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三个故事

　　清朝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那你知道清朝的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清朝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清朝的故事：对西学情有独钟的康熙

　　康熙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繁荣阶段。康熙皇帝雄才大略自是众所周知，其不盲目排外，闭关自守，有意识地吸收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并重视自然科 学教育，奖励研发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更是被后人称道。在中国古代庞大的帝王队伍里，他是唯一一位认真学习西学的皇帝。而在他之后的几位皇帝，均将西 学视为洪水猛兽。这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康熙并没有将自己学习西学的精神延续下去。那么，他既然那么努力学习西学，又取得了很多成绩，从西学中，他 又看到了西学的科学之处，他为什么不将这种认识传给后来的子孙呢?他为什么要学习西学呢?

　　1.杨光先反教案

　　事情还需从1665年说起，这一年，清廷发生了一件事，看似很小，但却对康熙触动很大。历史把这件事称为“杨光先反教案”。

　　从历史对杨光先的记载来看，他年轻时就喜欢好强斗狠。崇祯时，他来到京师，抬着棺材到阙下，上疏弹劾大学士温体仁，朝野称其为奇人。明朝灭亡，他跑到江 南，后又旅居京师。顺治时，他在钦天监任职。此人对西方的天文历法全凭感知，但他却是个爱国人士。面对当时西方教士在朝中担任重职，特别是钦天监的重职， 他忧患意识顿起。他上疏顺治，认为《时宪历》封面不当题“依西洋新法”五个字，以此来攻击当时的天主教徒、钦天监正汤若望。可此次上疏却如泥牛入海，原因 是顺治帝对汤若望很宠幸。到了康熙三年，杨光先再次上疏朝廷，认为这个外国人是混蛋，他骨子里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举例说，汤若望的《时宪历》只推 到二百年就没了，意图大大的坏了，这是让大清只存在二百年啊!

　　他随后宣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清圣祖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贤明君主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清朝出现了盛世局面。

　　杨光先所谓的“好历法”在他心里肯定是要加上双引号的，不然，他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对好的东西这样排斥呢!

　　为了验证各自的天文理论，杨光先和汤若望比赛测日食发生的时间。汤在《时宪历》中预测了当天日食发生的准确时间(按照今天的算法应该是下午三点二十六 分)。而杨光先也预测到这一天有日食，不过比汤若望所预测的时间早了十五分钟左右。为了验证到底是谁对谁错，两个人决定打赌，赌注是性命，谁输了谁就把命 拿出来。

　　1665年1月16日，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算命的、看风水的全部聚在一起，无非是想看个热闹，也想看看到底谁能死。

　　时间一点一点地在向前走，到了下午三点十分左右，阳光明媚。杨光先有点慌，按照自己的推测，太阳应该被遮起来才对。可过了几分钟后，阳光，依旧明媚。

　　杨光先脑袋渗出汗来，大家都知道，首先他的预测落空了。接下来就要看汤若望所预测的时间是否能出现日食，如果再过十分钟后，日食还没有出现，那么两人就都是笨蛋。

　　但杨光先并不想承认汤若望是笨蛋，他的目的是把汤若望送进地狱。就在汤若望预测时间到来之前大约五分钟时，忽然传出了通报时间官吏的声音：“汤若望预测的时间到!”

　　万里无云，阳光明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呼吸困难、全身瘫痪、躺在木板上的外国老头正期待着自己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能最后被事实所证明。但是， 他的这种想法注定要落空。当杨光先正在擦拭额头上的汗水时，一向厌恶外国人的鳌拜早告诉了通报时间的官吏要他提前报时。对汤若望来讲，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阴谋。而对杨光先来讲，这是“中夏”齐心协力抵御外敌的最成功的一次。

　　正当他得意洋洋地望天时，忽然感觉太阳光不是那么强了，只是一分钟的时间，太阳被什么东西遮住了。杨光先大叫道：日食。

　　这或许就是奇迹，原本，汤若望预测的并不准确。可有人却帮了他的忙，而将时间提前了。从比赛规则来看，汤若望取得了胜利。不知原因的群众都为汤若望鼓掌，他们不知道，汤若望是永远也赢不了的。

