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依靠他人成功的例子有哪些
有些人的成功靠的是家庭的资源，而有的人的成功是自己孤军奋战而来的，这些人用自己的例子告诉我们不依靠他人也能取得成功。学习啦小编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不靠他人成功的案例，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不依靠他人成功的例子篇1：孙红雷
刚刚凭《潜伏》获得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紧接着任主角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热播，孙红雷结结实实地红了，人气甚至超过了小沈阳和刘谦，成为2009年娱乐圈最火的人。他曾被赵宝刚导演说成“你长得太难看了”，而今却成为大众偶像;从当年惊鸿一瞥却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到坐稳“黑社会老大”的头把交椅，再到红透大江南北的余则成、杨立青，孙红雷这个东北爷们儿坦荡地说:“我靠实力走到今天。”
年少轻狂霹雳时光
1970年，孙红雷出生在哈尔滨。父母是普通教师，两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七口人。家里房子总共28平米，小时候的孙红雷都是睡在吊铺上的。
孙红雷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母亲想借10块钱给哥哥结婚准备彩礼，去邻居家敲了半天门人家也不肯开。年少的他觉得一家人生活得没有尊严，自此发誓一定要挣钱改变家里的生活。
父亲希望他和哥哥们一样，好好学习，读个理工科大学，找个稳定工作。少年孙红雷在中学时却常常晚上逃课去哈尔滨青年宫跳霹雳舞。老师找家长谈话，父母才知道他喜欢跳霹雳舞。面对话不多的倔强儿子，父亲只好说，你要是能得奖，就继续跳，否则就乖乖念书。孙红雷就借了同学家的录音机，每天练习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舞步。
1988年，在全国霹雳舞大赛中，这个初出茅庐的东北小伙子一鸣惊人，获得了二等奖。最让孙红雷高兴的是:奖品是一个电冰箱，他立刻把它卖了700多块钱，寄给妈妈。获奖后，孙红雷加入了中国霹雳舞明星艺术团，演出一场能得100元，一个月能演三四十场，算是有了个收入不菲的正当职业。可不久后，霹雳舞渐渐不再流行，孙红雷也“失业”了。
父亲希望他回头找个正经工作，可孙红雷没有回头。当时，台湾的“小虎队”组合非常红，孙红雷如法炮制，组成了一个“小狼队”。走在娱乐前沿的他逐渐成为了哈尔滨娱乐界的“一哥”。
那时的孙红雷拿着大哥大，戴着金项链，演出不断，钱也挣得不少，却很迷茫。这一切似乎并不是他想要的。有人说，你那么喜欢演出，上北京念书学表演吧。孙红雷说自己长得太丑。人家说，姜文不也长得不好看吗。随意的一句话在他心中掀起了巨大波澜，他抱定“我比姜文长得好看”的想法，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1995年5月22日，孙红雷带着8000块钱，到了北京准备考试。一位老师在见过他之后，很不屑地对他说:“回去吧，你太胖，不适合搞表演。”孙红雷没有被这句话打发走，他每天围着操场跑步，在闷热的房子里练芭蕾小跳，不吃饭，只吃黄瓜、西红柿、牛肉汤。剩下的时间，和其他同学一起练台词，到了半夜，自己还在楼道里念。一个月后，他减掉了36 斤。
孙红雷考上了中戏表演系音乐剧班，毕业后分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剧院，跟他合作过的演员提起他演戏，不约而同用了“玩命”这个词。有场戏要表达“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当他们有一天突然有钱了，丈夫知道这笔钱是妻子出卖自己的身体得到的”时的那种情绪，孙红雷真把自己当成这个丈夫，结果，为了这场戏竟然大病一场。1997至1999年间，孙红雷主演了4台话剧，并凭借《三毛钱歌剧》获得了话剧界最高荣誉的梅花奖。
中国电影第一坏小子
真正让孙红雷家喻户晓的还是影视剧。在话剧院有人找过他演电影电视剧，但他没有接。年少时已经见识过“娱乐圈”的他想有一个好的开端，在选择上比较谨慎。第一部电影他选择了张艺谋，第一部电视剧他选择了赵宝刚。
1999年，张艺谋携剧本《我的父亲母亲》找到了孙红雷。孙红雷看完剧本后非常失望——“这戏我红不了。”张艺谋说:“这部戏和你配戏的演员都是非职业的，只有你一个人是演员。如果有人认出你，你就失败了。”听了这话，孙红雷当时有点懵，但时隔多年他很感激张艺谋，因为话剧演员演电影时常常表演痕迹过重，而张艺谋第一次让他学会了不“演”。
电视剧《永不瞑目》则让孙红雷第一次尝到了“星味”。为了这个只有67场戏的大龙套打手“建军”，孙红雷等了7个小时接受面试，赵宝刚却只看了他一眼说:“你长得太憨厚，演不了这个角色。”孙红雷有点倔，他走过去拍拍赵宝刚的肩膀说:“不用我演，你会后悔一辈子的。”赵宝刚吓了一跳，在重新审视了这个“愣头青”后，孙红雷得到了这个角色。结果，“建军”一角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孙红雷走上了“黑道”，接连在《浮华背后》、《征服》中饰演黑社会人物。
