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子与“救”的哲学
孟子通过三个故事——救小孩、救嫂子、救父亲，以及两种分析——救天下、救自己，阐释并敞开了“救”的哲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将入于井：要不要救小孩?
第一个故事的原文是：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3·6)
假如有个小孩即将掉进井里，你会不会救他?孟子认为：任何人略加思考甚至不用思考，就会做出肯定要救的决定。有人认为他不会救吗?他有这个想法，是现场就有，还是事后才有呢?如果是事后的想法，这好理解。如果是现场的想法，那就背离了孟子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规定。
救小孩的现场情境是：刚一看到小孩即将掉到井里，我马上就会去救;我救他的那一瞬间，脑子里没有想过任何东西，就是不假思索、义无反顾。直到把小孩救起来了，孟子开始追问我在那个瞬间为什么要救小孩。他不是用肯定的方式说的，而是用否定的方式说的。
孟子说：我之所以要救小孩，与三种情形毫不相干。第一种情形是小孩的父母有钱有势。我救了小孩，就可以与小孩的父母认识。他们为了感恩，以后就会帮我。第二种情形是我想在地方上搏个好名声。我平时为人不怎么样，但现在救了小孩，地方上的人会认为我还不错。第三种情形是小孩的哭声很难听，我讨厌小孩哭，才去救他。孟子认为，我在那个瞬间救小孩，一不是为了结识小孩的父母，二不是为了在乡亲们那里有个好名声，三不是因为厌恶小孩的哭声。这三个理由都被否定了，再有更多类似的理由同样会被否定。
我在那个瞬间救小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孟子说：最根本、最形上的理由，在于你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看到别人陷入困境，就忍不住想帮助别人摆脱困境;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就忍不住想帮助别人摆脱苦难。我也会像别人那样陷入困境、受苦受难，所以，别人的困境、苦难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困境、苦难。将心比心，我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别人同样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我们每个人都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因为我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所以，我会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救小孩。因为我们都有恻隐、同情的不忍人之心，所以，我们都会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救小孩。
先秦两汉时期，思想家以善、恶为关键词，形成三种关于人性的观点：第一种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小孩即将掉到井里，我会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去救他，所以人性是善的。换句话说，孟子用救小孩的故事，推出并证明了性善论。第二种是荀子提出的性恶论。与孟子针锋相对，荀子认为人性不是善的，而是恶的。第三种是汉代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性善恶混的观点，它是在综合孟、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后两种观点举不出救小孩那样直逼人心、当下证成的事例，性善论是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
以前，小孩子读的《三字经》，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是说人一生下来，本性是善良的。有人重新打了一下标点，变成“人之初，性，本善”。意思是说：对于小伙子、大姑娘来说，性爱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个解释也有道理，它补充了我们的哲学应当思考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只是把人性归结为道德、形上的东西，那肯定是片面的。把人性分为形上、形下两个方面，它才是完整的[③]。如果从抽象与具体加在一块的角度来看人性，我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难道不是与具体的东西打交道吗?一天当中，究竟唯心的时候多，还是唯物的时候多呢?你在唯物的时候是否也在唯心，你在唯心的时候是否也在唯物呢?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但是，看看现实生活，不救小孩的事情有很多。举个例子，就是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佛山的小悦悦事件。那天晚上，两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相继被两辆车碾压，七分钟内有18个人经过那里，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捡垃圾的老人陈贤妹看到了，她把小悦悦送到了医院。尽管小悦悦的生命最终没有抢救过来，但陈贤妹的所作所为足以促使我们这个时代做出深刻的反省。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真正的良知与最温馨、最感人的道德，到底存在在哪些人身上?最近“打老虎”，媒体统计出不少贪官是有博士学位的。问题来了：知识、权力与道德是不是一回事?你有知识，难道你就有道德吗?你有权力，难道你就是精神导师吗?知识、权力与道德是相得益彰的关系吗?说句心里话，老百姓希望你知识越多、权力越大，随之而来的是道德修养越高，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强。
许多关键时刻，恰恰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人，体现出人类最大的博爱、人之为人的最高道德境界。比如小悦悦事件当中，难道18个路人有比陈贤妹的文化水平更低的吗?我没有做过调查，但我觉得他们的文化水平肯定都比陈贤妹高。他们一个个视而不见、漠然而去，只有陈贤妹救了小悦悦。所以，我读陈贤妹的事迹，既觉得感人，更觉得悲哀。
