由于惠帝已被河间王司马伷劫持至关中，司马越无法操纵朝政，遂以西迎天子为借口，联络山东各方镇讨伐长安。临行前，他以司马睿为平东、监徐州诸军事之职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他看守后方。司马睿引王导作司马，凡“军谋密策”皆听由王导规划。永嘉元年(307年)七月，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负责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

　　司马睿的南下出自王导兄弟的精心筹划。晋末政局，纷乱异常。司马越在战胜司马伷夺回惠帝以后更加专权跋扈，陵暴乖戾，特别是后来竟然不计后果地将惠帝鸠杀，另立司马炽为新的傀儡皇帝。这使王导预感到，中原地区将有灾难性的大乱爆发，只有南下或许可以避难。于是，他极力怂恿司马睿出镇建邺，并利用兼参东海王军事的便利条件，游说鼓动取得了东海王妃裴氏的支持，从而促成了此行。

　　当年九月，司马睿到达建邺，立刻遇到了如何争取江南士族支持的问题。西晋灭吴后，江南曾一度是个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晋末动乱，这里虽未象中原那样备罹战祸，但同样也是个多事之邦。江南士族在这块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半年前，他们刚刚消灭了企图割据江东的广陵相陈敏。江南士族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司马睿感到，如果不能充分保障江南士族的利益，他将无法在建邺站住脚根。不过，这时的江南大族也特别需要一个有号召性的、并能尊重他们利益的西晋皇室镇戍江南，以使南方的政局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司马睿不是他们所理想的人物，因为他属于皇室的疏属，素无名望而又无业绩。

　　基于这些原因，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地向他靠拢，表示亲近。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十分忧虑。他和时在建邺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商议，决定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共同排演一场专供南方士人欣赏的节目，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

　　永嘉二年(308年)三月三日，建邺士庶照例在水边举行一年一度的禊祓活动。这一天，在王导的安排之下，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肩舆，由威风凛凛的仪仗簇拥着，出游观禊。王导、王敦以及北来的大族名士都骑马跟在仪仗的后面作为扈从。这个阵势大大出乎南士的预料，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意识到司马睿是南渡的北方士族将来要拥戴的领袖，不能轻视。正在现场的南士领袖纪瞻、顾荣等人急忙在道左进行参拜，表示他们对司马睿的恭敬。

　　观禊之后，王导为司马睿进一步谋划，企图以通过拉拢纪瞻、顾荣等人的手法，实现使整个江南士族集团归附的目的。王导代表司马睿亲自登门拜访顾荣等人。经过这一番往来，顾荣等人认为司马睿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皆应命而至。司马睿把一大批南士委以重任，并让顾荣等人参与有关军府政事的机要活动。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一个以南北士族为核心的江东政权初步形成了。

　　在司马睿建立江东雏型割据政权的过程中，王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司马睿对于王导“尤见委杖，情好日隆”，并把他比作为萧何。王导已成为这一政权的实际领袖，“朝野倾心，号为仲父”。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分别把持了重要职位，到永嘉三年(309年)三月，王敦从青州调任扬州刺史，建邺更成了王氏的天下。而王导为司马睿所制定的“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资治通鉴》卷86)的方针也就成了江东政权的当然国策。

　　晋元帝司马睿称帝天下

　　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带来了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对司马睿的称帝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是要他带兵北伐收复旧都，报仇雪耻。诏书含蓄地表露了愍帝对司马睿坐视危亡不救的怨恚和谴责。对此，司马睿的心情十分矛盾与不安。他哭着拒绝了下属要他上尊号的建议，并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过，在经过一番忸怩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晋王的名号。司马睿按照魏晋丞相称王的惯例，“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晋书·元帝纪》)。从这时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已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将领怀着各样的目的联名上书给司马睿，进行劝进。司马睿拒而不受，一则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条件对他有很大的压力。恰巧这时，祖逖在收复大片北方领土之后，又在谯县(今安徽毫县)打败石勒大军。司马睿借势传檄天下，声称要派遣其子司马裒统率三万大军、水路四道，增援祖逖。然而队伍尚未出发，司马裒旋即被召回建康。再一次表明司马睿的所谓北伐仍是在故作姿态。

　　这年底，刘聪将备受羞辱的晋愍帝杀死。愍帝之死，使司马睿的称帝不再存有任何障碍。司马睿一面斩缞居庐，表示对愍帝的哀悼，一面积极筹划即位前的事宜。这时，南渡的北方大族周嵩上疏，劝说司马睿不要忙于称帝。他认为，司马睿当务之急是出师北伐，“雪社稷大耻”。实际上，他是在要求司马睿履行愍帝诏书的附加条件。上疏后，周嵩很快遭到报复，先是被贬出朝廷改任新安太守，后又以“大不敬”之罪几乎被杀。

　　太兴元年(318年)三月丙辰日，司马睿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东晋王朝正式建立。在登基的典礼中，司马睿突然给王导出了一道难题，要他与自己一起共坐御床。这一提议实在出人意外，它使王导一时非常尴尬。

　　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一方面它反映了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的实际情况。江南小朝廷自出现之始就形成了司马睿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格局。司马睿称晋王，王导以扬州刺史兼为骠骑、领中书监、录尚书事诸职居中执领朝政;王敦以江州刺史兼为大、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等职在外独擅军权。作为皇朝帝室的司马氏不但不能驾驭臣姓，反而要受琅邪王氏一家的操纵。时谚“王与马共天下”即是对这一政局的恰当概括。另一方面，它也是司马睿对这种非正常君臣关系不满的流露。在司马睿与王氏兄弟合作的前期，两个家族的矛盾并不突出。如果没有琅邪王氏的扶植，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的司马睿毫无存在价值。所以在这一时期，王导、王敦同司马睿是一致多于分歧。司马睿既肯于对他们言听计从，王导、王敦也对司马睿是“同心翼戴”的。但随着司马睿地位的巩固和建康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司马睿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史称他推崇“申韩”之说，并把一部《韩非子》送给太子司马绍，希望儿子能懂得自己的用心。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说新语·考异》)，显然是在和王导制定的“以清静为政”的国策唱反调。同时，他重用刁协、刘隗等人，力图排抑、削弱王氏的势力。在司马睿称帝之时，他同王氏兄弟虽未爆发直接的冲突，但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表面上示以尊崇，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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