第二次合作时，赵宝刚为孙红雷量身定做了《像雾像雨又像风》里的黑社会打手阿莱，这个角色让他迅速蹿红。从此，孙红雷凭借黑社会老大角色树立起自己在演艺界的独特地位。2005年参加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主席马克·穆勒称他为“中国电影第一坏小子”，对他的表演赞不绝口。
硬汉是人们形容孙红雷用得最多的词，强悍的外表，让人们忽略了他内心也有敏感柔弱的地方。2002年接受《超级访问》采访时，谈到自己成名以前的心酸往事，孙红雷泪流满面。2008年做客《鲁豫有约》时一场平心静气的聊天，让孙红雷又一次红了眼圈。他有些尴尬地极力掩饰，泪水还是夺眶而出。
土匪样，知识分子骨
无论是屏幕上，还是生活中，孙红雷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身上的霸气。看着他的脸，似乎就看到了一个颇为凶险的江湖。考虑到周围人的心情，孙红雷不得不“装修”自己，不敢留寸头，还得时常戴着眼镜。
虽然长得“凶狠”，而且靠饰演黑社会老大成名，但孙红雷认为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个知识分子。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看着欧洲古典文学长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他的最爱。喜欢看大师拍的电影，喜欢听古典音乐，mp4里放的都是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赞美一个人一件事，孙红雷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干净”。“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在所谓的娱乐圈打拼，看到过太多不干净的事情，所以非常向往干净。”饰演邱如白时，孙红雷毫不避讳地告诉周围的人，“我最迫切的是到《梅兰芳》这部电影里把自己洗干净了。我骨子里是个知识分子，虽然长了个土匪样。”
2007年，陈凯歌找到孙红雷，请他出演电影《梅兰芳》中“学贯中西”的文人邱如白一角。身边人都劝他:“你还是演‘大哥’合适，好不容易到今天这个位置，别再砸了。”起初孙红雷也犹豫，但剧本里的一句台词让他决定接受挑战，那句话就是“谁毁了梅兰芳的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这份孤单他懂得，这个角色是他最需要的。这次尝试拓宽了孙红雷内心深处表演的宽度，也让他成功转型。
接下来的《潜伏》，孙红雷更是收敛了“大哥”气场，成了低调的小知识分子余则成，平凡、生活化，又有点圆滑世故。有了邱如白的探路，演起余则成来，孙红雷更加收放自如。邱如白和余则成这两个角色让父亲特别欣慰。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知识分子，孙红雷经常被视为家庭的异类。看了这两部戏，父亲对孙红雷说:“你是我儿子。”
从“黑社会老大”到文人邱如白、地下党员余则成再到军人杨立青，孙红雷让观众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多种可能性。对于自己的成长，孙红雷认为是吸收了很多人的精华。他自喻为“贪婪的海绵”，一直在吸收，一直在学习别人。
成名了，孙红雷依然保持着以前的生活状态，坐地铁，坐公共汽车，在街边小吃摊吃羊肉串、喝啤酒，打桌球，每天坚持长跑一小时。他在家里最小，性格却最倔。他觉得逝去的母亲和自己的心离得最近，有空时就回哈尔滨，到母亲的坟前坐一坐，拣高兴的事儿说给她听。在北京时，他常喜欢回到中戏去看一看，寻找一种宁静的心境。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不爱说话，有时会叫上一帮朋友去k歌。
“我不是偶像派演员，成天要人捧，我靠实力走到现在。我就喜欢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穿大汗衫大裤衩，在没包间的大厅吃饭，跟普通人没两样。这样年龄大了没有人追捧也不会失落。”39岁的他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家，“生活告诉我，生活是最重要的，工作只是一部分。”
不依靠他人成功的例子篇2：孟非
第一眼看到孟非，你一定觉得他很普通——他穿最平常的衣服，剃着光头，跟大家一起挤公交车。
可是如果你真把他当成平头百姓，那就大错了!他是南京人最喜爱的新闻主持人;中央电视台要他，他敢说“不”;他还作为全国地方台的主持人唯一入选2004年“中国最新锐十大主持人”……他俨然就是南京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
不过如果我告诉你，这位主持人只是名高中生;他曾经打过5年工，在流水线上作业时，他的双手甚至差点被机器卷走，你相信吗?