同样是讲救人，我们再看一看2006年11月20日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人们最初知道的案情是：有个老太太等候公共汽车，人来人往，被人撞倒。年轻人彭宇见状，把她扶了起来。结果，老太太说你这个小伙子不是来扶我，是你把我撞成骨折的。法院让彭宇赔了老太太一部分医疗费。彭宇觉得很委屈：为什么做了好事，反而惹上官司，还赔了钱呢?谁以后还敢做好事呢?2012年1月，案情惊天逆转，说彭宇不是见义勇为，而是确实撞伤了老太太。
彭宇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讨论。但是，由这个案子引发的社会后果是：我们走在路上，一看到有老人，就会尽量躲远一些。为什么呢?说不定老人一下子摔倒了，然后他说是你撞倒的。甚而至于，真的有人跌倒在地，即使只是举手之劳，现在也没有几个人敢去施救。这难道不是彭宇案带来的最恶劣的社会影响吗?俄罗斯小说《罪与罚》里面有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来被人杀死了。杀人之后，罪犯紧张而激动地说：“我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原则!”[④]因为她放高利贷，所以我要杀死她;我这不是在杀某一个人，而是在消灭放高利贷的原则。彭宇案同样不是一个老太太与一个年轻人之间的事，它实际上把我们以前看到别人有难、就去帮一把的好传统彻底颠覆了。
在孟子讲的这个故事里，小孩没有名字，没有性别，我们用“他”表述，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与小孩未必有太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陌生人;把他救起来后，我与他极有可能不再发生别的关系。简单地说，这个小孩是抽象的人，是尚未展开的人;把他救起来的人则是具体的人，正在社会化的人，就是你、我、他这样的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会遇到比救小孩更复杂的事，所以，孟子“救”的哲学还得继续讲下来。
授受不亲：要不要救嫂子?
第二个故事的原文是：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7·17)
中国古代社会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小叔子不能与大嫂有身体上的任何接触，否则就是违礼。有人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规定吗?”孟子说：“是的。”那人又问：“假设大嫂掉进了水里，生命危在旦夕，小叔子该不该救她呢?”孟子说：“小叔子肯定得救大嫂。如果不救，小叔子就是豺狼，就是禽兽。只有救了大嫂，小叔子的内心才会安宁。”大嫂掉进水里了，她的生命马上就会被无情的水流吞噬，你难道不去救她吗?小叔子说：我一定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我一定要救嫂子。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呢?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规定，这些规定的制订肯定有自身的合理性，但你能说它们全部具有合理性吗?一条规定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某个具体情况下是合理的，但你能说它在所有地方、所有时间、所有情况下都是合理的吗?并不是这样的。有些规定只在特定条件下是合理的。一旦超出特定的条件，它就会变得不合理。打个比方：不同的脚穿不同的鞋子，绝不能削足适履;同样，如果活生生的、崭新的现实出现了，我们就不能死守旧的规定，而是要创造性地把旧的规定打破。
嫂子掉进水里，要不要救她?必须救她!在旧的规定与新的现实产生矛盾的情形下，我们要讲的最大原则是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原则。假如旧的规定妨害了我们对于生命的爱，对于生命的尊重，它肯定就是错误的，这一时刻我们必须违背这条规定、超越这条规定。在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前提下，所有的规定，哪怕是圣旨，我们都可以违背它、超越它。
一条规定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合理的，只在个别场合下是不合理的。前者要求人们守经，后者要求人们行权[⑤]。在孟子眼里，如果不是嫂子掉进水里，小叔子平时是必须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所以，男女授受不亲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规定。
讲个有名的故事——海瑞杀女。海瑞(1514—1587)是明朝的大清官，他有个五岁的女儿。有一天，海瑞看到女儿正在吃糕饼，就问糕饼是哪里来的。女儿说是家里的小奴仆给的。海瑞十分气愤地说：“男女授受不亲!你是女孩子，怎么能从男奴仆手里拿糕饼吃呢?假如你还要做我的女儿，你就不要吃饭了，你就饿死吧!”女儿果然不吃饭了，七天后活活被饿死[⑥]。
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这个传统能够一直维持下来?只有嫂子掉进水里的时候，你才可以违背这条规定，其他情况下你还得遵守它。我们这里不谈男女授受不亲这类具体的规定以及它的时代局限性，就讲规定本身。规定要不要遵守呢?任何规定一旦被确立，就已显示它是有合理性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我们无论作为父亲、儿子，还是作为领导、部下，都应当自觉地遵守特定角色下的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守国法、讲家规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只有特殊情况下，我们才可以灵活地对原则、规定进行变更。已经确立起来的规定，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大部分问题;但对于有些突发性问题，没有规定能够帮我们，我们只能依据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原则当机立断。
嫂子掉进水里这类事，你遇到过吗?比如你老婆问你：你妈与我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同样是至亲至爱之人，老婆、老妈都掉进水里了，先救哪一个?有人俏皮地说：假如由老婆提出这个问题，表明她的素质根本不适合做人家的媳妇;假如由男人提出这个问题，那它根本就不是男人应该提的问题。所以，先要救母亲，因为母亲是天下最伟大的人;至于老婆，等儿子去救，不就可以了吗?
