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对整个古代历史有什么影响
我们历史中的汉武帝是个具有丰功伟绩的皇帝，那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衰竭的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汉武帝的评价1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行三铢钱……秋七月，诏曰：“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其省万人。罢苑马，以赐贫民。”……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曼，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议宜击……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略三千余人。遣将军卫青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获首虏数千级……三月，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祗而不解。其赦天下。”……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汉武帝的评价2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礻亶，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汉武帝的评价3
显然，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重点评价内容放在封禅方面，强调了帝王权威在当时的社会的表现，以及人们对皇权的认知。通常情况下，人们一向认为司马迁刻意丑化汉武帝的形象，但在《孝武本纪》的赞语中，我们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尽管司马迁的文字描述凸显了汉武帝对无上权威的崇拜和好大喜功的虚荣，但从另一种角度说，封禅往往被视为帝王权威合法性的象征，而司马迁在本文结尾处的赞语中并没有否认这一点，至少没有对汉武帝进行口诛笔伐。尽管司马迁在文章中表达了对汉武帝种.种缺陷的讽刺，但同时也肯定了这样一个结论：封禅行为的背后蕴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是治国臻于最高理想的仪式标志，也是国家祭礼系统的顶点，应当处于无限延宕的状态，并形成一定的礼治模式。因此，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描述并非全是贬义，的确达到了客观公正。
相比之下，班固在《汉书》中的文字显得更加厚道，他用许多褒义词汇将汉武帝捧为圣人，在“赞曰”二字之后，班固用焕焉、洪业、三代之风、雄才大略等词语突出汉武帝能力之强，并将其作为后世帝王的楷模，与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堪称天壤之别。这种写作方式和语言表达和《史记》所体现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反，而思想格局和批判精神显然低于《史记》。尽管不能因此确定班固刻意夸大汉武帝的才能和功绩，也不能说班固刻意扭曲事实，但终究采用了春秋笔法，不能排除有歌功颂德的嫌疑。
汉武帝的评价4
第一，司马迁和班固的个人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不同。司马迁更像是一名拥有先秦古风的大学问家或名士，他对仁政和民本思想格外重视。从他对陈胜、项羽等人的描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将皇权专制视为理所当然，也不认为真理的解释权在帝王手中，所以司马迁才会借陈胜之口说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也正是因为司马迁对严刑峻法持反对态度，因此才会间接批判商鞅和秦始皇等崇尚法治之人，并且在《酷吏列传》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进行严厉的抨击。例如，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严刑峻法盛行、酷吏大行于世的讽刺，其目的是劝谏汉武帝恢复汉初宽缓的政治局面，正本清源，以德治国。 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孟子的仁政思想，侧重于先秦儒家的道德理念，在思想大一统的汉朝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班固在思想或价值取向方面比起司马迁无疑要逊色一筹，他生活在东汉时期，社会背景和西汉初期已是截然不同。民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在被汉武帝和董仲舒合谋扭曲篡改之后，再加上光武帝时代的谶纬之学滥觞，东汉的人文精神在气节和风骨方面已经明显大不如前。班固持正统思想与经义眼光来评价作为正统的先代帝王，种.种描述体现着班固以经学思想为核心的价值尺度，其目的是为了宣扬汉德、匡正汉主和挽救时弊。因此，受主流价值观影响，班固比起司马迁，必然会多一些忠君思想和儒家的伦理道德。
第二，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司马迁的生活年代距离汉初不远，思想文化比起后世更有开放性以及思维活力。尽管汉武帝将学术控制在专断政治之下，并通过表章儒术与收集遗书等手段来粉饰太平，牢笼英雄和统一思想，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大背景仍然处于国力上升阶段，并且在很多领域呈现出强势崛起的趋势，因此，文化专断与思想扼杀在汉武帝时代并没有真正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汉武帝之前的中国社会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文明，民众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文明体系的影响之下完全可以保持原始与朴素，这一时期的史官也完全没有必要去粉饰太平或者歌功颂德。按照西北大学孙皓晖教授的说法，这种最为原始朴素的民族精神可以被称作“原生文明”，这种文明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摆脱自发生存状态，进入自觉生存的第一生命载体，以及理性生存阶段的社会创造。因此，作为私人修史的文学家而言，司马迁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思想独立性，并且能够对当时恶劣问题持批判态度。
汉武帝的评价5
从这种角度分析，《史记》的成书必然处于思想动荡的年代，它的人文精神更侧重于对国计民生的思考，而不是后世腐朽的儒家伦理道德。尽管《史记》的字里行间带有司马迁个人浓厚的主观色彩，以至于让读者更倾向于将《史记》列为文学作品而非史学典籍，然而《史记》中的批判精神恰好是对当时社会最真实的揭露，它反映了一个庞大帝国在强势崛起的背景之下，有多少类似与宗教信条般荒诞不经的理论来维持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滋生了多少客观现实问题与阶级矛盾。与之相反的是，班固的生活年代相比于司马迁的生活年代，其时代背景、文化氛围，以及是非标准的评价方式都有明显的差别。和之前不同的历史时期相比，东汉的文化格调明显缺乏之前战争年代的阳刚之气和斗志争心。具体而言，在东汉儒家经典谶纬化解说的大背景下，班固粉饰新朝与西汉的血脉接续关系，运用的理论就是已经完全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的滥觞反而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学术语言的严谨性。《汉书》和《史记》相比，在语言表达上似乎更具有真实性，而不同于《史记》中类似于小说的表达;此外，尽管班固从司马迁的作品中提取了不少现成的文字，却也通过比较和《史记》形成互补关系。例如，《汉书》增述了事件因果与人物,整合成了"太子无辜"这一评价点,并以此叙述出凶手与原因。也就是说，在东汉意识形态明显衰弱的情况下，班固仍然可以发挥出一定的学术造诣，并将《汉书》的创作作为一个时代的史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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