在众人瞩目的孟非传奇的背后，是一个坚强的人不断超越自我的奋斗打拼故事!
梦破，落榜生四处打工
1971年，孟非出生于重庆市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他的父母忠厚实在，对儿子寄予了莫大的期望。12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孟非一家迁居南京。此后，孟非先后在南京市第三中学和南京市第一中学和南京市第七中学(现南航附中)读完了初中和高中，但成绩很不理想。1990年高考，他的语文成绩仅次于江苏省文科状元，可数理化三科总成绩却不足100分，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孟非想插班复读，但找了很多学校，人家一看他的高考成绩单，就立刻摇头拒绝。他也想过出去找工作，可一个高中生哪里有人要。在家里呆的时间一长，孟非着急了：今后怎么办呢?当时正逢南下淘金热兴起，为了寻找出路，他就和一帮同学去了深圳。
然而，深圳残酷的现实很快粉碎了他的美梦。一连十多天，孟非和同伴马不停蹄地到处奔走，但一无所获。眼看带的钱没了，孟非只好从小招待所搬出来跟一大群人挤在一间破烂不堪的简易房里。在那里，他一遍遍翻阅着从街边捡来的旧报纸，寻找着招工信息;然后一次次去“见工”……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孟非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一个月后，他终于谋到了一份搬运工的差事。
那种搬运工是临时的，哪里有活干去哪里。不仅累，报酬也少，而且时常还得忍受工头的责难与训斥。一个星期后，孟非终于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真的做一辈子搬运工吗?他前所未有地怀念起学校生活来。
搬运工只干了一个月，孟非便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南京。在回程的火车上，他安慰自己，从头做起，一切都不太晚!印刷小工差点儿手残废
为了养活自己，一回到南京，孟非就朝人才市场跑。不久，他辗转听说南京一家报纸的印刷厂招工人，立刻跑去报了名——当印刷小工虽然薪水不高，但可以免费看报纸，已经逐步务实的孟非看重的就是这个。1991年12月，孟非成了一名印刷小工。
当印刷工人也不容易。孟非所在的那家印刷厂的印报量为每周400万份，机器需要从周二到周四不断工作，而真正操纵印刷机的，只有他和另外三名小工。孟非从周二早上8点钟上班，一直到周四晚下班，平均每分钟要从机器上取下1112张报纸。在不分昼夜的连续3天工作时间里，每10个小时，他才能休息一次，时间仅为1个小时。这样的工作跟打仗没什么区别，而且要是手脚稍微慢一点，在规定的时间完不成流水线作业，就会影响下一个环节，会受到班组长的一顿大骂。
第一个月忙下来，孟非拿到了仅为23元的工资，但是他仍然禁不住激动地泪流满面，不容易啊!
不干活时，孟非就抓紧时间学习。他在日记本中写道：“我不能一辈子呆在这个地方，想换好工作，就得有知识。”
孟非选择了成人高考。再拿起书本，他感到无比的亲切，工作强度越大，求学的欲望就越强烈。1992年9月，孟非报名进入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函授班。函授班针对社会在职人员招生，周六、周日上课。孟非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无论再累再忙，他都会按时听课。
一边打工一边上课，孟非的生活节奏猛然加快，休息时间更是少得可怜，他没有星期天，更没有节假日，边打工边读书仅仅2个月，他的体重就减轻了将近8公斤!
但孟非从不叫累，他憋足了劲要把失去的一切找回来!为了学习，他尽量压缩睡觉时间，一有空就多看书。实在熬不住了，就把头浸在冷水里泡一泡……他每天都对自己说：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啊!
