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
现在北京故宫余存文物,与台北故宫藏品简直不能相比,可以说包括北京故宫藏品在内的中国好东西,都让蒋介石运到台湾去了。下面学习啦小编整理了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哪些文物被带到台湾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故宫文物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流失。最初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进驻紫禁城，这是最早的一次文物流失。接着是溥仪时期，为了摆谱的赏赐，以及有预谋的以赏赐为名的偷盗，溥仪前后使一千多幅当时紫禁城内最珍贵的书画流出，后来这些书画大部分被收回故宫，一部分留在辽宁博物馆等地方博物馆，还有一些流入民间或流出海外。同时溥仪时期故宫中发生了很多太监偷盗文物的事件，导致大量文物流失民间，后来故宫整修时还在多处地点发现了当时未来得及夹带出宫的珍贵字画。后来故宫中富藏宝物的建福宫发生大火，大量珍贵文物付之一炬，据传就是当时的太监为掩盖罪行所为。这些文物最终都没有南迁。
1933年局势恶化后，故宫和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将一些文物装箱进行南迁，共19,557箱，其中包括故宫文物13,491箱，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国子监11箱。这里的古物陈列所就是早于故宫博物院11年，在前廷文华殿武英殿成立的一所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的机构，由当时的政府管理，后在1948年与故宫博物院合并。这批文物只是当时故宫藏品的一部分，北平故宫本院所留文物依旧相当多，也有不少珍品，沦陷期间还在继续清点未曾登记的文物，并征集了一批珍贵文物。这批南迁文物分北、中、南三路迁移到西南大后方，途中未有一件文物损坏遗失。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局势剧变，两党关系恶化，西迁文物在1947年全部运回南京，1948年底，国民党着手将当时南京收藏的文物装箱运走。南京政府曾下令马衡院长选择留平文物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马院长虽将珍品编目造册报南京，但以各种理由推延装箱，后来一箱也未运走。由于情势急转直下，当时的南京文物最终只有三批被运走，第三次拟搬运1700箱，由于运输舰舱位余地有限，加之仅有24小时装船时间，结果只运出972箱，另728箱也留在了内地。三次运出文物共5,522箱，其中包括故宫文物2,972箱，占故宫南迁文物的22%左右。同时河南博物馆战时存放于重庆的38箱文物也被空运至台湾，连同日军战败后归还的105箱文物中的51箱，都被划归后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
当时留存在故宫的有明清档案800万件，善本特藏50多万册，器物书画100万件，总计达960万件。1980年明清档案划出，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将包括部分宋元版书在内的14万册宫廷藏书拨交国家图书馆及一些省市和大学图书馆。截至2010年，故宫共有藏品1807558余万件，其中1949年后征集24万多件，80%以上仍为清宫旧藏。这是数字是郑欣淼先生在担任院长期间耗费大量精力完成的统计结果，目前仍在变动之中。
而最后收藏在台北“故宫”的这批文物，约60万件，其中清宫档案文献38万件册，善本书籍21万册，器物书画5万余件;加上抵台后征集的文物，总计69万余件。善本书籍中包括整个《清史稿》，文渊阁版的《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原本印制七套，现存世三套半，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中的那部《四库全书》是文津阁版。国民党还专门挑选带走了《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等近代史上著名不平等条约的正本，他们认为这些非常重要，代表了“继承大统”。
台北“故宫”现藏绘画6,529件，书法5,030件，据介绍其中一半为优等和次等，元以前绘画574件(不包括南薰殿宋以前帝后像)，元以前书法155件(具体数据可能有所变动)。绘画主要集中在宋代的山水画，包括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和李唐《万壑松风图》。书法名品包括唐人摹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自叙帖》，颜真卿《祭侄文稿》，米芾《蜀素帖》等。台北人物画和宋代之前的唐五代绘画则较为匮乏，不及故宫。另外台北有旧藏于故宫南熏殿历朝帝王像159幅、皇后像59幅和先圣名臣像202幅，但其中不包括清代帝后像，因为民国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来台北故宫办雍正展览，雍正像是从故宫借过去的。
台北故宫有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代官窑瓷器收藏均优势，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大多数都藏在台北故宫。还有著名的汝窑瓷器，台北“故宫”收藏有超过二十件，其中的无纹水仙盆是唯一无裂纹纹饰的孤品。但是这些收藏不成体系，缺乏宋代之前的各类陶瓷以及元、清两代的其他陶瓷品种。
台北有铜器5,615件，先秦有铭文的约500件，以传世品为主，藏品的总量和精品数量都较少，但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比较有名气。
台北有玉器13,476件，多是小件，比较有名的是翠玉白菜和肉形石。
