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红楼景点导游讲解词(2)
主席台正中布置的一面旗帜，叫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的军旗。十八颗黄星，是代表山海关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是鲜血，黑色是铁，是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省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即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
在台口右边有一张图片，反映的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鄂期间，受到湖北各界欢迎的情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就首先到湖北访问。4月10日这天，孙中山在此发表演讲。
外交部的设置是鄂军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重要标志。各位知道，只有一个主权国家才有外交部。在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鄂军都督府实际上在军事、外交等方面行使中央军政府的职权。它通过外交部对各国发布照会，宣示革命政权的政策，以取得各国的外交支持。这份《中立布告》，是鄂军都督府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军政府成立之初，就给汉口的五国领事发布过外交照会，呼吁承认中华民国，但五国迟迟不答复。直到10月17日民军和清军在汉口刘家庙展开激战，民军大获全胜，这时，五国看到革命党人力量强大，就联名发布了一纸布告，承认民军是和清军对等的军事实体，他们保持中立。这份布告实际上承认了民军的地位，对清王朝是一个打击。当然，这份布告也只是一纸空文，五国后来在暗中支持袁世凯，帮助袁获得了总统的宝座。胡瑛曾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都督会客室和都督会议室是黎元洪在红楼活动的重要场所。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问武汉，曾在都督会客室会见过湖北军政界人士。黎都督起居室是黎元洪任都督之初的住所。黎元洪(1864--1928) 字宋卿，是湖北黄陂人。今天汉口有一条黎黄陂路，就是纪念黎元洪的。黎元洪原来是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为借重他的声望，武昌起义第二天，革命党人推举他作鄂军都督府都督，开始黎元洪态度强硬，不愿与革命党人合作，被安置在这间屋子里。他不吃不喝，象个“泥(黎)菩萨”。后来因为武汉三镇光复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黎元洪转变了态度，同意出任都督。
侍卫官室正对黎都督起居室。侍卫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都督的安全保卫及饮食起居。最初几天实际上是执行软禁和监视黎都督的职责。
顾问官室和秘书官室是都督黎元洪的咨询幕僚机构和重要的办事机构。革命党人宋教仁曾在秘书官室起草了著名的《鄂州临时约法》，《鄂州临时约法》是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典，它成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军事会议室是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的专门场所，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在此形成。阳夏保卫战中，黄兴曾在此召开过军事会议。墙上有一幅地图，反映的是当年阳夏战争的形势。其中红蓝线代表两军运动路线，可以看出汉口、汉阳两地是当年的战场，而当年的汉口称为夏口，所以这场战争简称阳夏战争。
参谋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其职责为辅佐都督，制定作战计划。都督府草创之际，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总监察长室和各部稽查长室的设置则反映了当时革命党人良好的精神风范。首先我们从刘公说起，刘公是湖北襄阳人，出身于巨富之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并创办了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1910年回国，家里人交给他两万两银票，叫他去北京捐一个道台，也就是去买个官，但刘公将这笔巨款无偿捐给了武昌起义的指挥机关，用作购买枪械和起义的后勤保障经费。鉴于他资深革命党人的地位和为武昌起义做出的贡献，起义前在推选未来的政府成员时，刘公被推为政府。但最初组建的鄂军都督府中没有刘公的位置，有人就为他抱屈，刘公却不以为然，认为革命的目标已完成，应该让贤者执政，自己退居一旁进行监督就可以了。他“功成不居”的风范为大家钦佩，所以推举他为总监察长。
蔡济民是武昌起义的军事指挥人员，他带领一支部队攻进了湖广总督署，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起义后被公推委用为各部稽查长，蔡济民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后来在护法斗争中为地方军阀所杀。黄兴称赞他是“鄂省军中之巨擘”。所谓“巨擘”，就是可以竖大拇指的人物。 民政部不同于今天的民政部，它是相对于军政而言的，其主要职责为负责地方行政事务，部长相当于今天省长的职权。这张照片中的人物叫汤化龙，是原湖北咨议局议长，当年正是在红楼办公。武昌起义成功后，汤化龙约集原咨议局的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人、旧军官联合组建了鄂军都督府，并被推为民政部首任部长。
军令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四部之一。主要职责为秉承都督命令，发布军令，调遣军队。都督黎元洪曾经兼任过军令部部长一职。
军务部主要负责军务行政、军队后勤工作。革命党人孙武、张振武曾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后来蒋翊武也出任过军务部副部长一职，“首义三武”均汇集于此部。
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此陈列分为七个部分，以九个展厅全景式地展现了武昌起义历史。
