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谈话要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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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直说的活不便直说的话往往是由说话的场合、说话者的身份、说话时的心理情况等等决定的。如在古代，臣子看到君王有过失，进谏时，就很注意说话的含蓄。因为君王十分讲究保持至高无上的尊严。如果大臣有损“龙颜”，是要掉脑袋的。传说汉武帝晚年时很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一天，他对侍臣说：“相书上说，一个人鼻子下面的‘人中’越长，命就越长;‘人中’长一寸，能活百岁。不知是真是假?”东方朔听了这话，知道皇上又在作长生不老梦了。皇上见东方朔似有讥讽之意，面有不悦之色，喝道：“你怎么敢笑话我?”东方朔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回答：“我怎么敢笑话皇上呢?我在笑彭祖的脸太难看了。”汉武帝问：“你为什么笑彭祖呢?”东方朔说：“据说彭祖活了八百岁，如果真象皇上刚才说的，‘人中’就有八寸长，那么，他的脸不是有丈把长吗?”汉武帝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东方朔是聪明的，他用笑彭祖的办法来讥讽汉武帝的荒.唐，真有些指桑骂槐的味道。这种含蓄的批评，汉武帝却是愉快地接受了。现实生活中，某种话直接讲影响不好，或有失体统，要讲也只能用含蓄的方法来表达。周恩来说话就十分注意这一点。1947年8月上旬，他跟随毛泽东转移到一个叫曹庄的地方。当时敌人的追兵仅离中央机关只有二三十里地了。为了甩开敌人，必须改变行军路线。负责警卫的同志吩咐后边的警卫部队要把转移后的痕迹抹掉。毛泽东知道后说：“没有问题，就是在这里竖块牌子，注明‘毛泽东向西北山上转移’，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这些话虽然体现了毛泽东对敌人的蔑视，但他说了“没有问题”，扫除痕迹的任务还执行不执行呢，对战士来说是一个难题，却又不便多问。周恩来既没有明确去否定这种讲法，又坚持原来的方案，婉转地补充说：“有备无患，还是去吧，让敌人多找一会儿也不错。”几句话说得十分妥贴，战士们明确了任务，迅速地执行去了。在世界各民族中，人们都对一些事物或现象，从来不愿意直说。最突出的是关于死亡。对“死”都用种种说法来婉言指称。在汉语中，如逝世、捐躯、永别、送命、丧生、作古、去世等等，这已成为一种带普遍性的习惯了。
除此，古今中外都倾向讳言有关人体排泄等秽物及其处所的现象。我国已故的学者冯文智回忆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去赶集，想买一只“夜壶”(即尿壶，冬天在床上用)。到了一个卖陶器的小摊上挑了几个，虽然不错，却嫌大。卖壶的老人一心想做成这笔生意，便劝他买个大的。但没有直说，而是说：“冬天，夜长啊。”其意思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老人说，冬天多小便，大了正好。”这既浅露又过于粗俗，而他妙在既要把话说出来，又不失礼节，让人心领神会，言同又文雅。又比如一个姑娘遇到一位男青年求爱，她并不想发展这种关系，不便直接拒绝，以伤对方自尊心，就可以说：“我们互相还都不了解，谈恋爱可能过早，请原谅。”这就含蓄地表示拒绝，显得既大方，又有礼貌。日常生活中，说到对方缺点错误时，人们也倾向于用含蓄的办法，目的是为了尊重别人，避免刺激人家，以期收到较好的效果。有一位市场的营业员，遇到一位顾客买菜时，把黄菜叶都剥掉了。营业员没有直接指出来，而是提醒顾客说：“先生，请小心，别把菜叶碰掉了。”顾客一听，明白了，红着脸把菜放下了。营业员有意把已发生的事说成提防发生的事，把有意的“剥”说成无意地“碰”，这样既纠正顾客的错误，又使顾客保留面子。另一次，有位顾客没给钱就把菜拿走了，营业员叫住他说：“先生，您是不是忘了付钱。”顾客只好回头把钱付清。营业员不是质问训斥，而是选择“忘”这一词，既含蓄又有策略。
不必直说的话出于艺术表达的需要，把本来可以直说的话，故意不直说，却用含蓄的办法表达，从而产生一种耐人寻味、幽默的效果。例如：有一个酒店老板，脾气非常暴躁。一天，有个客人来喝酒。客人才喝了一口，嘴里便叫：“好酸，好酸!”老板大怒，不由分说，把客人绑起来，吊在屋梁上。这时来了另一个顾客，问老板为什么吊人。老板回答：“我店里的酒明明香醇甜美，这家伙硬说是酸的，你说该不该吊?”来客说：“可不可以让我尝尝?”老板殷勤地给他端了一杯酒，客人呷了一口，酸得皱眉睐眼，对老板说，“你放下这个人，把我吊起来吧!”后一个顾客回答也是很机智的，他尝到了酒酸，但不说个“酸”字，却幽默地请老板把自己吊起来。这样说，显得含蓄，既收到强烈的讽刺效果，而且显得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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