但是幸运之神并没有降临到这个勤奋得不要命的小伙子头上。1992年下半年的一天，孟非实在太累了，他一不留神，取报纸的时候手竟被机器卷压进去了!全厂一时惊慌，立刻停止了工作。
后来因为抢救及时，他的手总算保住了，但是这件事却引起印刷厂领导的极度不满——这次工伤事故是建厂以来最大的一起事故，印刷车间的领导们因此受到上级批评，因而迁怒于孟非。1993年过新年前，孟非就被印刷厂骂了一顿，然后自己辞职了。
孟非抑郁地走在南京街头，欲哭无泪……
电视台里的一名临时工
为了生活，他开始不间断地打些短工：送水、拉广告、做保安……后来听一个朋友说开家超市挺挣钱的，孟非就到处借钱，开起了小型超市。但由于对这一领域并不熟悉，小超市最终还是于1994年初被迫关门。血本无归的孟非心情沮丧，他觉得仿佛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该怎么办呢?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自救?倔强的孟非选择了后者。他又一次开始到处寻找招工信息，他相信，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天地!
1994年2月，孟非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江苏电视台文艺部体育组要一名接待员。孟非眼前一亮，自从在报社的印刷厂工作之后，他一直对媒体心向往之。虽然他知道，这接待员的工作最多只是端茶倒水，接接电话……可还是去报了名。这一次，孟非打工的经历帮了他，身体强壮能吃苦的他很快被录用了，从此成了电视台里的一名临时工。
这一干就是一年多，他仍然做着可有可无的工作，是200多名临时工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员。渐渐地，已经24岁的孟非对眼前的工作又产生了困惑，他忧心如焚：难道我这辈子只能端茶倒水吗?我要做一名记者。
1994年7月，孟非通过两年的函授班学习，拿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文凭，此时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为什么只能打杂?我也要做一名记者!
有了目标，孟非的生活里仿佛洒满了阳光，他每天早早来到台里，利用帮记者们打扫卫生的机会熟悉记者的工作流程。如果一些老记者出去采访时需要带一个扛摄像机的，孟非总是争先恐后地去干——为这个，他多次被别的临时工骂成“傻冒”!但是只要一出去，他都多少有些收获，或者学会些采访技巧，或者熟悉摄像机的操作。
在这一过程中，孟非的日记里多了些内容：记载自己每天学到的东西。为了更快地接近记者这个群体，孟非还开始了“感情”，他跟前跟后，帮记者和编辑们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时间一长，不少记者跟孟非都热乎了，孟非扛摄像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渐渐地，有些小新闻，老记者看不上眼的，就开始交给孟非，做好后加上老记者的名字就成了。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孟非总是非常高兴，当成头等大事来做。
这样积少成多，孟非的名字在电视上出现的次数渐渐多了。后来，领导便格外开恩，让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后，可以出去跑新闻。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孟非喜出望外——他太珍惜这个临时记者的机会了。
从此，他每天都要透支体力拼命赶做节目，通宵熬夜更是常事。但看到自己拍出来的片子，全部是自己剪辑、自己写稿，甚至于自己配音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像秋日的蓝天一样明朗极了!渐渐地，有一些比较大的题材领导也开始交给他做了。
终于转成了正式的记者
1996年8月，孟非作为总摄影参与拍摄了26集专题片《飞向亚特兰大》。该电视片在全国长篇电视专题片评比中荣获二等奖，而孟非的敬业精神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这一次，孟非终于堂堂正正地甩掉了打杂的帽子，转成了正式的记者。这个男人哭了……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苦难中积聚的力量正一步步地把我引向成功!”
接下来，孟非的事业一帆风顺。1995年，江苏电视台为了抢占先机，组建了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筹备了一档10分钟的深度报道栏目《都市传真》。孟非进入该组后，正式开始了跑社会新闻的历程。由于文字功底深厚，他在做记者的同时也做起了编辑工作，他的工资则提高到1000多元。
意外的是， 1998年春节过后，由于长期劳累，孟非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往下掉，有时候拔一下，就可以掉下一小撮。当年夏天，孟非索性剃成了光头，还别说，这光头配着他的笑脸，显得既聪明又精神。从此这光头一直陪着他到现在。
感谢苦难，南京人爱上光头主持人
孟非一直都是个倔强的人，每走一条路，他都不轻言放弃。要么走到无路可走，要么就走到最好。从1998年开始，他先后换了不少岗位，还做过一档不成熟的谈话节目的编导……这些，为他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2002年1月，江苏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决定改《南京新闻》为新闻直播节目，起名为《南京零距离》，时间为一个小时，宗旨是“为平民百姓服务”。
南京零距离主持人孟非一切准备就绪，主持人的选择就摆到了台面上——是沿用原来庄重型的主持人还是重新选择主持人?台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打破资历、学历限制，在全社会进行公开竞选。
孟非用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分析了自己的优劣：平民节目，当然要求主持人有平民特色;不一定长得帅，关键是要有底层生活的阅历，说百姓关心的话题……而这方面，放眼全台，有谁比自己更有资格?他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这将是他从幕后转向台前的一个机会。可是，自己的普通话能过关吗……孟非只犹豫了一分钟就做出了决定：普通话可以学习模仿，那些苦难的经历却是他难得的宝贵财富，是模仿不来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孟非搏对了!
