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银行的学术争议

关于土地银行的学术争议

学术界关于土地银行最大的争议是其与党派政治的关系，这实际也牵涉到土地银行的性质和动机问题。

到目前为止，对土地银行的性质或者说为什么在17 世纪90 年代会出现创立土地银行的建议和实践，存在着四种解释模式：

一是党派斗争模式，认为建立土地银行的倡议完全是托利党针对辉格党建立的英格兰银行的政治斗争。在汉诺威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叙事中，土地银行就被紧紧地与党派政治联系在一起。从18 世纪30 年代开始，辉格党人在各种报纸和小册子中严厉谴责土地银行是“光荣革命敌人”的构想，谴责这些提出构想的人愚昧地宣称英格兰银行“仅对少数商人有利”，其目的是毁灭“古老的乡绅”，因此辉格党人认为，土地银行是一场政治骗局，“这个计划是如此之坏”，其“规划者”的“信用和权威是如此低下”，以致规划“完全失败”，给英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这种辉格党的叙事模式影响一直至今。史家史蒂夫·平克斯和爱丽丝·沃尔弗拉姆认为，围绕土地银行的创立和谁投资了全国土地银行的讨论，揭示了土地银行的捍卫者和英格兰银行的倡导者及投资者之间深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分歧，揭示了光荣革命浪潮中的政党政治偏好，围绕土地银行和英格兰银行这两个“竞争性的银行计划”展开的痛苦的党派政治斗争“已经成为重新定义党派政治的关键时刻”。保罗·斯莱克同样认为，在1694—1695年，英格兰银行的拥护者和土地银行的拥护者之间的小册子大战，使得辉格党和托利党势不两立，加剧了贸易和土地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双方都同样假托国家利益。

二是宪政促进公共信用模式。道格拉斯·C. 诺斯和巴里·R. 温格斯特认为，光荣革命后的宪政安排为公共信用提供了保障，因为这一安排限制了君主的专断权力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国家权力向议会的转移让投资者相信他们的资本是安全的，国家债务及利息偿还和支付是得到了保证的，由英格兰银行处理大部分政府债务意味着银行成为政府承诺的监管者和执行者。但正如安妮·墨菲所批评的那样，议会虽然获得了国家的财政大权，但议会还没有学会负起责任或做到自律，也没有管理大规模财政的经验，结果是错漏百出，先是不愿意在短时间增加新税，不得不在战争初期靠大量的短期借贷来维持，导致这笔没有还清，那笔又到期;引入长期债券后，执行方案所费不赀，复杂且难以管理;同时，当时的规划家和政治算术家用过于乐观的估算误导议会接受他们的建议。土地银行方案之所以能够在议会闯关成功，是由于当时战争急需金钱的情况下，议员们只看到了方案中提到贷给政府的256.4 万镑，却根本没有考虑方案是否可行。

三是外部强加模式。一些学者认为金融革命是荷兰因素强加给英国的结果，大多数英国人缺乏创立英格兰银行和土地银行这种经济革新背后的理念。邀请威廉来国的那些人并没有完全预料到也并不完全愿意看到光荣革命的这一真正革命性后果，英国人认为威廉来英国当国王，把英国拖入了与法国的多年战争，为解决战争费用，不得不引入长期国债，所以是金融革命是外来因素导致的。他们使用隐喻和转义等修辞手法来反对现代金融制度，波考克就曾指出，金融革命的捍卫者和批评者不管有多大的分歧，“所有英国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经济分析家接受了土地、贸易和信用的相互依赖”，辉格党和托利党“共享的不仅是同样的经济事实，而且是同样的深层价值体系，其中市民美德和道德个性的唯一物质基础被认为是(财产)自主和不动产”，英国所有的社会群体还共享着同样的经济假设：财产是有限的，且由土地地产界定，贸易仅仅是土地上产品的交换，因此，地产是政治权力的基础。这种修辞的背后含义是，土地才是英国本身财富和权力的基础，金融是外来影响的产物。

四是非政治解释模式，认为土地银行是为了解决光荣革命后严重的战争金融危机而提出的，金融革命是长期以来私人活动的产物，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金融史家安妮·墨菲就认为创立土地银行和政党政治没有多少关系，土地银行“获得了跨越政治光谱的支持”。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是党派政治形成的关键时期，土地银行的倡议和成立虽然被裹挟进两党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党派之争的影响，但把土地银行的性质完全放在党派之争的解释框架内是不恰当的，诸多史家也反对这种把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都党派政治化的解释模式，如布鲁斯·卡鲁瑟斯就认为“辉格ˉ托利分裂的核心在于对教会、宽容和非国教问题上的争论，这些争议与经济无关”。威廉·罗伯特·斯科特也指出，所有对休·张伯伦土地银行方案的关注都放在了土地利益集团和金钱利益集团的争斗上，而忽略了方案的根本缺陷。丹尼斯·鲁比尼指出：“全国土地银行完全不像毕晓普·伯内特、麦考利和W. A. 肖这类优秀的辉格史学家相信的那样，是托利党推翻政府阴谋的一部分。土地银行是议会中大多数倾向于战争的议员的提议，得到了勇士王威廉三世的批准，甚至使用传统辉格ˉ托利术语都让人质疑其明智性。”因此，把土地银行与党派政治联系起来的看法确实值得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