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东汉，又称后汉，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朝代，与西汉合称汉朝。本文是东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东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新朝末年王莽改革失败，并引发内乱，其时身为汉朝宗室的光武帝刘秀乘势而起，在绿林军的协助下推翻新朝，即位改国号汉，史称东汉。当时光武帝亦从前朝西边的长安改为建都东边的洛阳，因洛阳为其军事根据地，而长安亦逢多次战乱而日残。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史称光武中兴。汉光武帝死后，明帝即位，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明帝及其子章帝在位期间，为东汉的黄金时代，史称明章之治。
外戚政治的勃兴(88年-159年)
汉章帝是一个贤明的皇帝，但他却开东汉大力任用外戚之先河。在他死后，刚登基的汉和帝刘肇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由他的养母窦太后执政。窦太后仰仗他的兄长窦宪，窦氏戚族开始掌权。尽管汉和帝后来联合宦官力量消灭了窦氏，但是东汉政治的格局已经无法扭转。
和帝去世后，汉殇帝刘隆年龄更小，只是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孩子。政权当然又到了外戚的手中。这一次由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握实际权力。汉殇帝只当了不到1年的皇帝就去世。由他的堂兄刘祜即位，也就是汉安帝。汉安帝本身就是由邓氏戚族拥立的，所以自然也成了傀儡。邓太后死后，安帝才亲政，他消灭了邓氏。然而他却未能阻止其他外戚集团掌握权力，东汉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刘懿在阎氏戚族的支持下登基，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但是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政。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仅仅因为一句怨言就被他毒死，汉桓帝即位。
政治局面的恶化(159年-189年)
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问题是，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宦官当然不愿意放弃权力，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政府。汉灵帝比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指着两个恶名昭著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汉灵帝把朝政全交给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184年，黄巾之乱爆发，东汉政府陷入混乱。党锢终于被解除，但已经太迟了。
名存实亡的政府(189年-220年)
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掌控政府，他打算铲除宦官势力。但是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反对。此时，士大夫领袖袁绍提出建议，让董卓进京，逼迫太后答应。何进同意了他的建议，一场铲除宦官的计划开始了。
然而，事情不幸泄漏。宦官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他们先下手为强，杀掉了何进。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赶到，他自杀身亡。可此时董卓的势力已经到达京城，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他首先废掉了汉少帝，立他的弟弟刘协为帝，即汉献帝。190年，他又把汉少帝和何太后一起杀掉。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引起了地方势力的不满。他们推举袁绍为代表，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虽然这次战争虎头蛇尾，未能达到目的，但仍使董卓感到不安。他挟持皇帝迁都到长安，并且焚烧了洛阳，经营多年的洛阳城毁于一旦。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杀掉董卓，下令大赦。中央政府的权威一度恢复。然而不久之后，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中央政府再度陷入混乱。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刘协和群臣逃出长安，回到洛阳。但洛阳已是一片废墟，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
这个时候，曹操采纳了谋士的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他率军队迎接汉献帝，将他移到自己的地盘许昌。曹操成为中央政府的实际首脑，汉献帝只是一个傀儡。曹操后来受九锡，封为魏王，他只是未取帝位而已。地方上也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继承他魏王的爵位后，逼迫汉献帝禅让。东汉王朝灭亡，计12帝，195年。
东汉和对外关系
与南匈奴的关系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贵族之间爆发了争立单于的斗争，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单于则遣侍子入朝，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与北匈奴的关系
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 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以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
与乌桓的关系
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刘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余人为侯王君长，使其居住于幽、并二州缘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特点，让他们助守边防。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边，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直到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仍名闻天下。
与鲜卑的关系
南匈奴和乌桓相继归附东汉后，鲜卑各部也遣使通好。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鲜卑接受了东汉中央的封号，也受护乌桓校尉监护。东汉还收买鲜卑部落大人，使之专门对付北匈奴。
东汉中期，北匈奴残部西迁，鲜卑族乘机占领了匈奴故地，与散居在原地的十余万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势力迅速强盛起来。从此以后，鲜卑族摆脱了对东汉王朝的依附，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
与羌族的关系
东汉初，刘秀在削平陇西割据势力后，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陆续迁羌族于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公元58年，窦固等攻破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烧当诸部后，又把他们迁徙至关中一带。为了隔断徙居内地的羌族诸部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从汉安帝时起，羌族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斗争和各地的农民起义相呼应，给予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由于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
与蛮族的关系
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中，大量汉人流入湖南地区，与蛮族人民错居杂处。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重新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也与蛮族人民发生了冲突。公元47年(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首先起来反抗，攻击当地郡县。刘秀派万余军队前往镇压，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仍然不能获胜。第三年又派伏波马援带领四万多人前往镇压。汉军死耗大半，马援也因疫疾死亡。最后，起义者才被镇压下去。东汉中叶后，由于加重了对蛮族的控制和搜刮，结果引起了各地蛮族大起义。蛮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
与朝鲜、日本的关系
在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三韩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他们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在日本岛上居住着倭人，东汉时倭人分为一百多个小国。早在西汉时，倭人就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有了交往。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刘秀遂以“汉委奴国王”金印相赠。这颗金印已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崎村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与越南的交往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后来苏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交趾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响应，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马援镇压。东汉在镇压二征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与中亚、欧洲国家的联系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欧洲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公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甘英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东汉要与欧洲建立关系的愿望。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商人来到中国，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 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公元94年(永元六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公元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公元120年(永宁元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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