老婆、老妈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哪一个，谁能给出标准答案?有人说：“我肯定会救的，但究竟先救哪一个，要看当时的感觉。人的感觉是一刹那、几秒钟的事，当时的行动和行动之前的感觉是最重要的。”这一理解相当符合孟子的精神。生死关头，人性本善，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生命第一、人性第一的不忍人之心。根源于这一片刻闪亮起来的不忍人之心，小叔子冲破规定的桎梏，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救了嫂子。虽然救老妈还是救老婆让人更为棘手，但只要你不假思索、义无反顾，无论先把谁救起，都是不忍人之心的体现。
瞽瞍杀人：要不要救父亲?
第三个故事的原文是：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13·35)
这个故事讲舜为什么要救父亲瞽瞍。即将掉到井里的小孩与我可能是陌生人，大嫂应该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父亲与我是有血缘关系的。从小孩、大嫂到父亲，他们与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舜是圣人，瞽瞍是恶人。从救小孩、救嫂子到救父亲，故事的情节越来越复杂。
有人问：“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如果瞽瞍杀了人，皋陶该怎么办?”意思是说：假如天子的父亲杀了人，法官该怎么办?孟子说：“法官得把他抓起来。”那人又问：“法官抓起来后，天子该怎么办?”孟子说：“那就不做天子了，把天子之位当作破鞋一样扔掉。然后，从监狱里偷偷救出父亲，一起逃到海边，快快乐乐生活一辈子，把做过天子的事忘个一干二净。”
舜的家庭主要成员有父亲瞽瞍、继母、同父异母的弟弟。父亲极其顽固，继母不近人情，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坏。他们对舜都不好，想方设法置舜于死地。回到古代，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成为圣人?标准很多，有一条绝对不能违背，那就是尽孝道、做孝子。舜生活在恶劣的家庭环境中，却竭尽为子之道，千方百计让顽固不化的父亲以及继母、弟弟过得好好的。舜是大孝子，是大圣人。
现在的情况是：父亲杀了人，舜该怎么办?舜是大孝子，又是天子，这是两个会打架的角色。从天子的角色看，舜不能阻止法官把父亲抓进牢里。接下来，走司法程序，一命偿一命。这是舜作为大孝子绝不能接受的结果。所以，从大孝子的角色看，舜不做天子了，成了劫狱犯，他把父亲从牢里救了出来，父子两人逃到海边住了下来。
舜窃负而逃是历史上的经典故事。为了救父亲，舜连天子之位都不要了，一般人做得到吗?在天子之位与大孝子之间，舜为什么抛弃天子之位，要做大孝子呢?父亲杀了人，法官抓起来了，而舜劫狱，这不是在与法律对着干吗?礼与法有矛盾，这是事实;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既问心无愧、又于理不亏呢?孟子设计的方案不是搞调和、折中，而是让舜破坏既定的法律，以礼抗法，做了劫狱犯角色下的大孝子、大孝子角色下的劫狱犯。孟子的方案对不对呢?
