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土地银行的动机剖析

成立土地银行的动机剖析

拨开土地银行争议中的话语策略和作为借口的国家利益叙事模式，去考察成立土地银行的性质和动机，我们就会发现，土地银行其实与党争关系不大。

首先，要理解当时人为什么会急切地创建银行。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实际原因在于英国货币短缺严重。在更早的时候就不断有人倡议建立银行拓展纸币信用，扩大货币流通量，这是建立土地银行的主要诉求。

通过建立土地银行发行信用货币来矫正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弊端，解决英国经济发展中货币短缺的现实问题，这种思想和建议在近代早期的英国逐渐发展，17世纪90年代到达高潮，并付诸实践。虽然实践没有成功，建立土地银行的思想在18 世纪仍不断产生回响。

当时人看到了日常生活和交易中货币短缺的现状，并认为这种短缺推动了对货币的需求，约翰·阿斯吉尔指出，“过去王国内依赖硬币支付的交易额现在远远超过王国内所有货币的总量。”面对货币短缺的现状，发展信用货币就成为一种选择。当时英国民间已经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私人信用网络，但由于当时的信用工具如票据、债券、抵押等不能流通和转让，并不能完全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如何借鉴欧洲大陆银行业的经验，在英国创立一家充足信用保障的银行成为英国人需要考虑的问题。1650年，威廉·波特建议由少数知名的和具有足够信用的大商人联合创造一种新的信用货币或者设立土地银行，因为通过抵押土地，土地银行能够创造一种信用货币，具有“像金银一样的真正内在价值”，可以用于全国范围内的交易。从17世纪50年代威廉·波特开启土地银行方案的讨论之后，通过土地银行创立流通信用货币的讨论从未消失过。商人弗朗西斯·克雷多克在1661年认为土地是最理想的担保，是“一种确定无疑的担保和抵押”。爱德华·福德爵士在伦敦大瘟疫和伦敦大火之后倡议创立不同类型的信用货币，以供不同类型的对应人群使用，首先就是创立土地银行，因为“很明显，土地担保是所有担保中最安全和最令人满意的……没有作假的危险”。

史家J. K. 霍斯菲尔德指出，大多数关于休·张伯伦土地银行的争议点是他坚持“信用票据”必须是法定货币。张伯伦之所以坚持土地银行争取由议会批准成为“新的货币”，使其“绝不比货币差”，针对的就是当时社会面临的货币短缺问题。休·张伯伦在1695年出版的土地银行建议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货币的大匮乏，收到劣币的危险，再加上几尼兑换率的不确定，使得人们更愿意以银行票据或金匠钞票而不是以货币硬币来接收债务，通过这些手段，信用得以牢固确立，可以很容易就投入使用。”他列举了设立土地银行的诸多好处，并对各种反对意见进行了驳斥。约翰·阿斯吉尔在提出设立土地银行的建议时，也是开门见山提出，“看来必须创立另一种不同于金银的货币”，因为现有货币满足不了交易的需求。他还认为货币本质上就是一种记账单位，“货币的唯一用处是用来给其他东西记账，它是依人为规则找出来的一种贸易工具”，“货币没有其他价值，只是数字或账目，以此人们互相记账。但是因为货币现在成为一种共同的抵押品，它必须由本身有其他用途的实际价值的某种东西构成，借此无论谁拥有这些支付标记，都可以用它们购买任何商品”。这些分析深化了当时人对货币的认识，为创立土地银行提供了思想基础。

其次，成立土地银行的倡议有一个漫长的思想谱系，早在17世纪50年代威廉·波特就开始倡议建立土地银行，在这个时间点，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党派历史还没有拉开帷幕。