漆器、珐琅、玻璃、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刻，以及笔墨纸砚等“杂项”，台北故宫总计7605件(数据可能有变动)，漆器总体上台北故宫精品较少，金属珐琅器，两岸所藏特点相近，如意、文玩等其工艺水平明显逊于故宫藏品。
另外，盆景、匏器、宗教类文物、代表皇权的典制文物和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台北基本上没有见到此类收藏。
台湾文物的保存状况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早期，由于没有计划，前途未卜，文物没有专门的固定存放地点，条件简陋。有一部分四库全书由于库房渗水而被损坏。直到1965年现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展馆建成，这批文物才有了一个完善的现代化保管场所。具体的保管情况作为非内部人士，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作为专门建设的现代展馆，其保管条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题外话，不过个人觉得台北“故宫”外观着实太丑，甚至不如北京西站)
今天的故宫的经常被人误解，其中极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作为文保单位，北京故宫的古建筑没有条件为文物保存和展览提供足够的保障，所以现在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始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北院区，以期为180万件文物提供更好的保管展览条件。
但是个人认为，故宫文物的价值，有很大一方面就来自于它们与故宫这座城的渊源，所以能继续留存在这座城里，延续他们之间的缘分，才是对其价值的最大成全。所以我相当赞同现任院长单霁翔先生在台北“故宫”的一次与当地同行的交流发言中说到的，“文物只有存放在他们原本归属的地方，才是最有尊严的。”
台湾与大陆文化交流的状况
两岸恢复交流后，两座博物院的联系就没有中断过，专业人员一直是有交流的，但都是私人非正式的，在领导、高管级别没有交流，因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是部级内阁成员，没法来大陆，马政府上台后，放宽了政策，2009年两岸故宫隔绝了60年之后，又重新走到一起，有了官方交流，北京的展览可以过去，双方可以有视频、各种层级的学术研讨会。两岸学者经常互访，因为台北的器物非常零散，大多不成体系，研究起来困难多多，所以他们也愿意进行学术交流。也有过共同办展的经历，包括上文提到的雍正大展，以及富春山居图的合璧。但是只有故宫的文物借到台北去展览，从没有台北文物借到北京来展览， 这里的原因两个：一个是所谓“名称展示”，台北叫“国立故宫博物院”，而大陆当然不承认它是国，希望能把“国”拿掉，一方叫“北京故宫”，一方叫“台北故宫”，但是台北方面没有答应，双方开学术研讨会，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就叫“两岸故宫”学术研讨会;另一个原因是“司法免扣押”，因为两岸现在还没签和平条约，理论上战争状态还没结束，所以文物不适合过来。 事实上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院名是由第一任代院长李煜瀛先生书写的，名称上并没有国立两个字而且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内，故宫博物院都要自负盈亏，靠门票收入勉力维持，与前廷国家拨款的古物陈列所形成鲜明对比。这块匾后来在两岸都被更换，故宫在北京保留了院名，但改由郭沫若题写，而台北则直接更换了名字。
事实上，故宫博物院在建国后并不像公众认知中那样只是征集文物，它也多次向地方调拨文物以充实地方博物馆的建设。还有那些在溥仪时期、在动荡年代流散出宫，并最终收藏于其他博物馆的故宫文物，他们在展示时总会被标注着”故宫旧藏“或者”清宫旧藏“，很多时候，这行小字远比文物本身更吸引观众眼球，因为他们与故宫的联系，早已成为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的一部分，永远铭刻在人们对他们的记忆中。不论收藏在哪里，这种联系始终都无法被割断，即便他们再也难以回到这座城中。这一点，连海峡另一边的故宫人，也不得不承认。据说开篇提到的那本书的作者，日本记者野岛刚曾向时任的两岸故宫院长郑欣淼和周功鑫抛出同一个问题 ： “两岸统一之前，两个故宫统一的日子是否会先到来?”故宫院长郑欣淼回答，“让历史来决定”，而对岸的周功鑫则表示，故宫的收藏品对台湾民众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这两个回答颇耐人寻味。郑欣淼的潇洒地抛出一个开放式的答案，把想象的空间留给大家，而周功鑫的回答则相对明确，她的意思是，”我们不会放手这批文物回到故宫的“，因为他们自己不舍得，而岛内的民众更不会答应。但是这句话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忽略，忽略了另一种可能——说的是故宫的统一，为什么不能是北京的文物来台湾，或者共同找一个新地点呢?当然不能，因为他们也清楚，真正的故宫就在北京，这些文物的根在那里，他们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只是，他们不能放手。事实上大家都清楚，要让故宫里那些曾经的居民重聚在一起，是何等的困难，这不仅是个文化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也许那一天，我们都等不到。但是，不管这些文物身在何处，他们对故宫的记忆是永不改变的，也只有这座城和这些物件之间的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呈现一个文明的完整记忆。所以，不管在未来还有多少个故宫博物院，这世界上都永远只有一个故宫，唯一的，真正的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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