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描写正确的评价
汉武帝登基时仅仅十六岁，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衰竭的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汉武帝的评价1
婕妤益贵幸，号昭仪……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嫕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邪?”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帝病缓弱，大(太)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眘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扺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裛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
看了上面的内容，也就难怪清嘉道间人周中孚曾感叹说，《赵飞燕外传》“其文固不类西汉体，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转援引，本属常事，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我想绝大多数《通鉴》的读者都会像周中孚一样，为司马光采摘这种“不能为外人道”的情色读物作史料而惊诧不已。
王祎对司马光采录《赵飞燕外传》这一谬误的批评，在明代后期，有胡应麟亦秉持同样看法，感叹其事“诚怪”;在清代，不仅如上所述，得到了周中孚的认同，在周氏之前，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亦完全采纳了这一见解，以为其“考证辨别，皆为不苟”。后来袁枚也曾举例指出：“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无之，而《通鉴》乃采唐人小说《天宝遗事》以入之，岂不知《天宝遗事》载张嘉贞选郭元振为婿，年代大讹，何足为信史耶?”因而，这种情况理应引起后世学者重视，审慎对待其源出于正史等基本史料之外的记述，对其可信性有所警觉。
汉武帝的评价2
晚近以来，中国专门论述《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如崔万秋《通鉴研究》、柴德赓之《资治通鉴介绍》等，不仅未能识及于此，而且还往往片面强调司马光别择史料精严不苟的一面，而完全没有提及《通鉴》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崔万秋《通鉴研究》称“《通鉴》仅采正史及稗官之可信者，且参考同异，别为《考异》，以辨正谬误”，“光自身对于修《通鉴》事，既‘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且‘抉择隐幽，校计毫厘’，决不肯稍有假借”。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也认为“《通鉴》这部书之所以写得好，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材料的选择上很有分寸”;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其“选材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其他通论性史料学著述，如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也称赞《资治通鉴》的取材“在广博的基础上又极为精审，每一史实都是以严谨的态度，自多种史料中选定其最可靠者而从之”。此等论著的流行，更容易蒙蔽读者只见其积极的一面，而完全不知道《通鉴》书中还有与其绝然背戾的另一种面目。田余庆以为“古今史界公认”《通鉴》取舍史料无征不信，且严谨不苟，恐怕也是受此谬说所累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
汉武帝的评价3
相比之下，日本学术界的情况，就要比中国好很多。前述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统》初版印行是在昭和十四年亦即1939年12月，但在此前很久，内藤虎次郎在大正年间的授课讲义中，已经专门论述过《资治通鉴》编纂过程中的主观取舍倾向问题。在内藤氏去世十五年以后的昭和二十四年，亦即1949年，相关讲稿以《支那史学史》为题，正式出版发行，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内藤虎次郎在书中着重指出：
作为其著述思想的体现形式，与所谓“书法”相比，司马光更为注重史实。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宋祁、欧阳修等人有明显差异……不过，在另一方面，司马光也有着与欧阳修等人相似的著述思想，这也是当时的史学风尚。在“史略”性著述当中，像《册府元龟》这样的著述，尽管是杂陈类聚相关史事，但其择取材料的对象却很严整，即主要依据正史和实录，不取野史小说。与这种特色相反，《通鉴》巧妙地利用了野史小说，特别是时代比较晚近的唐朝的野史小说，由于存世数量众多，更被大量采用。就这一点而言，《通鉴》的编纂依然体现出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同样的倾向。有人主张历史并非案牍和文书的排比，应当以某种象征性的观念作为主干，《通鉴》和《新唐书》就颇能体现这样的倾向。毋庸讳言，《通鉴》在这一点上往往会导致失误。例如，《通鉴》在记述汉成帝诏命赵飞燕姊妹入宫而对其加以宠爱的时候，写道宫中有披衣博士淖方成，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此说出自《飞燕外传》，是六朝时代的小说……采录这一说法，就可以说是一个失误。不管怎么说，在实录和案牍之类的表面材料之外，试图通过野史小说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内在生活，这是《通鉴》和《新唐书》共同的著述追求。
汉武帝的评价4
清人赵翼撰《廿二史札记》，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由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同时人钱大昕赞誉赵翼此语，称“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来未有能见及此者矣”，不知所说“颜师古以来”是否暗含有司马光修《通鉴》时大量援据“稗乘脞说”的做法。读到司马光上述论述，尚可清楚知悉，以纯客观的学术眼光来看，《通鉴》援用杂史小说之诸多失当，并非吴缜所说未加精择的问题，而恰恰是司马氏自以为“高明”地加以“鉴择”的结果，即为体现其政治期望而刻意为之，实可谓“别出心裁”。过去高敏曾经撰文指出，司马光在记述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时，就是刻意择取唐代初年人杜宝所撰稗史《大业杂记》当中一些颇为片面的说法，而对《隋书·炀帝纪》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正确记载视而不见，从而达到全面贬抑隋炀帝的目的。
汉武帝的评价5
司马光本人对《赵飞燕外传》和《汉武故事》这样的小说故事“语多妄诞”并非缺乏了解，那么，他又为什么还要将其写入《通鉴》呢?这只能是如“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所示，编录旧史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用来惊醒当政者，以期有资于世道人心。所谓“女祸”是宫廷政治中最容易发生、而帝王需要时刻警惕的严重危险，“祸水灭火”之说，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存亡，触目惊心，亦生动异常，从而才被司马光用它非常自得的“高明”手法，强行采入书中。至于汉武帝之是否“罪己悔过”，亦关系到根本国策的正误是非，特别是与宋朝的政治现实具有密切关系，同样也是需要费心处理的重要问题。
昔胡三省注《通鉴》，已经指出司马光针对唐代李德裕和李宗闵的党争问题而生发的有关“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的议论，乃是针对当时党派斗争的现实，“为熙(熙宁)、丰(元丰)发也”。实际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体现其现实政见的形式，并不仅限于直抒己见的史论，而如同其贯穿全书的基本手法一样，更多地是把他的施政主张，寄寓于史事的记述之中，亦即所谓陈古证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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