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的成功学(3)
“我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针对每张唱片专辑，要往哪个方向去特别重视，我对专辑的结构性特别看重。我希望每张专辑有那么一两首像《怒放的生命》和《勇敢的心》这样的，我也需要。百分之七十的主体，我需要的是像《美丽世界的孤儿》，就是更摇滚，然后有那么一首或者两首，直接是写爱情的。”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自我分析。这是他后期得以成功的秘诀之一。他不只是个歌手，还是个导演，他极其清醒地懂得为自己的音乐布局谋篇。
路人
“我再也不想麻木，再也不想任人摆布。”——《小鸟》
汪峰唱完一首歌，把手里夹着的烟掐灭。指着一个角落，问电鼓鼓手，“你叫什么名字?你是70岁吗?我不知道你坐在那是在干吗。你能坐在那里，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你那么年轻，我要看见你从视觉上给人呈现出来的活力，就算旁边放着的是块铁板儿，你也要拼尽全力去打。”汪峰说这话时，声音不大，但显然有些生气。其他人没有出声。那个小伙子，低头在小本子上记下了什么东西，使劲点头。
对于所有乐手的技术和表现，汪峰有着严苛的要求。他知道这个圈子里有些人的技术和意识不过关，有些人会偷懒。他经历过这个领域最坏的时代，就如同他现在正在享受音乐给自己带来的最丰裕的物质生活。汪峰在创作上的勤奋和职业是众所周知的，大多数普通人只在新闻里看到汪峰逛街、谈恋爱和打牌，但他们很少知道，汪峰在几乎所有旅途中都带着吉他，很多歌都是在各地的酒店里写出来的。职业化的做法让他积累了庞大的作品数量，这是日后他取得商业成功的基础。“首先他对时间的‘精控’是一种非凡的管理自己的能力，绝不消耗时间精力在无谓的人和事上，‘勤苦’这一点，我想他在中国流行乐坛也无人能敌，你能想象他在专辑创作期，早上九点就开始抱着iPad写歌词，一写就是五六个小时吗?”董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在签约华纳公司之前，汪峰的生活一点都不好。多年后，他在那首名作《春天里》中唱道，“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这是他绝对真实的写照。“3000块钱的房子，我得借钱去交房租。”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当时，他已经有了歌迷，那首《晚安北京》和《小鸟》被广为传唱，但就是赚不到钱。从小就开始学习小提琴的汪峰，毕业后进入了中央芭蕾舞团，年纪轻轻被领导看重。但一个沉迷于罗大佑和鲍勃·迪伦的年轻人，不甘于在一个事业单位里给《红色娘子军》伴奏。他看着比他大十岁的乐手们，排练之余就是打打麻将，去食堂打饭，吃完回家。他感到恐惧和厌恶。写了首歌叫《李建国》。“他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他有一个美满的好生活，他爱穿时髦的便宜货，喜欢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他在歌中写道。如果不辞职，如今的汪峰也就是个“李建国”，一个挺着啤酒肚，戴着高度远视镜的中年男人，章子怡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于是，像他的前辈崔健一样，他离开了乐团。其实就是下海。也算当年的时髦行为。彼时，汪峰还是鲍家街43号乐队的主唱，出版了两张唱片，主打歌被广为传唱，但每张唱片给他们带来的实际收益是每个人分到三千多块钱。“这一定是不对的，这个音乐体制一定有问题。”多年后汪峰说。汪峰成立乐队的时候，唐朝乐队和黑豹乐队的热潮刚刚兴起，中国摇滚乐突然火爆。但很快，摇滚乐的霜冻期就到来了。一些小乐队纷纷转入地下，曾经的摇滚明星被扔在半空。热爱blues并且是音乐科班出身的汪峰，显然看不上粗糙的地下乐队风格，又认定自己可以超越前辈的影响。相比于缺少音乐知识储备的中国摇滚音乐人，汪峰不但明确地知道音乐可听性的重要性，而且从最初就不回避地想要得到商业上的成功。