　　汤若望最后还是被判有罪，要处以死刑!但由于这次预测比赛的影响，加上当时北京发生了地震和太皇外国人笔下的汤若望和顺治帝。传教士汤若望与清朝的最高 统治者关系密切，也深得他们的赏识，但部分清朝大臣却对其不满。汤若望与杨光先的预测日食时间的比赛，实际上是其反对者设立的一个阴谋。

　　太后的干预，他最后保住了性命。可钦天监中的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五个人还是被斩首了。

　　这显然就是一件冤案，直到1669年，康熙废掉鳌拜亲政后才为这桩学术公案平了反。

　　而当时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康熙年纪尚小，他和其他人一样，对这场并不公正的比试一点都不懂。他后来回忆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 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由此可知，康熙当初下苦功学科学，只是为了“断人之是非”。后来的许多事情也的确证实了他的这一初衷。他常常亲自动手进行科学观测，向大臣们炫耀自己的科学知识，出面挑选专家，自己充当“科学裁判”。

　　2.轰轰烈烈的宫廷西学风

　　康熙对数学特别感兴趣，他除了处理日常的朝政外，几乎连续用三年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研究数学方面。他聘请擅长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为他讲 解天文仪器和数学仪器的用法，又学习刚传入中国的西方几何学、静力学和天文学中有关数学的应用知识。为了听讲和阅读的方便，他命令南怀仁专门为他编写了一 套教材。

　　那时，第一批传教士由法国出发来到中国。至于这批传教士为什么会知道南怀仁(1623—1688年)，字敦伯，比利时人，清 朝初年到达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给康熙教授数学东方还有个中国，还要归功于南怀仁。这位聪明的比利时人看到汤若望含冤而死，很怕自己在中国也呆不了几 天，就天天写信四处邀请人来中国。人多了，好办事。这些传教士里有许多人行前便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的称号，其中的洪若翰、白晋、刘应和张诚还被任命为法 国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南怀仁为使康熙皇帝能更准确地掌握科技知识，也为了“外人”多一点靠近这位大树，特请传教士白晋和张诚两人先学习满话，等他们达到可以和别人交流时，便教授康熙“欧几里得原理”。

　　每天上午，康熙派车马接送他们进宫口授文稿内容。在皇帝的畅春园里，康熙不耻下问，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白晋和张诚在讲授的草稿中补充了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得著作中的很有价值的定律和图形。

　　洪若翰、白晋来到中原的时候，带了浑天器等共计大中小三十箱科学仪器作为见面礼献给康熙。康熙在学习中很善于使用这些仪器，也很重视。在边学习边实践中，他掌握了比例规的全部操作法、数学主要仪器的用法、几何学和算术的应用法。

　　1713年，在张诚和白晋的建议下，康熙在畅春园蒙养斋创建了算学馆。蒙养斋的任务是专门从事天文观测，以及编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

　　《清史稿》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康熙在国史儒林列传有一席之地)。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

　　康熙由于用洪若翰献上的奎宁(金鸡纳霜)治愈了他的痢疾，所以他又对西方医学颇为欣赏，命人翻译了《人体解剖学》。自从学习了算术后，他还能计算“河道 闸口流水，昼夜多寡”，六次南巡，视察黄河及运河工程，并亲临治河现场调查实例。时值暮年，他还主持纂修集自然科学之大成的巨著《律历渊源》。

　　康熙对来自西方的科技特别重视和珍惜，他常常怀着浓厚的兴趣，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来华的传教士先后献给康熙和他父皇顺治的观测仪器和测量仪器，康 熙不是把它摆在皇宫里当作装饰品，而是经常把那些仪器找来，弄清它们的用法。白晋为了讨好康熙，甚至把法国梅恩公爵赐给他的天文观测仪——大半圆仪作为珍 贵礼物进献给康熙皇帝。

　　这位善于讨好康熙的白晋在撰写的《康熙帝传》中更是大拍康熙马屁：“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传教士制作的地图和仪器。清朝，大量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有些与统治者交往甚密，他们除了带来教义，也带来了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

　　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不过，对于这个天文观测仪，康熙倒是很喜欢玩它。他经常在御花园使用它，有时他外出狩猎巡幸时，就命令侍从们背着他到处奔跑，用它来测量某个山头的高度和其地方的距离。

