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县小吃发达史

邓世奇，1992年“逃标”离开沙县，经营小吃致富

如果没有当地民间融资的崩盘，就没有人“逃出”沙县;没有人“逃出”沙县，就没有沙县小吃的盛行;没有沙县小吃，也就没有现在的沙县。

小吃，曾经只是一根稻草，是“逃标”者的稻草，是山区农民的稻草，也是小城政府的稻草。狠狠抓住了，它就变成了钢筋。

最早抓住这根稻草的邓世奇，已经是沙县小吃界的传奇人物。而在19年前，他只是一个狼狈的跑路者。

·一·

邓世奇，大背头，大眼睛，微胖，皮肤很好，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在他临湖的办公室里，我很难想象，19年前，他跑路前的窘迫。

1992年2月的一天，邓世奇决定跑路。

他买了两张去厦门的火车票，带着老婆和五千块钱。他当过兵，很熟练地打了两个军包，里面有被褥衣服，还有鸳鸯锅、木槌，这些是做沙县小吃的必需品。

三个孩子留给了岳父，最大的已经12岁了。岳父每个月有28斤粮食和60块钱的工资。

他们不知道出去能怎样，“十几万的债，预计到孙子辈才能还清。只能跑。”

家里的日子本来过得很好。邓世奇在县城影楼搞摄影，每个月工资300块，当时算是高薪。老婆在县城开着两家店，卖鞋子和毛线。一个月下来，家里能收入一两千块。

几年来，他们都把这些收入放进标会，还能收到不少的利息。

标会，是沙县当地的传统，有几百年的历史。最开始是“互助会”，哪家办红白事，几十个人投点钱互相帮助，收回钱的时候获得一些利息。后来“互助会”发展为专门的“标会”，成为一种民间融资形式。

标会比从银行借款更快捷，“叫标”(融资)的人能迅速融来一大把钱，按月还钱压力不大，参与标会的，也能快捷地以钱生钱。邓世奇小时候，村里标会的金额是一股五块钱。后来逐渐涨到几十块。等到1989年他第一次入会，一股最高涨到300元。

标会盛行与沙县的交通位置不无关系。横穿县城的沙溪河直通到福州，连接闽西北各地。早些时候，陆路交通还不方便时，周边的县市买盐巴必到沙县。因为，只有这里的沙溪河通到沿海福州，运来盐巴。所以，当地就有“搞贸易”的传统。“一个麻袋，一杆秤”就开始走街串巷。做生意没本钱，就靠标会来融资。

1990年，县城搞“旧城改造”，邓世奇的老房子换来了一块地皮。他又多加入了几个标会，希望收到更多利息，在县城盖个房子。投入标会的钱，有很多是他向亲戚朋友借的。

1991年底，邓世奇第一次“叫标”，从一个“天天会”里融资来了一万多块钱，准备扩大经营。钱刚到手，就被会长要走了九千。第二天，这个会长跑了。

“呆住了，束手无策。”邓世奇说。

没过多少天，邓世奇参加的其他29个标会都出问题了：会长跑掉，投进去的钱要不回来，借别人的钱还不上。邓世奇投在标会里的钱有十五六万，外面欠着亲戚朋友十一二万。这一年，沙县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崩会”。

崩会的原因与沙县的另一个传统有关，赌博。邓世奇说，“沙县是赌城。”

几百年来，标会和赌博原各不相干，但从1990年，一些赌徒开始进入标会，标会的性质开始改变。标来的钱，不再用于应急或做生意，而是被赌徒整麻袋整麻袋拿去赌博。赌输了，老传统“月月标”，发展成了“天天标”。直到资金彻底断了。1991年，沙县八大会头纷纷出逃。标会，瞬间崩溃。

春节前，邓世奇把两家店盘出去，得到3万多块钱，还了一些必须要还的债，剩下5千块。接下来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跑”。