那天，孟非用诙谐的语调平静地讲述了自己多次打工的艰难经历，尤其是关于打工者的生命、尊严与价值的问题。他胸有成竹地提出了自己做“平民化主持人”的崭新设想，并表示会尽量弥补自己的不足。
孟非的一席话抓住了台领导的意图，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孟非的气质与这档节目非常适宜!
可是孟非到底适合不适合做主持人?他的光头能播新闻节目吗?在此之前，主持人都是些俊男靓女，突然间冒出这样一个人来会不会让观众吓一跳呢?主考官们议论纷纷。最后，台长发话了：“行不行，要观众说了算。先试试，不行再换人!”
“无知者无畏!”第一次上电视，孟非是穿着最平常的衣服去演播室的。作为一档新闻直播节目，60分钟的时间里，他手上只有一张新闻串联单，所播内容都是三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更别说提示器了，没有!
这么多新闻怎么串起来呢?孟非思考再三，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放松了心情，采取一种谁都想不到的方式播起了新闻：他即兴发挥，像拉家常一样把平时的思考和经历变成幽默、精到的即兴评点，就成了串连词。台领导和同事们看得心里七上八下：这能行吗?
谁也没料到，《南京零距离》由于定位准确，第一期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简直是电视台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一夜，摄制组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观众纷纷感叹从未见过这么有个性的主持人。
孟非走向了人生的高峰
机遇常常降临到有准备的人身上。善于把握机遇的孟非从此走向了人生的高峰。
由于关注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没过多久，《南京零距离》收视率就一路飙升，从选稿到播报内容，孟非开始全权负责。他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新闻主持人”的概念，成功地塑造了另一类平民化的新闻主持模式。2003年7月一个月，《南京零距离》的平均收视率就高达8.3%，最高收视率甚至达到惊人的17.7%，超过了同时播放的央视的《新闻联播》，创造了收视率的奇迹。2002年一年，《南京零距离》的广告收入高达5000万元，孟非成为《南京零距离》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不少观众亲切地把孟非称为“城市平民的代言人”。
由于常常针砭时弊，揭发丑恶，孟非也遭到恐吓，可是他不在乎。他保持着多年来的作息习惯：上班乘公共汽车;平时自己亲自上街买菜;不时还找人拉拉家常……这些，后来都成了他的台词和思想的来源。
不依靠他人成功的例子篇3：彼得·巴菲特
彼得·巴菲特穿着西服优雅地端坐钢琴前，微卷的半长发妥帖后梳，颇有艺术范儿。
台下，人头攒动。台上，巨大的展板中间写着小小的英文字“彼得·巴菲特的人生选择”，中文字要大好几倍，“彼得·巴菲特”换成了“财富之子”。
的确，这位美国知名的音乐人有个更引人注目的身份——“股神”沃伦·巴菲特的小儿子。新公布的201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沃伦·巴菲特以5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
3月，彼得·巴菲特带着自己的第一本书《做你自己》(Life is what you make it)中文版巡游中国，学会了一个频频被提及的新词——富二代。
无论见“浙商二代少帅”，还是高校普通学生，彼得总在强调，股神父亲给他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鼓励他追逐自己的人生。但他仍然总被追问“这本书是给富二代看的吗?”“怎么做好一个富二代?”或者“我不是富二代，我的父母没那么多钱……”“我不一定能像你一样有机会。”
许多问题太难了，谁也没法回答。彼得只能微笑着鼓励：“找到你喜欢的，然后去做吧。”
从19岁离开大学校园起，彼得就不能再用父亲的钱，为工作和房贷奔忙多年。2006年，父亲把大部分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给了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留给3个孩子每人1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基金，只能管理，不能使用。
“也许我符合富二代的条件，但我不是，我和所有年轻人一样自食其力。”