　　3.《皇舆全图》的悲哀

　　康熙早就想酝酿绘制一幅既全面又详尽的全国地图，特别是跟俄国谈判，深感如果没有一份精确的地图，会给沙俄可乘之机。于是，在参与中俄边境谈判的张诚等 人建议下，他经过多年筹备，于1708年，测绘工作正式开始，参加这项重大科学工程的有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法国传教士，以及多位满汉官员。十年后，具 有相当水平的《皇舆全图》终于绘制完成。

　　《皇舆全图》一共测定了六百三十个经纬点。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梯形投影法，以通过当时首都北 京的经线作为中央经线，比以前绘制的地图具有更高的科学性。有人说，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图学的一个大进步。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有的尚未开始;有 的虽已开始，也未完成;而中国却完成了全

　　《皇舆全图》局部。由清康熙帝主持，中西方测绘人员合作，历经十年测制的《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部实测全国地图，采用经纬差各一度的梯形经纬网格，详细地表示了地形、水系、居民地间相对距离及其汉字名称，并在边疆地区加注满文。

　　国性的三角测量，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

　　但这份被人称为“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种，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的地图在后来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

　　从本质上来讲，康熙的所谓爱好科学和南唐帝李煜的爱好诗、明熹宗朱由校的爱好木匠活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

　　许多人对诗和木匠活没有兴趣了。所以，有人就将这两位皇帝看成是不务正业，而科学在今天正是大行其道的时候，康熙便成了某些人大书特书的人物。

　　直接一点说，他也是不务正业。和那两位皇帝相比，他是幸运的：他没有因为不务正业而把江山弄得一塌糊涂，反而把江山梳理得还很好。这是因为康熙头脑清 醒，他虽然爱好西方科学，但其治国思想的武器仍然是程朱理学。在好学的康熙。康熙热衷西学，这未免有点不务正业，但朝政却并没有荒废，反而治理得井井有 条。这就是明君和昏君的区别吧。

　　教育政策上，他仍以八股取士，并颁布《圣谕广训》，以程朱理学之道德规范天下。

　　可以这样来讲，康熙皇帝虽然对自然科学有一定的兴趣，并有所倡导，但并不像同时代的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改革旧教育制度，以近代科学代替传统的教学内容。康 熙皇帝在“西学中源”的旗帜下接受一些西方科学知识，但基本的思想体系还是没有改变的。因而，在康熙时期，中国古代教育仍未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中国的 科学技术仍然是以“落后”这个词出现在历史典籍中的。

　　和《皇舆全图》一样，康熙所学习的一切所谓科学知识都没有派上过真正的用场，个 中原因错综复杂。比如他对科学的喜好更多是出于其个人兴趣，而不是为了促进发展和推广科学，“蒙养斋”只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机构，历算书籍编纂完成后就被 撤销;再如，在康熙时代实际组织科学活动的重要人物是皇三子胤祉，但雍正上台以后，胤祉受到打击，科学也就和它的主人一样被人扫地出门了。

　　清朝的故事：苗沛霖

　　综观苗沛霖的一生，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军阀，不但是一个军阀，而是一个墙头草。他活跃在19世纪60年代，在那个时代，清朝政府正在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他的出现完全是历史的产物。

　　1.一个书生的从军路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风台人，生于嘉庆年间。“少负意气”，“倜傥有大志”，年过三十，考取了秀才。谁知却没有捞到一官半职，失望、愤懑、牢骚满腹，终于沦为“对社会极端不满”一类。

　　其《秋宵独坐》一诗写道：手披残简对青灯，独坐搴帏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语夜冥冥。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在这首诗里有一句是我们很熟悉的，当初谭嗣同在狱中以己血写成“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千古名句，而却有半句是抄袭苗沛霖的。

　　虽然，他对当时自己的处境很不满意，但为了生存，也只好到六安教个蒙学。就是这样，还是“不足自赡”。他觉得自己真的是怀才不遇。

　　但机会在不久以后就来了，捻军起义后不久，他跑到了皖北雉河集投靠了张乐行。当时的皖北，受地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比较闭塞，教育落后，所以捻军中的知 识分子屈指可数。苗沛霖这个秀才，到了捻军中自然受到重视，张乐行刮目相看，信任有加，让他在幕中充当“红笔事业”，为之运筹帷幄。

