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那这次改革为何会取得成功?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欢迎大家阅读。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顺应理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办法。三.敢于同旧势力斗争。四.取信于民，得到百姓信任。五.国君的支持。
但仔细想想又不对。以上特点不只是商鞅变法才具备的，其他的变法也完全具备。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秦国旧有勋贵势力最弱。
在“战国七雄”中，秦的立国时间最晚。秦正式立国以前，秦的领地被称为“西戎之地”，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秦立国以后秦国也一直是“夷狄杂居”的状态。在商鞅变法以前秦是最贫弱的国家。因此，在秦国，旧有的勋贵势力是最弱的，变法的阻力最小。
二、君王支持力度大。
商鞅变法时得到了国君的全力支持，甚至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就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
三、变法施行时间。
商鞅自公元前356年开始变法，至公元前338年商鞅被秦惠王“车裂”于彤，灭商君之族，商鞅变法一共已经实施了十八年。
十八年啊，就是现生个孩子也已经成年了，在古代更可能已经作父亲了。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足够在新法中受益的新兴利益阶层走上朝堂并站稳脚跟，至少也能获得与旧有利益阶层对抗的实力以保证新法不被废除。而且随着新法的继续实施新兴的利益阶层会越来越强大，旧有利益阶层则会日益衰弱，最终被新兴利益阶层取代。
当然，以上三点只是辅助原因。个人以为，以下两点才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四、政府公信力的确立。
对一个政府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政治危机”，不是“经济危机”，更加不是“军事危机”。能够从根本上毁灭一个政府的是“信任危机”。
商鞅“城门立木”的故事基本上大家都耳熟能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商鞅确立了自己所代表的变法派政府的公信力，使“商君变法，说一不二”的观点深入人心。而之后的“太子犯错，刑太子之师”更是震慑了所有官吏使之不敢不严格执行新法，才使得变法得以顺利实施。
而其他三个呢?
“张居正改革”本人不是很清楚，就不说了。
“王莽改制”几乎成了“朝令夕改”的代名词。
至于“王安石变法”就更不用说了，连王安石自己都在为了打击政敌而“变相执行”。
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最有名的政治现象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变法者自身都不能做到毫无偏差的严格执行，那么当变法的政令最终执行到百姓身上的时候，只怕是这份政令已经被“对策”的面目全非了。
而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变法者和变法者自己所代表的变法派政府没有能够在广大民众中确立起自己政府的政府公信力的话，那么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分辨这些法令到底是变法者的意思还是官员的“对策”。民众只会把这些被“对策”以后的法令当作是变法派的法令。
这种情况最终将导致变法者成为众矢之的。
五、旧有利益阶层的分化和新兴利益阶层的确立。
个人以为，这才是“商鞅变法”没有“人死政废”的最最重要的根本原因。
由于教科书和学者的粗疏，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商鞅变法是分为两个先后相继的重要时段的。
商鞅变法，先后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奖励耕战。这一阶段一直执行了十年。这个阶段的主要作用，是积累了变法经验、培养了社会阶层、扶植了改革力量。这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十年后，在第一次改革的基础上，商鞅推动秦王迁都咸阳，推行第二次改革。第二次改革则极其有深度：破除井田制、实行军功爵。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等第二次改革基本完成后，虽然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杀，但是那些老派人物也不可能复辟了：因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基本消失，复辟就要得罪强大的社会新兴阶层，最终也会付出和商鞅一样沉重的代价。为了国家的稳定，杀死商鞅的秦惠王，拒绝了旧派人物疯狂反扑的意见，继续执行商鞅之法。
商鞅的历史评价
负面评价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正面评价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与上面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相比，是将李德裕换成王猛)。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商鞅变法的评价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进步之处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局限之处
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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