礼法关系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关系。一般认为道德是内在的要求，法律是外在的要求。这种看法的实质是道德与法律从外面来看我们。我怎么从自身、从里面看道德与法律呢?比如，我喜欢这个道德，我就会照着它做;我不喜欢这个法律，我就不会照着它做。从我的角度、从里面看道德与法律，有两种情形：我相信这个道德是好的、这个法律是好的，我就会照它的要求实践，这种观念是内在的，是我内在地看道德与法律;我不相信这个道德是好的、这个法律是好的，我就不会照它的要求实践，这种观念是外在的，是我外在地看道德与法律[⑦]。
舜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从里面看道德与法律呢?对于道德，舜始终是内在地相信的，并坚定地按照它的规定去做。他是大孝子，觉得做不做天子无所谓，但讨父母欢心，让父母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那是他的本分。对于法律，舜在一般情况下会照着做，而在特殊情况下不会照着做。一般情况下，舜既相信道德，又相信法律，都是内在地相信。特殊情况下，比如父亲杀了人、又被抓了，舜仍然内在地相信道德，但已不内在地相信法律。舜窃负而逃的故事表明：礼是高于法的，那些戕害天伦之乐的法律绝不是好法律。
中国古代社会是亲情社会。父亲犯了罪，儿子不能检举;父亲偷了东西，儿子不能告发。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13·18[⑧])父亲从外面偷了羊回家，儿子不能作证;但凡发生这类事，父亲必须为儿子隐瞒，儿子必须为父亲隐瞒。这种观点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父子相隐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的传统，目的是维护亲情，让亲情不因父亲或儿子做了不好的事，一下子被破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不检举、不告发，而是替你隐瞒——这是在维护伦理亲情;我私下劝你悔过自新，不再犯错——这又是在维护法律规定。在维护伦理亲情的大前提下维护法律规定，就是孔子说的“直在其中”。
对于孔子讲的父子相隐、孟子讲的舜窃负而逃，两千多年来有过很多讨论，并受到传统价值观的肯定。现代社会，亲亲相隐的传统价值观被否定。亲人犯了罪，非得让我到法庭作证，说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就犯了包庇罪。这样做的后果是：我觉得对不起亲人，其他亲人看我的眼神大变，以前的亲情关系难以维系下来。虽然我履行了法定义务，但我于心不安，心里不高兴、不愉快。有识之士把这类法律当作不尊重人性、与人性对着干的坏规定。
新世纪以来，哲学界重提亲亲相隐的现代价值，取得良好的现实效果。2012年3月14日通过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⑨]这条新增加的规定表明：亲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作证，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与自由!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传统，终于得到当代法律的认可。
人情大于天。如果把人情这一块全部抽掉，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家庭连人情都没有了，还要那几间房子、一堆钱干什么?亲人犯了罪，要受惩罚，却让另外的亲人作证，亲人会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因为他觉得连亲人都抛弃他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依靠、还有什么希望呢?再积极改造、重新做人，图个什么?所以，这条新增加的法律规定给了人情最好的辩护：人情是至关重要的，亲人之间的感情是至关重要的。从此，我们每个人有了一块受法律保护的小地方，却可以像舜窃负而逃的时候那样——不内在地相信法律。亲情被救起来了，还有什么救不起来呢?
“遵海滨而处”是不是说舜与瞽瞍来到另外一个国家，不再受以前那个国家的管束?海滨是化外之地吗?这个海滨到底在哪里?它肯定不是指具体的地方。如果说它在某个地方，我只能说它在我们心里。孟子没有讲法官是否带着人马，追到海滨来抓舜与瞽瞍。为什么没有讲?因为在法官看来，我也是父亲的儿子，我把孝也看得这么高;假如我父亲杀了人，我也只能走舜窃负而逃的路。所以，这个海滨不是另外一个国家，不是化外之地，而是人类理想社会的隐喻。
孔子做过鲁国的大法官。他觉得做法官的最高理想是“无讼”(《论语》12·13)，社会和谐到没有官司可打，世界不再需要法律，人们生活得十分美好。在孟子心中，海滨是没有法律的地方，那里只有亲情、人性。从“无讼”到海滨，前圣、后圣一也!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人类历史发展到最高、最后阶段，国家会消亡，法律等国家机器会消亡，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不会消亡，哲学不会消亡。展望理想社会，东圣、西圣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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