威廉·波特在17 世纪50 年代认为，货币只是一种“代价券或票券”，金银已经证明有能力扮演好这一角色，信用货币也能够扮演同样的角色，关键在于信用货币要有坚实的抵押保证，使得信用货币“在所有方面与货币一样好”，这样，信用就能够向社会打开“富裕仓库”的大门，也使得信用成为“富裕的真正种子”，因此货币之外，除了信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赖以经常方便地出售他们(指商人，笔者注)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既然情形如此，既能接纳又能倍增这块土地上衰败的贸易的唯一合理手段便是增加商人间坚挺的已知信用”。威廉·波特的作品被金融史家安托万·墨菲评价为“在英国引进土地银行的首次严肃尝试”。休·张伯伦的父亲彼得·张伯伦早在1649年就建议成立一家公共银行来促进贸易发展，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吸引外来投资。虽然彼得·张伯伦未具体明言这一公共银行是土地银行，但他认为“这将是欧洲基础最牢固并能看得见的一家银行”，据此将其视为以土地为抵押或保障的银行也是合理的。因为在当时人思想中，只有土地是最安全和最牢固的财产。

从波特开始，许多经济思想者提倡设立土地银行或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来拓展信用货币，除了威廉·波特，还有切尼·卡尔佩珀爵士(Sir Cheney Culpeper)、休·张伯伦博士、约翰·布里斯科、约翰·阿斯吉尔、尼古拉斯·巴本、约翰·劳等人。到18 世纪初，詹姆斯·阿穆尔(James Armour)曾向苏格兰议会、约翰·劳(John Law)曾向英国当局推销自己的土地银行方案，张伯伦也在坚持不懈地向苏格兰议会和安妮女王推销自己重新设计的土地银行方案，安妮女王甚至给苏格兰议会写信，推荐张伯伦的新方案，苏格兰议会一并讨论了张伯伦和约翰·劳的土地银行方案，最后的结论是：“经过论证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由议会法案强力推行纸币信用不适合本国。”一直到18 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有人主张通过建立公共土地银行来管理信用货币的发行。

最后，当时最积极倡导成立土地银行的著名人士基本上都没有拥有土地或从事与土地相关的职业的背景，而且支持土地银行创建并发展的人并不全是土地拥有者。

在土地银行的积极倡导和实践者中，休·张伯伦博士曾是国王查理二世的随身医生;约翰·布里斯科可能是一位冒险商人;尼古拉斯·巴本虽然曾在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从事过房地产建筑，但与真正靠乡村土地生活的乡绅有很大不同，此外，他还是伦敦首家火险公司创始人;约翰·阿斯吉尔虽然兴趣广泛，比如曾任孤儿基金受托人，但与乡村土地利益也没有关系。在创立全国土地银行的9 位主要领导人中，只有约瑟夫·赫恩爵士和托马斯·梅尔斯爵士两位可算作温和的托利党人，也没有证据表明托利党控制了土地银行。

至于土地银行的认购者中拥有土地的乡绅数远高于英格兰银行，则是和土地银行以土地为抵押发行信用货币的制度设计有关，而不是伦敦城的商人和金融家不喜欢投资土地银行。相反，土地银行是当时金融资本市场初兴阶段试图抓住经济繁荣机会赚钱的一次尝试。借助议会批准和承诺借款给国家来获取议会的批准，只是当时情势下银行的一种最优投资选择和策略，与英格兰银行并无二致，因为国债在当时是回报率高且安全的投资项目。围绕土地银行的舆论大战更多地诉诸党派之争话语体系，实际上只是为了掩盖背后的利益之争，是为了分得金融大蛋糕的利益之争。

土地银行创建失败，给当时的金融市场造成了直接冲击。威廉·罗伯特·斯科特指出，土地银行筹款的失败让随后几年的英国金融界大惑不解，后果是让人们对所有的土地银行倡议产生了不信任。土地银行虽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未能一举成功，但土地银行的创新构想突破了只有依靠金银储备或背书才能创立银行的传统思想，为英属北美殖民地土地银行创建提供了灵感和经验，这一尝试也成为英国金融思想和金融市场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