　　呆了一段时间后，这位苗秀才发现张乐行只是一鲁莽武夫。自己这样一才子怎么能居于武夫之下?就做了一首诗，然后跑到清寿州知州金光筋那里，请求团练乡勇，自为练总。可是“光筋忽之、不许。沛霖快快返，萌逆志……”

　　他写的那首诗如下：

　　故园东望草离离，战垒连珠卷画旗;乘势欲吞狼虎肉，借刀争剥牛马皮。知兵乱世原非福，老死寒窗岂算奇?为鳖为鳌终不免，不如大海作蛟螭。

　　张乐行故居。张乐行(?—1863)，捻军前期首领。安徽亳州人。起义当年他一眼看中了苗沛霖，让其在自己的幕下操起笔杆子，运筹帷幄。

　　韵压得很准，正如他筹办乡勇的事业一样地准，一样地顺利。他发展乡勇的顺利还要感谢捻军。1856年夏，捻军兵至风台，把那一带的土豪劣绅及团练打得落 花流水，无以藏身。苗沛霖随即打起“御捻”的旗号，纠集残兵败勇对抗捻军，屡屡得胜。于是，“藉团练名，聚党蓄众，有不附者辄杀之。或攻击以取其粮，远近 畏慑，无不求附，附者领旗以别于官，不二年而风、颖敛百里间尽属苗矣。”

　　到了1857年，苗便成为“名震两淮”的地方实力派。在所控 制的地区内，不仅捻军、太平军不能涉足，连清政府的统治也几名存实亡。《凤台县志*兵事》说，“生杀予夺取决于沛霖，官为守府而已。”从这个时候，苗沛霖 的势力已成了割据之势。这段时期，清军与捻军、太平军正进行正阳关争夺战，苗这股势力的出现已造成后顾之忧。为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清廷对苗采取了“招 抚”的政策。是年11月，在皖督师的清钦差大臣胜保对其进行了招抚，“加以温语，使击贼”。“沛霖以利为官用，以济共私”，乃欣然就抚，表示愿协助清军对 付捻军和太平军。胜保遂“录沛霖为门下士”，与之结为师生。在胜保的影响和保奏下，清廷从1857年11月到1860年10月，先后十二次为其加官，最后 升至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衔，督办皖北团练。随着其势力的扩大，他自己的野心逐渐膨胀起来，“动以淮南称王为词”，所属亦到处张扬“我家老先生他日之皇帝 也”。

　　2.称王安徽

　　1860年，苗沛霖正式确立了淮上割据的局面，自称“河北天顺王”，为拓展地盘，他开始了他的抗击朝廷的运动。

　　他的第一步就是夺取寿州，苗沛霖在寿州呆过，他深知想要做大，就有必要得到这块地方。据县志载，寿州，“城枕淮(河)、淝(水)，阻水为固”，地势极为 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城北，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八公山;西北有峡石山夹淮为险，再加上“寿故繁庶，富家大贾务厚藏”，既得地势，又可尽商贾之利。同 时，省城安庆掌握在太平军手里，庐州要地亦为陈玉成所踞，寿州实际上成了当时安徽省的统治中心，其战略意义可想而知。

　　为了夺取寿州，1860年12月12日，苗沛霖使李学曾、郭洪波、谢贯斗、傅家瑞、李双勤等七人赴寿州内应，但却走漏风声，七人尽被寿州徐立壮诛杀。此即所谓“寿州擅杀案”。

　　案发后，“苗衔之次骨，骤率水陆数万犯城”，扬言要杀死徐立壮，为李学曾等人报仇。而苗深知，要想攻取寿州，必须要处理好与夙敌太平军和捻军的关系，解 除后顾之忧，因此，当他公开打起抗清旗号时，便确立了“连和”太平军、捻军的策略方针。寿州围城不久，苗沛霖即派属下到定远与张乐行、龚德树捻军达成“谅 解”，又派得力干将朱鑫、陆长华赴庐州与陈玉成部太平军言和，要求与之协同作战，共同进行抗清运动，并且表示，苗家军愿蓄发、受印信、奉太平天国正朔。陈 玉成遂派遣辛大刚、赵大治等将领赴苗家老寨与之会议，筹商抗清事宜。苗家军部分蓄发，苗沛霖本人也接受了太平天国“奏王”的封号。

