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件禁止出国文物(5)

　　原置于陵墓前方的主像“马踏匈奴”，高168厘米、长190厘米，以一匹刚武雄健、气势轩昂、庄重有力、威风凛凛的战马将一龇牙咧嘴、仍手持弓箭垂死挣扎的匈奴踏于腹下为题，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霍去病战功的赞扬，象征着正义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雕刻手法朴实浑厚，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大胆的想象力。揭示出为霍去病建冢刻石的主题，寓意极为深刻。

　　卧牛长260厘米，宽160厘米，成功地表现了牛的温良驯服，粗壮有力的特点。神情安祥宁静，显示出坚韧耐劳、质朴敦厚的性格，圆睁的眼睛，肥大的喘息的鼻和宽厚的嘴，使牛的形象更为真实而生动。西汉时牛仅在军事意义上次于马，而在生产、运输、交通等方面都已普遍使用。由于牛力大于人力，牛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弥补了战时劳动力不足。反击匈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多少精壮男子奔驰沙场，同时国内还有兴修水利、宫殿、陵墓、苑囿等役事，农田耕作人力匮乏不言而喻，是牛，填补其间，发挥着重大作用。《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西征大宛出敦煌时人6万，牛就10万，说明战时马匹不足也以牛代之，牛在军事上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牛的辛勤劳作，是汉王朝迅速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反击匈奴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茂陵石雕不可能没有劳苦功高的老黄牛。

　　41、河姆渡出土陶灶，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河姆渡遗址T243出土。夹砂灰陶，通长55厘米、通高25厘米。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42、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代陕西西安大秦寺遗物。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由唐建中二年(781年)僧景净撰，吕秀岩书并题额。高279厘米，宽99厘米。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43、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唐代窑藏出土。此壶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式水壶造型，通高18.5厘米、口径2.2厘米、足8.8×7.1厘米。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镀连结着壶盖与提梁，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周身看不到焊缝。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壶身中央，壶腹两侧面用模具冲压舞马图，突出于壶面的、金色的、奇异的马。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蹦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据考证，这是一匹正在舞蹈的马。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44、兽首玛瑙杯，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又称镶金兽首玛瑙杯，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首圆瞪着大眼，目视前方，似乎在寻找和窥探着什么，兽首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似牛，所以不能认为造型完全出自写实的手法，但看上去安详典雅，并无造作感。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帽，能够卸下，内部有流，突出了兽首的色彩和造型美。此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晶莹瑰丽。整个杯的造型与动态，描述了全神贯注、飞驰疾奔的猛兽向前突冲的一瞬间，曲尽其妙，令人心动。而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它金光闪闪，克服了兽嘴处材质色泽太深的不足，使兽首的造型之美更为突出。这件国之重宝，象征着财富和权力，是一件高贵的艺术品，同时它也很可能是中西亚某国进奉唐朝的国礼，意义非同一般，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一件重要文物。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45、景云铜钟，唐代，陕西省西安景云观遗物。陕西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雕铸着飞天、龙、狮、独角兽、蔓草和云朵的大铜钟——极为珍贵的唐“景云钟”。它是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铸造的，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距今已有1300年，但敲起来，声音仍清脆宏亮，音韵优雅浑厚，听了使人心旷神怡。现在人们在除夕之夜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年钟声”，就是景云钟的录音。

　　46、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锡杖由唐懿宗供养，长196厘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杖身4轮套12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钴杵及智慧珠。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态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

　　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弘悫”。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锡杖经》云，佛告诸比丘：“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神秘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47、八重宝函，唐代，1987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法门寺地宫出土。八重宝函的最外一重，是一个三十厘米立方的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由于是檀香木所造，难抵年月侵蚀，发现时已朽腐残破，仅余下的盒壁四周，有释迦牟尼说法图、阿弥陀佛净土图及礼佛图等描金加彩浮雕。第七重宝函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第六重宝函为素面盝顶银宝函，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宝函通体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第五重名为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第四重宝函则为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外型均与第七重宝函相近。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两个宝函的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第三重宝函为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第二重宝函是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两函外形近似，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不同之处，是前者以金铸成，后者则以武夫石磨制而成。

　　第一重宝函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塔顶为宝珠型，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四面开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塔座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八重宝函精雕细琢，美不胜收，但它的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48、铜浮屠，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该鎏金浮屠原置于地宫前室的阿育王塔内，通高53.5厘米，底座长宽各28厘米，二层长宽各24厘米，三层长宽各19厘米，房檐长宽各23.51厘米，重7.4千克。为模铸成型，精致玲珑，四角正方形亭单层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有弧形踏步。塔身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额以上铺作和人字形斗拱，门两侧各开一处直棂窗。顶为单檐四角攒尖形，铸有瓦垅，檐角略翘。再上为印度式的、高耸的塔刹，由刹座、刹身、刹顶和刹杆组成，刹底为须弥座，往上为依次渐小的六个相轮，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写实，是我国古代高超手工技艺的绝妙佳品。

　　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的棺盖内。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49、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属战国时期，1974年河北平山县出土。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四条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50、中山王铁足铜鼎，属战国时期，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鼎为子口内敛，上有云形钮圜顶盖，两侧有一对附耳，腹部稍鼓，中部有凸弦纹一道，平底，下为蹄形铁足，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国内十分罕见。鼎壁与盖部云钮以下、足部以上，刻铭文77行，每行6字(盖上二字，腹部凸弦纹以上三字，以下一字)，唯末行1字，共469字，是已发现刻铭战国铜器中字数最多的。内容记述了该鼎为王十四年所制，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等。内容可补史籍之不足，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铭文构字秀丽、刀法娴熟，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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