序厅正面弧线是一组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群像。主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画面下方的一行立体字是提示我们永远铭记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人物像下方影像是取材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反映的是湖北新军攻占湖广总督署的场景。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也未能逃过列强的魔爪。自18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始，德、俄、法、日等国也相继在今天汉口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建立租界。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对湖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封建专制统治也日益深重，在双重压迫之下，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面对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一位。这位张公是推动湖北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人物。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在湖北开始推行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
其主要措施有三条：一是办工厂。最有名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 二是练新军。甲午战败，张之洞深受刺激，认为军力不强是致败之因，所以开始在湖北编练一支有别于清八旗的“新”军。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新特点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读书人当兵，投笔从戎在当时竟成为时尚，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鼓动新军起义埋下了伏笔。到张之洞离任时，他给湖北留下了两支部队：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共计约1万5千人。 三是兴教育。人才的匮乏也让张之洞痛心疾首，新政期间，张之洞开办了许多以传授西学西技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当时流传一首《学堂歌》，其中有一句说：“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以说明湖北教育的兴盛。张之洞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远涉重洋赴日本、美国、西欧求学。其中尤其以派赴日本为多，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湖北籍人数位居第一。后来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和吴禄贞等都是张之洞派到海外的留学生。
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观上为中国的变局准备了条件。清末湖北的反清革命发端于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首领为唐才常、傅慈祥等人，他们密谋发动“勤王”运动，以逼迫慈禧太后归政光绪，推行君主立宪制。但事败，唐、傅被杀。吴禄贞也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失败后远赴日本，得以侥幸逃脱。在日本他与其他留学生有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他们或创办报刊鼓吹革命;或接受指示，回国起义;或创办革命团体，联络同志，发动军队。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张难先、朱元成、吕大森、曹亚伯等志士组织之下成立了。这幅画中昂然卓立的年轻人，名叫王汉，是科学补习所重要成员。他奉行暗杀主义，认为杀掉几个清廷大官就可以动摇清朝统治根基;于是乔装改扮，追杀清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铁良，可惜射术未精，结果以身殉义。他在临行前，给新婚八个月的妻子留下一首绝笔诗《别内》，最后两句是“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表现了王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王汉牺牲时，年仅23岁。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革命团体是日知会，首领是刘静庵，后来遭叛徒告发，日知会遭政府查禁，刘静庵被捕入狱，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张难先在刘静庵牺牲后，请画家张善子画了一幅刘静庵画像，以寄托自己的追怀之情。后来张难先还请了许多民国的名人在这幅画像旁题辞，右上“正气长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题写的，“英威不朽”则是书法家于右任的手笔。 日知会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十几个革命团体，并在辛亥年间，逐渐归流为两个齐头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社长是湖南人蒋翊武，湖北共进会会长是汉口人孙武。两个团体都坚持以发动军队投身革命为革命方略。经过湖北众多革命团体的努力，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有5千多人加入了革命党。
1911年夏秋间，四川省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派军队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第3l标及32标1营在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带领下，赶赴四川。湖北武汉城防相对空虚，这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的信心。而这时，在上海由宋教仁、谭人凤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抛开门户之见，合而为一，组成统一的临时指挥部，策划起义，他们的起义计划得到了黄兴的赞同。革命党人为起义预备了军旗、印信、钞票，只待时机成熟。武昌起义的爆发和一件突发事件有关，这就是宝善里炸弹案。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屋内浓烟滚滚，引来俄租界巡捕的注意，他们将房间团团围住，搜出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及革命党人花名册，并将其送交湖北当局。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四闭城门，按名册捕拿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当晚相继被捕，10月10日凌晨，三人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了，晚八时，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响起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在共进会代表熊秉坤带领下冲出营房，奔赴楚望台军械库，领取枪弹，并推举吴兆麟为起义总指挥。