　　1861年10月30日，寿州被攻下。接着，苗沛霖又与太平军、捻军进攻皖北重镇颍州，攻下颍州不久，清军云集皖北，特别是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湘军，更让苗沛霖害怕。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老师胜保来了。胜保上奏朝廷为其开脱，苗“死心塌地”地倒戈，与清军联合将太平军和捻军赶出了颍州。随即，苗派人前往庐州，对驻守 在那里的陈玉成说，“凤颖二府形胜可据，诸乡寨练丁皆习战守，足备征调。”陈玉成相信了，“奔苗沛霖于下蔡，欲与同拒官兵”。于是，被苗活捉。

　　苗因此立大功，被胜保在递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成是“前罪”可“宽”。苗沛霖本以为自己安枕无忧了，想不到，庐州攻克不久，清廷就改派湘军陆师大将李续宜为 钦差大臣督办安徽陈玉成(1836—1862)，太平天国将领由于轻信，中了苗沛霖的圈套，被苗活捉军务，而将胜保调离安徽，令其前往陕西镇压回民叛乱。

　　当时，湘军在苗沛霖问题上的主张就是“剿灭”。在湘军的进逼下，苗沛霖不得不撤出正阳，继之又撤离寿州。这样，整个淮河流域尽在湘军怀里，苗成了待宰的羔羊。

　　而在这个时候，湘军并没有与苗家军有正面的冲突。因为当时太平军、捻军的势力还存在，湘军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先剿群捻”上了。

　　3.败者为寇

　　清廷似乎是准备了很久，并制定了一完备计划，让当时的铁帽子王僧格林沁去执行。僧格林沁先是让其“将练归弄”，不然，讨之。苗沛霖当然不干，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苗家军，你说解散去种地就种地?你们狗屁湘军到安徽来充什么鸟?

　　在散练归农之日，苗大会所属，“定议复叛”，谓“我辈所为，终难免死，不如先发制人”。并且“公出伪示，湘军主帅之一左宗棠(1812—885)晚清军 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太平天国与捻军危及朝廷之时，他与钦差大臣曾国藩一起编练湘军，而苗沛霖对于湘军是不战而退而备述苗之功绩，不被录 用……大众不服，公起义兵云云”。于是，第二次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清运动。

　　从那年5月起，苗家军在滨淮要地上与湘军进行了大规模武装接触。11月，湘军与僧格林沁所率领的八旗军合二为一，苗沛霖势渐不支。12月6日，蒙城一战，苗家军攻蒙之师全军覆没。

　　至于苗沛霖是怎么死的，在《湘军志·临淮篇》和印鸾章的《清鉴纲目》僧格林沁(1811—1865)，清朝大将，科尔沁旗人，博尔济吉特氏。在奉命南下围剿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被杀身亡。

　　(卷二)中可以找到答案。薛福成在《庸庵续编》中详细地叙述了苗之死因。

　　“……(陈)玉成既死。亲兵三千旨降于沛霖致死力。沛霖以是益横……明年……科尔沁亲王督大军南下。以总陈国瑞为先锋……破沛霖数垒……亲兵三千相与谋 曰，‘我辈故英王旧部也。苗先生易其诈，诱杀我英王。复以威胁我，使为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辈何苦为之尽力。卒令自就死地?孰与报仇雪耻以迢爵赏而 后死乎。’一夕，沛霖登营墙有所指挥，亲兵万人掖以赴之。外挺矛刺之，陨，报詹启纶不信，拒之。迟明，报王万清，万青往验之，信，其首迎献于王。淮南北练 党闻沛霖死，数百里间皆启城寨降。王嘉万青之功，奏赏黄马褂。万青怨二亲兵之分其功也，殆之以灭口。还至高邮，暴病以卒。人谓二亲兵为祟云。”

　　据说，陈玉成在被捕后，对苗的侄子骂道：“尔权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

　　这位太平军的首领果然没有说错，苗沛霖的确以后“连一贼名也落不着”。他联合太平军，又出卖太平军;联合捻军，又出卖捻军;反清、降清、又反清;最后身 败名裂，处处不落好。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称苗沛霖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武夫”。在历史上，做人做事毫无原则的投机家应该不少，但苗沛霖却称得上是 一个突出的应该让人们记住的典型吧!