“你对待金钱和财富有你的态度，并且心里面是有追求的，财富就完全不会有害，只会更好。”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只是希望自己不要过于狼狈。过于狼狈和过于困苦，除了对心灵是一种锤炼之外，实际很多时候是对你做的事情是有伤害的。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对于内心的摧残是大过磨练的，因为我会发现，在那个阶段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写一些歌的时候，都开始抱怨。”
那时候，汪峰的演出也不多，每天就是写歌和排练，不像多年之后，他每天都要处理繁杂的经纪事务，飞往世界各地。所以，当时他有大量时间用来思考自己为什么过得那么差。他觉得自己“上错了一趟车”。这并不是指他所做的音乐，而是中国奇怪的音乐市场体制。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科班的学生来说，他没有像野路子的摇滚乐手那样陷入自暴自弃或者羡慕嫉妒的漩涡中。汪峰一直在寻求逆袭的可能。音乐上的可听性与多样性，歌词上与中国时代思潮必须紧密相关，这两点是汪峰始终未曾放弃的东西，也最终成就了他的商业价值。
直到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许晓峰给汪峰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个餐吧见面聊了四十分钟。许晓峰递给汪峰一份几厘米厚的全英文合同。某种程度上说，这40分钟改变了汪峰的一生，经过两个月的挣扎和考虑，他放弃了合作多年的乐队伙伴，独自一人加盟华纳唱片。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背信弃义的骂名是他必须背负的“原罪”之一。在那两个月的挣扎中，对成功无比渴望的汪峰就把这一切彻底想清楚了。
进入华纳唱片公司之后的首张唱片《花火》，是汪峰以个人名义推出的第一张作品。他采用了一个有些台湾化的专辑名称和明显亮丽起来的封面设计。“我觉得这张就行。这些歌一定行，像《花火》《美丽世界的孤儿》《青春》，我觉得这些歌没有不行的道理，我也必须得跟自己这么说。我就算给自己加油，我也得说行。”汪峰这样回忆当年自己对于成功的迫切。
从那开始，汪峰正式把自己看作一个“艺人”。在那之前，虽然也有通告和演出，但他更像个音乐人，某种程度上说，离娱乐圈还很远。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必须要这样的看待自己，才是尊重自己的事业和身边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老板、同事。我有独立的人格，我有个性。可是难道你把自己当作一个标准的艺人，这些就没了么?凡是有这种概念的都是脆弱的。”多年后，汪峰这样回忆。从那开始，汪峰就已经洞悉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和位置，开始在奔向成功的路上加速。他延续了以往作品动听性的同时，也懂得妥协。比如，最初，他要求演出时一定要带着乐队，“后来我发现，如果坚持这一条的话，将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演出机会没有了。”他说。于是，他开始自己独立登台。“我希望我能够在职业歌手、艺人里，越做越好。我需要有经济来源，我需要有钱。所以我一点都不避讳所有这方面的想法。”汪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那之后的故事，全民皆知。汪峰开始顺风顺水，身价暴涨，知名度激增，他拥有了大量的演出邀约，获得了商业代言广告，成为选秀节目的导师，也开始被全民调侃，在前妻和前女友的口诛笔伐声中，最终向章子怡求婚成功。
汪峰获得了一个艺人意义上的成功，也承受着这一切所附加的代价。如今，他自己成立了工作室，每年要进行数十场巡演，这还不算商演的场次，每年在飞机上度过的时间和在地面上的差不多一样。他说，焦虑和惶恐，他总会有。但也从不讳言对生活的满意。只是，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或者如同他在歌中写的那样，在街头伫立一会。他说，有时他和章子怡去看电影，要等灯黑了之后，戴着口罩小心翼翼地进去。他再也没有办法在路边抽一根烟，看看人来人往。他只能透过那辆紫色劳斯莱斯的车窗，望一望自己歌唱过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