吴兆麟下令打开中和门(也就是今天的起义门)，迎接炮队进城，并兵分三路，围攻清督署。经一夜激战，督署被炸成一片瓦砾，湖广总督瑞澂仓皇逃窜到“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在督署被攻克时也望风而去。次日凌晨，十八星旗插在了警钟楼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0月11日起义士兵簇拥至湖北咨议局，在此推举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都督府成立后即以“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布文告，扩大影响，并照会驻汉各国领事，请其“严守中立”; 同时发布一系列革除时弊陋习的文告如禁蓄辫令，禁缠足令等。这张剪辫子的照片各位看过后，可能会一笑置之，以为只是简单的移风易俗运动。实际上，这在当时包含深刻的政治意义：男人脑后的辫子和满清入关大有联系，清初，皇帝为强化对汉族地区的统治，颁发了一道薙发令，主要内容有十个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从此，汉族男人就蓄起了这根屈辱的辫子长达260余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上街剪辫子就表明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并与之彻底决裂。黎元洪同意就任都督一职时，就剃了个光头表明态度。
武昌首义消息传出后，次日汉阳、汉口相继起义，汉口还成立了以詹大悲为首领的汉口军政分府;省内汉川的梁钟汉发动起义，随即刘英、刘铁兄弟在京山发动起义。由于荆州是八旗驻地，革命党人以武力光复荆州城。
对于武昌首义的消息，清廷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水师提督萨镇冰统领水陆大军分途并进，直抵武汉;并重新起用在洹水垂钓的袁世凯，委以重任，全权指挥水陆各军进攻武汉。
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军备战。武汉市民踊跃投军，不满三天，即募集到3万人，未经训练即开赴战场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杀。这件血衣是敢死队队长黄祯祥当时所穿，左右衣袖上各绣有“九月初六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初七日与敌大战抢炮三尊敌弹如雨枪伤右肩今共和成立以作纪念”。这件血衣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革命军浴血奋战的英勇气概。由于民军依托汉口街巷处处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竟悍然下令放火焚烧汉口，使繁华街市，变为一片焦土。
革命领袖黄兴在香港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一路乔装改扮，乘船赶到武汉，抵汉受到武汉军民的热烈欢迎，黄兴不顾风尘劳苦，立即带领参谋人员赶赴前线，部署对清军的反击战。其后，军政府在阅马厂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仿效秦汉之际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典故，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一职，负责阳夏战守事宜。这座由天津泥人张制作的黄兴蜡像反映的正是当年都督拜将的情景。在这里有一张唯一的女性照片，她叫张竹君，是上海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昌起义期间，她组织了一支民间医疗队，准备奔赴阳夏战地，正好此时黄兴来到上海，苦于无法安全迅速赶到武汉，就请张竹君医生帮忙，张竹君将黄兴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医生，随船带到武汉。到汉后，张竹君则带领医护人员出入战场，救护伤兵、收殓尸体。这块“国殇”碑就是当年红十字会所立。
在训练有素的清北洋军强大攻势下，民军节节退守，11月27日汉阳失守。阳夏战争虽以清军得手阳夏、民军退驻武昌而告终，但民军以万余人的身躯，血战坚守4l天，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时间，并吸引了清军的主力，所以“败中寓胜”。
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响应，最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其后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相继光复。各省起义领导者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有率敢死队光复杭州城的蒋介石。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于1912年2月12日黯然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清朝黄龙旗残损滑落，而被颁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五色旗则冉冉升起，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共和新时代。五色旗的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当时中国的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象征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直至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中。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没有武昌起义，没有辛亥革命，也许今天在紫禁城里还端坐着一位皇帝，男人的脑后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女同胞们则要把脚裹成三寸金莲。在服饰上也能看得出那场革命带来的变化，孙中山给中国人贡献了一套中山装，西服也自辛亥后慢慢在中国流行……这些都是以武昌起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功劳。由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强题写的“民国之门”四字，是对鄂军都督府旧址在辛亥革命中地位的最好的评价。
看完了整个展览，中山先生的哲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想必能引起各位心中的共鸣吧!