　　清朝的故事：左宗棠与西部大开发

　　宋明以后，大西北从封建王朝繁荣昌盛的基石一下子蜕变为贫穷落后的偏僻之地。也正是因此，它从另一侧面吸引了政治家的目光。清朝嘉、道以来，诸多有识 官员、学者，不断提出研究、治理、开发西北的意见，“西北舆地之学”蓬勃兴起，或以为官一方，向朝廷条陈方略，或以实地考察撰为论著。而清廷对西北边疆的 重视也渐渐提到日程上来，但因为国内动荡，外国的入侵，使得朝廷无暇顾及。直到有一人站了出来，才使得清朝政府下定决心进行了一次有声有色、卓有成效的西 部大开发运动。而这个人就是中兴名臣左宗棠。

　　1.禁毒与开发农业

　　晚清时期，左宗棠在西部先后担任陕甘总督、钦差 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长达十五年。此间，他一面挥军征讨叛逆，护卫边疆的主权与安定，一面抚辑流亡，恢复生产。在平定内外动乱后，左宗棠全面整顿社会秩序，千 方百计开发可利用资源，对落后的边疆经济进行大幅度地改造与革新，为建设和发展地方民族经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历史上称其为西部大开发。

　　禁烟扫毒是左宗棠治理与开发西部的一项非常性措施。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内地落后很多，于咸丰同治年间长期陷于兵火战乱之中，行 政管理系统失灵，生产无序，土烟种植盛行，毒流四溢。当时的情景令左大人痛心疾首，他愤然道：“恶卉繁滋，废我嘉谷。”

　　1869年 夏，左宗棠正式通令陕甘各地全面禁种罂粟，恢复农作物种植。他制定了“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履验，责之以乡约，督之以防营”的二十字防治实施措施。并颁发告 示，晓以利害。在禁毒过程中，左宗棠奖惩分明，讲求实效，在禁姻开始时就确立了“禁种罂粟为禁止鸦片之渐”的观点，认识到只有先使土烟绝迹，然后“专禁洋 烟”才更能得力。左宗棠禁止洋烟的对策是，凡

　　左宗棠(1812—1855)。历史上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被人称为“西部大开发”，其中“禁烟扫毒”是其实行的一项非常性措施，这和他的好友林则徐则一样，把禁烟当成救国之举各省运载鸦片进入陕甘贩卖者，将其人贷强行扣留，劝其原路退回，否则就地销毁。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西北三省区的烟苗基本被他清除干净，土地大面积复耕，“首栽罂粟之处，今为艺稻之所”。粮食储备大量增加，颓风恶俗渐被遏制， 士农工商的面貌“气象更新”，社会风气由污浊向洁净转变，农业生产和社会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接着，左宗棠开始了农业建设。

　　第一，无 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他十分清楚，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要从颠沛流离中安定下来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要有农业生产资料。于是他下令把口粮、种子、农具、耕牛等 等生产资料无偿分发给那些一无所有同时又愿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为防止农民们把生产资料挪作他用，左宗棠规定只发实物不发现银;为防止农民们把种子吃 掉，则规定必须到播种时节才发放种子。除了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外，左宗棠还无偿向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们发放可以解决温饱的口粮。

　　第 二，针对西北地区粮食品种单一、产量颇低的现状，他设法改良品种，推广稻谷，从江浙请来种稻好手教当地农民栽种。试种的结果，过去每亩麦、粟不过产百十斤 左右，种稻竟然能收获四五百斤。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增加，不仅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也切切实实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长年栽种罂粟之地，左宗棠 则推广棉花种植技术。因他发现，西北最缺少做衣服用的丝缕布料，如果让烟农种棉从事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开发，可以一举三得：一是桓棉适宜当地土性;二是可以 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三是农民售棉所得完全抵得上罂粟之利。于是，他又从内地聘请来技术人员传授种棉纺织技术，特设专门机构主持教习事宜，并刊发了《种 棉十要》、《棉书》等技术指导书籍，嘱托各级官吏士绅积极参与。