和邓世奇一样背上巨债的还有一大批人，沙县夏茂镇在一年前就开始崩会了，1990年就有人陆续跑了。

跑出去干什么?邓世奇只是听说，“1990年刚跑出去的人，有的在做小吃”。

·二·

这是一根稻草。

8个小时火车，邓世奇到了厦门。

第一家店找得不顺利，赔上押金，带出来的钱也没了。房东把房子转租给别人的那天，夫妻俩蹲在店门口，抱头痛哭。

“我们都想去跳海了。”邓世奇喝下一盅功夫茶，对我说，他们只能摆地摊。设备很简单：两个炉子，撑起一块塑料布。

地摊不顺利，不怎么赚钱。两个月后，邓世奇找到了一家店。夫妻俩连夜没睡，找人凑钱，一个厦门的朋友拿出一万元给他，他不敢要，只要了九千，七千五百块交了房租。

店拿下来了。开张第一天，营业额388元，邓世奇乐蒙了。他和妻子原本指望每天能卖到50多元就好了。

他的小吃店只做三种食品，拌面、扁肉和茶叶蛋。拌面、扁肉都是一块钱一碗，每天卖出四五百碗。

邓世奇和其他“逃标”者是沙县小吃的第一批创业者，很快，另一批沙县人也走出了家乡。

1992年底，在沙县农村种地的张绍椿刚满20岁，他种一年地收入五千元，整天喊着“累死了!”

有一天，听说很多人在外地做小吃赚到了钱，他从半山坡一骨碌跑回家，对父母说，“不种地了，干小吃去。”

他也到了厦门。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两点睡觉，晚上一数钱，“400多块!”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他也不喊累了。1995年，邓世奇还上了所有债务，张绍椿回县城盖起了房子。到1996年，邓世奇和张绍椿这样的沙县人，出去了一万多。

1996年，张绍椿的舅舅黄乐兴跑到厦门，要跟外甥学习开店。黄乐兴是更独特的沙县小吃经营者，他本是个公务员。

这一年，政府已经开始看到了沙县小吃的大趋势，下发了一个政策：鼓励各个乡镇至少有一名科级政府任职人员停薪留职，出去做小吃，带动各乡镇农民出去致富。

批准这个政策的人是沙县当时的县委书记刘道崎。他不是沙县人，上任不久，他到乡下调研，听着叮叮当当砸铁的声音，上前去问才知道这是在制作“鸳鸯锅”，沙县小吃的特色工具。一条街下去，声音不绝，生意好得很。也就在这一年，政府也开始筹备成立沙县小吃行业工会。

第一任会长是乐相森。当时，他还兼任着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乐相森是土生土长的沙县人，在当地被称为“乐大师”，因为他通晓沙县的角角落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和烹饪大师。66岁的他，声音洪亮，每天看三小时的书，雷打不动。他最近看的一本杂志是《新周刊》，他和我讲，“急中国”、“慢能力”。

乐相森到哪都随手带着一个纸袋子，白底绿字印着“沙县小吃培训指导”。从1997年开始，他接到的县里任务是：每年免费培训一千到一千五百名沙县人学做小吃。1998年3月8日开始到2007年，这个任务全部完成，总共培训了一万六千多人。

每逢县镇赶集的时间，村民代表们都到镇上，乐相森就开始给他们讲。

“想不想赚钱呢?种田不赚钱，想赚钱就去做小吃。”

前面有榜样的吸引，后面有政府助推。在其后的十年里，出去的人成群结队，是名副其实的“小吃大军”。

现任沙县小吃办主任郑兴景说，出去做小吃的，1996年有一万多，1999年两万多，2002年达到三万多。现在已经突破了五万。

“沙县小吃最先到了福州、厦门。2001年在珠三角地区形成规模，2003年在长三角地区形成规模，2007年我们在北京搞了推介会。现在新加波、香港都有。”

昔日“逃标”者的救命稻草，成了个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