武汉红楼导游词篇三
大家好，趁现在还没到达红楼，我先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红楼的概况。
作为“九省通衢”、“南北枢纽”的华中重镇，武汉在军事上具有扼险控要的重要地位，推翻二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是从武汉开始改变中国历史的行程，武汉因此被称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
近一个世纪前的1911年是中国旧历的辛亥年，一年伊始，反清起义便接连不断。继4月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后，5月四川发起了保路运动，以孙中山、黄兴为领袖的同盟会在武汉秘密建立了中部总会，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10月9日，负责军事组织的孙武在俄租界配制炸药不慎引爆，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名册、印信被抄，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出走。十日晨，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被捕遇难。在此危急关头，新军中革命党人主动联络，决定按原计划立即起义。晚上8点多钟，新军工程营、辎重营首先发难，首先是工程第八营的几个士兵拒交子弹，打死了前来镇压的反动军官，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工程营夺占了楚望台军械库，推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各营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当晚，起义军兵分三路向总督署及第 8镇司令部发起进攻，炮击总督署，湖广总督瑞徵、第 8镇统制张彪仓皇出逃。11日天亮后起义者便占领了武昌全城，革命党人的“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在黄鹤楼上。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汉口、汉阳的新军也起义占领了两镇，同日，武昌成立了军政府。当时孙中山还忙于在海外筹款，黄兴也未赶到，由于变起仓促，群龙无首，起义士兵们硬把一个毫无革命思想的协统(旅长)黎元洪搜出来——民间称作“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用手枪逼着他当了都督。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结束了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虽然后来又在各地冒出了无数个割据称霸的“土皇帝”，但在摧枯拉朽的革命洪流面前无异螳臂挡车，中国历史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只有十几天或几十天的寿数。辛亥革命成就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武昌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而千古留芳。
在武昌的首义路南端，阅马场北端的绿荫丛中，掩映着一组红色楼房，因为它红墙红瓦，武汉人亲切的称它为红楼，这就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旧址。整个院落占地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红楼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其前身是清政府为了玩弄“立宪”骗局而设立的湖北省谘议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云集湖北省咨议局，宣布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宣布废除清宣统年号，号召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从而开启了划时代的“民国之门”。
红楼前建有碧樟广场和花坛喷泉，广场中央耸立着1931年铸造的孙中山铜像，先生身着长袍马褂，左手执杖，右手持帽，面南而立。凝视远方。南端有黎元洪拜黄兴为将的“拜将台”纪念碑，碑作方型，四面中突，顶呈锥体，锐利向上，有一种“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气慨。红楼纪念馆的墙上悬挂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亲笔题写的“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匾额。红楼的主楼为红色砖木结构二层楼房，面阔73米，进深42米。建造型式仿照西方国家的行政大厦，风格典雅庄重：花岗石砌台基，红砖砌墙，廊前列柱起券，檐下饰飞头，檐上压以女儿墙。外墙砖砌，间饰附加假柱、柱头和垂花、垂禾、束莲等图案。红瓦覆顶，屋顶正中矗立“圭”字形望楼(原为穹窿顶式，于1911年12月1日被清军炮弹击毁)。主楼平面呈“山”字形，门前有突出的门廊和回车道，前方及两翼为门厅和办公室，后方正中为会堂。
纪念馆内复原了军政府大门、军政府会堂、黎元洪起居室和会客室、孙中山驻鄂会客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的会议室和宋教仁起草《中会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的军政府秘书处等一系列场馆，再现了当年神秘而又庄严的的历史场景，而凝聚其中的那种紧张而又热烈的战斗气氛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来访者。大量详实的史料，生动地反映了武昌首义和辛亥革命，不仅可以增加参观者对民国史的认识，更增进对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一本《孙大总统伦敦蒙难记》虽然写得有声有色，但却淡化了中山先生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中山先生为推翻封建帝制，远涉重洋宣传革命，潜心着意地营造组织建设，还直接领导了钦廉二州和黄花岗的反清起义，确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武昌首义成功，自然首推孙文。武汉人对黄兴评价甚高，至今尚有黄兴路、拜将台，在黄鹤楼剧场的山腰上还有黄兴的纪念铜像，江城人民没有忘记他在群龙无首而墨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关头赶赴武汉，没有忘记他在阳夏保卫战中“受命于危难之时”、呕心沥血于共和大业，没有忘记他在辛亥革命中追随中山先生的屡建奇功和创建成民国的不辞辛劳。
1911年9月25日，辛亥革命“荣县独立”，成立军政府，行使军、政、财、文大权。军政府设在县署衙内。今旧址(即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后面)，由旧县署的三堂、后堂及两边的厢房组成三合院。系木结构，穿斗梁架，单檐悬山式屋顶。两堂合在一起，前有廊，廊宽1.6米。总占地700平方米。今为辛亥革命荣县独立历史陈列室，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陈列馆正厅檐上有胡耀邦题写“辛亥革命首义荣县军政府旧址”的匾额;厅内正面，挂有吴玉章、龙鸣剑、王天杰、蒲洵的肖像;文物有木板“水电报”(复制品)、马刀、铁矛和历史文告、照片等。院内植有花草、树木，环境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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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现在请大家随我一起下车参观!