　　第三，为了吸引内地居民移居西北开荒种地，对开垦荒地者实行政策倾斜。左宗棠还建议朝廷对移居西北开荒种地的家庭给予科举考试方面的照顾。

　　第四，减轻农民负担。左宗棠到西北以后把税款以外的各种收费统统取消，并把过去当地官府实行的借一还四的高利盘剥政策改为借一还一。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左宗棠在西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1878年对新疆部分地区新增军垦л

　　左宗棠印章

　　农场耕种面积的统计：哈密三万八千万亩，巴里坤五万亩，古城子六千六百亩，吐鲁番一万二千亩;新增民垦户数为：古城子九百多户，乌鲁木齐二千多户，昌吉一千三百多户，玛纳斯九百多户。

　　2.农业基础设施与工业的建设左宗棠在西北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在那里大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突出的成绩就是兴修水利。按照现在的话来 讲就是凿井开渠，广兴水利，确保以农为本。他曾反复强调，水利为“屯政要务”，是西北兴农之“先务之急”。因为在西北那样常年干旱的地区，无水利则无以养 民。左宗棠不仅号召兴办水利，还亲自设计开渠治河方案，研究水利技术，指导挖渠引水灌溉。几年间，陕甘、新疆的大小河渠、灌溉工程遍地开花，水利建设成绩 斐然。至1875年，陕甘地区，仅“泾、平、巩、兰、凉、宁夏各属，净面每斤值银一分上下”，其他如“杂粮市价递减，窖藏甚多”。另据两位外国人在旅行中 亲眼所见，光绪六、七年间，陕甘一带，粮价“十分便宜”。

　　经过左宗棠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西北的农业在战乱的废墟上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 发展，不仅使老百姓从流离失所走向安居乐业，而且税赋也有所增加。仅以南疆八城为例：1878年征粮达到一亿二千万斤，比战乱前的左宗棠像左宗棠不仅是一 位杰出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个颇会审时度势的实干家，他力兴农业，又大办洋务，不愧为清代中兴大臣六千五百万斤差不多翻了一番。

　　在工业 创办上，左宗棠引进近代工业生产技术，和全国一样，也是先从军用工业开始的。1872年，他从浙江、闽、粤各地招募工匠，从德国购置机器设备，创办了“兰 州制造局”。经过全体人员的精心研制，“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所制德国式“后膛七响快枪”、“螺丝大炮”、“车轮来复后膛炮”和“鸡脚架劈山炮”等产 品，“其精者与布(德国)相同”，有些为“彼中所无”，精利、准确程度与当时国际水平相当。1875年，他又命令制造局增设“兰州火药局”。投产不久，就 创办了可供各种枪弹使用的上等火药，操作精密微机质量可与进口货媲美。有人说，左所创办的这些军用工业是与当时所在的地方不相干的。但有一点却被人忽视 了，当时各地驻军在兴办交通水利工程时，都曾普遍使用炸药、地雷开山辟地，在短时期内完成了许多艰巨的施工项目。由此可见，军火工业的创办，并不是与当时 当地社会经济毫不相干的。

　　另外，左宗棠也并没有把军火工业仅仅局限在生产武器上面，而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把它发展成民用工业。主 管甘肃制造局的是一个叫赖长的记名提督，他是左宗棠专门从福州调来的。此人除精通武器生产外，还十分擅长各种机器的设计和制造。1877年赖长在兰州设计 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台织呢机，左宗棠见织出的羊毛绒质薄而细，美观耐穿，并不比洋人的差，非常高兴。他立即把甘肃制造局更名为甘肃制呢局。按照他的意思， “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日享其利，而衣揭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服传之中士为 足称也”。正如他所愿，到了1880年时，甘肃制呢总局已经形成了年产上万匹毛织品的能力了。

　　无论什么时候，交通运输都是十分重要 的。古人说：“大将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遇水造桥。”左宗棠当年西征，十分清醒地把保障运输畅通看成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正如他自己所说：“筹饷难于 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所以左宗棠把修建道路当成西征的第一要务。左宗棠不仅在西北大力修建道路，而且还大力植树造林。据史料记载，从 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这六百多里的路段上，当时栽种成活的树木就达二十六万四千万多株;另据当时对甘肃会宁、安定等八个县的统计，它们境内栽种成活的各种树 木就有近三十万株。

