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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出租车改革的最新消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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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部门的叫停并非禁令,打车APP企业仍在持续“烧钱”补贴。

  去年底,交通部回应“对于互联网预约用车带来的一些新问题,交通部将进行调研”的表态,为“专车服务”市场注入了强心剂。不过今年1月,交通部也表示,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交通部部长杨传堂曾说,“‘专车’服务新模式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化需求具有积极作用。”但他同时提示,任何运营服务都要遵循市场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据接近交通部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早在今年年初,交通部高层专门给部分重点城市交通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希望他们不要激化专车和出租车的矛盾,给部里时间制定出租车改革方案,毕竟新生事物的出现需要一系列调研和论证过程。

  今年2月,滴滴、快的宣布合并。随后的3月,合并后的滴滴快的联合发布了《互联网专车服务管理及乘客安全保障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这一“标准”从车辆准入、驾驶员准入、车辆安全监管等方面对“专车”运营进行了规范。车辆准入标准中要求,车龄需在五年以内,且均需知名品牌的中高端车型。驾驶员准入的硬性标准则包括:驾驶员具备三年以上驾龄;入职前必须通过培训与考试等。

  针对安全问题,“标准”提出先行赔付,除车辆基本的交强险及商业险外,设立理赔基金,对在体验专车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由该基金先行给付赔偿。

  但报道称,交通运输部门表示,该“标准”并非政府部门制定的行业规范性文件。

  立规与改革

  在多地对互联网专车抵制的同时,几乎是舆论的一边倒,认为出租车行业的垄断要尽快破除。

  专车脱胎于移动互联网行业,从诞生之日起,其运营模式与传统出租车业差异巨大。

  传统出租车行业,是政府部门核定城市出租车数量并发放牌照,出租车公司或拍卖或通过划拨等方式取得,然后交给出租车司机驾驶,司机上交管理费,也就是“份子钱”。各地的份子钱差异较大,北京双班车的份子钱每月在7000元左右,深圳的电动出租车份子钱更是超过2万元。削减出租车的份子钱,几乎是近十年来出租车行业呼吁最多的声音。

  根据城市的人口数量按照一定比例发放运营牌照,好处是可以降低空驶率,一定程度上保证车辆运营者的利益,但因为高昂的“份子钱”及多年不增加运力,行业竞争不充分,出租车业也被认为是垄断行业。

  近几年,随着出租车出行需求的不断增加,各地打车难问题也备受关注。以北京为例,有关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北京出租车一直保持在6.6万辆左右,但其常住人口已从1000万增长到目前的约2000万。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出租车牌照是稀缺甚至带有垄断性质的资源,各地拍卖价格也随行就市。以深圳为例,从最早政府审批发放,每个牌照收取1.9万元费用到公开拍卖牌照,深圳出租车牌照20年升值逾百倍,出租车牌照过户最高价曾高达100万元。

  而专车的收入分配模式为,司机带车加盟滴滴专车缴20%车费。

  “从我个人角度说,我不希望专车合法,合法了它就要端我的饭碗了。但这需要政府拿意见,如果合法,出租车行业就必须要改革。” 朱志宏说,这样的诉求普遍存在于他的同行中。

  倒逼改革

  在业内人士看来,由专车市场倒逼出租车业改革的时候已经到了。在交通部出台最终的改革方案前,各地改革的探索正在推进。

  浙江义乌今年5月初出台《出租汽车改革运行方案》的举动,被媒体称为中国出租车行业的“破冰”之举。义乌改革的亮点在于,放开市场和降低“份子钱”:2016年全部取消出租车营运权使用费;2018年起不再管控出租车数量;车费由市场定价;鼓励与互联网结合的“专车”。

  5月21日,交通运输部在2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达了中央层面对义乌出租车改革方案的支持,并称义乌的尝试为全国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提供了借鉴和示范。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丽梅表示,义乌的出租车改革方案在中小城市有可能复制,在交通制约、环境制约不严重的城市有可能复制,但对于大城市来讲,没有太多借鉴意义。

  “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市民买车还要摇号,开车还要限行,出租车准入和数量管控怎么可能放开,放开之后的结果可能是大家都堵在路上走不了。” 王丽梅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菁菁表示,对于交通管理部门,数量管控一旦放开了口子,如果出现问题再想收回就困难了,就会出现政策的出尔反尔。另外,如果出租车价格完全由各家公司自由定价,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出租车公司合谋抬价的情况。所以说,义乌的改革方案虽然是制度上的突破,但在实践中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风险,当前不适合大范围在全国推广。

  广东也在筹划出租车业改革。5月19日,《广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在广州市人大会进行第二次审议。

  此次修订重点是关于约租车的部分,而且出租车运力投放指标的表述仍然保留。

  据报道,广州的草案内容显示,“从事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经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即必须是依法取得营运资格的”。同时,只能通过预约方式为乘客提供运营服务,在约定的地点待客,不得巡游揽客;预约出租汽车信息化服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行业信息化接入技术标准的要求,建立信息化服务平台,并与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互联互通。

  据了解,深圳市或将于6月份出台出租车改革举措。朱志宏告诉记者,目前流传的方案是,出租车公司和司机或将采取分成的模式,如四六开;或是降低份子钱。

  从目前各地已经公开的出租车改革思路看,专车合法性问题并非难点,但是否禁私家车运营、如何监管是目前备受关注的焦点。

  针对Uber(优步)在中国遇到的政策和法律问题,优步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日前到访中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愿意与地方政府合作,以探索专车规范合规的模式。目前,优步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杭州、成都等9个城市。

  事实上,地方政府也探索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推动专车合法化。程维透露,5月中旬公司已与上海交通委就出租车战略平台达成合作,双方还将在一到两个月内摸索出台专车合法化的试点方案。

  “第一要承认现状,现在确实有这个需求;第二不管怎么一种方式,一定要处于受控状态;第三个恐怕不能用传统的方式,现在必须用互联网+的方式去考虑新的业态。”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不过,对目前专车司机来说,专车合法并非都是好消息。

  深圳的滴滴专车司机于师傅担心,合法后的专车若加强规范管理,自己的日子也未必好过,比如接受乘客投诉,是否会受到公司处罚?乘客取消订单后,评分降低是否影响收入?司机发生违章行为,是否会受到双重处罚?没有了补贴,专车需求是否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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