大家请看，我们面前的这幢建筑就是鄂军都督府的旧址，也是纪念馆的主体建筑。它最初是清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建筑风格是模仿西方议会大厦的。楼前是同心广场，寓意是“两岸一新，和平统一”;楼后是议员公所;还有东、西配楼，其中东配楼专管陈列辛亥文物300余件，许多都是世界罕见的珍品。
我们今天主要参观的是纪念馆的两个基本陈列：一个是以红楼为载体布置的《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另一个则是布置于西配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记陈列》。
好，现在就请大家随我一起进红楼参观《旧址复原陈列》吧!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鄂军都督府的会议厅了，它原来是咨议局的议事堂。在主席台正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面旗帜，它叫做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的军旗，民国成立后，十八星旗被搬定位民国陆军军旗。旗上十八颗黄星代表的是山海关内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是鲜血，黑色是铁、是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十八个省份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用“铁血精神”即武力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十八星旗左边的这份文告是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后发布的第一份文告，它的发布对于稳定人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台口右边有一张图片，反映的是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访鄂期间受到各界欢迎的情景。1912年4月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就首先来到湖北访问。4月10日这一点，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发表了演讲。
这里是外交部，革命党人胡瑛曾任部长，它是1911年10月25日后鄂军都督府所设置的九部(军令、参谋、军务、内务、外交、交通、理财、司法、编制)之一。它是鄂军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重要标志。军政府成立之初，曾给汉口的五国领事馆发布过外交照会，呼吁承认中华民国。但五国却迟迟不给答复。直到10月17日，民军和清军在汉口刘家庙展开激战，民军大获全胜之后，五国这才看到革命党人的力量强大，于是就发布了一纸布告，承认民军与清军是对等的实体，他们保持中立。这份布告实际上是承认了民军的地位，对清王朝是一个打击。当然，这纸布告到后来也只是一纸空文，因为五国后来在暗中帮助袁世凯获得了总统的宝座，由此可以看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是十分不愿意看到中国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西配楼参观一下“武昌起义史迹陈列”， 它分为七个部分、九个厅。从清朝末年的武汉、武昌起义的孕育、到武昌起义的爆发、鄂军都督府的建立，再到民国的肇建，和现在武汉首义的纪念。全景展现了武昌起义的历史和影响。
鸦片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也未能幸免。自19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后，德、法、俄、日等国也相继而来。他们以租界为据点，对湖北进行政治、军事、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封建统治的危机也日益加深。面对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挽狂澜于既倒，他在湖北开始推行耸动中外听闻的“湖北新政”，主体思想就是“中体西用”，就是用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思想为根本，以西方先进的科技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甲午战败后，张之洞深受刺激，为了加强军力，他开始在湖北编制“新军”，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特点以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读书人当兵，投笔从戎在当时竟成为一种时尚，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鼓动新军起义埋下了伏笔。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观上为中国的变局准备着条件，而革命党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走上了更加务实的道路，很多革命党人都投身于起义，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5万人中有1/3是革命党人。中国导游吧整理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随即成立鄂军都督府，推举原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并发布公告，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清政府闻讯后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水师提督萨镇冰统领水路大军分途并进，直抵武汉;并重新起用袁世凯，委以重任，全权指挥水陆各军进攻武汉。军政府成立以后立即扩军备战，武汉市民踊跃投军，不足3天，即募集到了3万人，未经训练便赴战场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杀。由于民军依托汉口街巷处处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竟悍然下令焚烧汉口，使繁华的街市变成一片焦土。
革命党人黄兴听到起义消息后，一路乔装打扮，乘船到武汉，部署对清军的反击战。其后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略总司令一职，负责阳夏保卫战。这座由泥人张制作的黄兴蜡像反映的正是当年都督拜将的情形。这场战役虽然以民军退驻武昌而告终，但民军以万余人之身躯血战坚守14天，为其他各省的独立减少了障碍，赢得了时间，可谓是“败中寓胜”了。
武昌起义得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相应，最先相应的是湖南和陕西，随后江西、山西、云南等各省也相继光复。1911年，孙中山自海外归来，1912年元旦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告终。
作为“首义之区”的武汉，今天还能找到那场革命带来的印记;首义遗踪处处，纪念设施种种。孙宗山的孙子孙志强先生在红楼参观时提笔写下了“民国之门”四字，由此可见鄂军都督府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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