　　他在给朝廷的奏稿中说：“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持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

　　不久，有一湖南人隆无誉到西北看到左宗棠所种的树木，大加赞赏。他在《西笑日觚》中写道：“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 幄。”1880年当左宗棠的部属杨昌浚在西北看到那煞是喜人的树木时，即景生情，吟诗赞叹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 风度玉关。”这首诗虽然有浮夸之嫌，但的确说明了自左宗棠后，西北地区并不是以前的“光秃秃”之地了。

　　3.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左宗棠 在西征期间，还十分重视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从1873年开始，他屡次命令省属各府州县兴办“私塾”、“义学”，设立“书院”。尤其在回民聚居的州县 更是切令地方官吏专筹资章，多设义学，以优厚的待遇和工资，延请品学兼优的秀才为师，促使学龄儿童入学谈书。不几年，办学之风盛行一时。兰州城关很快修复 和新建私塾、义学十余所，仅肃州城内就有义学四

　　所，其他州县都在四、五处左右。1873年至1875年的三年内，恢复扩建和新办的书 院也遍及各地，除兰州的“兰山书院”、“五泉书院”外，还克锦旗的“柳湖书院”、秦州的“陇南书院”、甘州的“南华书院”、系安的“陇川书院”、山丹的 “金山书院”、安定的“育英书院”、敦煌的“鸣沙书院”，还有镇番、灵台、临泽、崇阳、化平川、三岔镇等地的“文社”、“凤鸣”、“归儒”、“庆兴”、 “鹤峰”等书院，共二十余所，这在甘肃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为一些有名学者和广大生徒士子开辟了讲学和研习典籍的广阔场所，对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左宗棠 对联

　　定的推动作用。

　　左宗棠还领头捐资兴学，在他驻节兰州期间，他每年都要给兰山书院捐资二千两;在甘肃的第三次乡试中他给六十二位考生捐赠路费，并给甘肃举人捐赠去北京考试的路费。

　　他移用军费补充书院经费，还专从浙江省刊刻大版五经四书，颁发各府州县，使之“家置一编”，并定期主持书院“官课”，亲自评阅试卷，凡甄别合格者，均许 自费入学，且赐发银两，以资鼓励。1870年，当他看了兰山书院院生的来信以后，立即回信道：“本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 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阴。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诸生勉旃。”

　　1874年2月，他又准陕甘两省分闺乡试，增加甘肃乡试中科名额(由十名增至四十二名)，为一般生徒学士广开深造进身之路。

　　甘肃自清朝雍正年间单独建省以后，其科举考试，始终在西安与陕西合闺举行，凡应试者，近则跋涉七八百里，远则三四千里。据记载，有的因路途谣远，中途颓 然而返;有的因资斧耗尽，抑郁成疾，“不得生还”;有的长期勤奋攻读，而终身无力一试，每次能够勉强赴试者，仅达应有人数的十分之二三。

　　因此，分闺乡试之制，颇受人们欢迎称颂。分闺后，左宗棠立即倡议各州左文襄公祠殿宇外景左宗棠无愧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先行者他当时是一边打仗一边搞 开发，只用了短短十三年就创造了那样的奇迹，不愧为一代将才图为后世为纪念这位中兴大臣，在其家乡专门修建了祠堂县捐银五十万两，在兰州建筑贡院，其规模 之大为各省罕见。这个在兰州可容纳四千多人的贡院于一八七五年正式开始使用，第一次乡试的考试人数就达到三千多人，比以往西北参考考生多出三倍。

　　在陕、甘科考分闱后，左宗棠又奏准朝廷增加了西北科举取仕的名额。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后来晚清兴办新学，当年左 宗棠开办的书院都顺理成章地改为新学堂。一般省属书院就改为师范学堂，府属书院就改为中学堂，县属书院就改为小学堂。左宗棠的上述活动，便成为后世文人学 士长期津津乐道的话题。

　　现在看来，左宗棠无愧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先行者。要知道，他当时是在一边打仗一边搞开发的基础上做出了那 么多成绩来的。而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仅仅用了短短的十三年时间就能创造出那样的奇迹来，的确算得上是难能可贵、功勋卓著。左宗棠的西部建设是成功的， 也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