彼得不在台上时，总穿简单的灰黑毛衣和蓝牛仔裤。聊到高兴时，53岁的他会哈哈笑着比出两手的食指和中指弯一弯，细细长长，兔子耳朵一般。
父亲给彼得的书写了序言：“彼得的人生全凭他自己打造。他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个人财富或荣耀，而是对广阔世界所作的贡献。彼得和我持相同观点，即这个世界并不亏欠于你，而你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来为这个世界做些事情。我为彼得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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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学踏上音乐路
美国中西部小镇奥马哈，一栋建于20世纪初的普通独栋小屋，没有围墙。1958年，沃伦·巴菲特花31500 美元买下这栋老房子。彼得在这个离外祖父母家只隔两个街区的房子里成长，每次步行去看外祖母都可以吃到加了糖果的冰激凌甜筒。
彼得小时候，父亲沃伦·巴菲特还不太出名，也不算富有。彼得要给家里做杂务，才能挣得很少的零用钱。
父亲总在家工作，长时间待在书房里，全神贯注研究大量深奥书籍。“虽然他的‘手稿’中写的可能是市盈率和管理绩效分类等内容，但他却可以轻松达到类似犹太祭司研究卡巴拉圣典或佛教僧人沉思禅经那样的境界。他常常穿着卡其布裤子和一件破旧的毛衣从书房里走出来，身上带着一种几近圣洁的平静。”
这种工作态度让彼得着迷：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享受工作乐趣，甚至产生一种神圣感。
彼得发现，即使家里变得越来越富有，父母依然没有什么改变。“父亲至今还生活在那栋小屋里，80岁，每天高兴地开着用了20年的车去上班。他说自己幸运，不是因为有了巨大的财富，而是开心他可以做他喜欢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某天晚上去我父亲家，可能跟我8岁时看到的场景是一样的：父亲穿着普通的睡衣，坐在同一把椅子里，吃三明治和炸土豆片，享受生活。”
彼得问过自己：要在华尔街开始职业生涯吗?父亲应该会帮助他的。他确实考虑过15分钟，然后否决了。
17岁时，巴菲特的姓氏和一封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的推荐信，帮助彼得进入了名校斯坦福大学。他追问自己：“如果不是这些，我有资格和那些平均学分拿4分并拥有完美SAT考试成绩的学生在课堂上平起平坐吗?”他在书里不无沮丧地说，“我从未真正确信自己有资格进入斯坦福大学。”
但既然来了，还是好好学吧。彼得花了3个学期，把大概20门基础课全部修了一遍，而别人只是选修其中一部分。选主修的时候，彼得还是犹豫了。“我到底要什么呢?我一直在寻找的是什么呢?”
彼得从6岁开始学习弹钢琴。姐姐苏茜惊叹，这个小家伙连乐谱都不会认，竟已经比自己这个上了8年钢琴课的姐姐还要弹得好。
但彼得并不喜欢第一位钢琴老师的授课方式。那位严厉的老妇人，强调技巧和指法，让彼得甚至不想学了。妈妈给换了一位老师，喜欢流行乐的彼得还是不大喜欢。一直到大学，彼得换了4位风格不同的钢琴老师。“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激发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令我有不止一种弹琴的方式。”
即使一直与音乐相伴，彼得也并没确定音乐是自己的方向。高中时，他一度爱上摄影，甚至差点为此而退学。
“直到大学二年级的一个晚上，我朋友邀请我到他的宿舍去听一个吉他手的演奏，这改变了我之前对音乐的看法和我的余生。我以前认为，我必须技法足够优秀，才可以从事音乐，但这场演奏虽技法简单却如此美妙动人。我当时就想：音乐就该如此，我完全可以做到。”
彼得不记得自己如何离开宿舍，只记得回到公寓就开始在一种狂热的状态下创作乐曲。他写了两首歌，打开录音机，边写边听边修改。“我不想要那些浮华的东西，也不希望有张扬的成分在里面。”
那晚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彼得坐朋友的车去海滩，带上了那盘新录制的磁带在路上听，经历了一生中最奇妙、最震撼的感觉。“我打开车门，发现自己无法离开，简直无法移动。我被一种由责任和狂喜混合而成的引力，钉在了座位上。通过土褐色的二手本田扬声器，我听到了自己的未来。”
彼得决定了，要尝试自己去做音乐。“就像厨师一样，所有的材料都已就位，那么做菜时间到了!”他退学，放弃名校的学历。
这在巴菲特家并不稀罕，沃伦·巴菲特的3个孩子，全都从大学中途退学。彼得的哥哥霍华德成了农场主兼摄影师，致力于对抗全球饥饿。姐姐苏茜在奥马哈市做家庭主妇。
“我姐姐差五六个学分，离毕业非常近时，决定不修了。在美国修120—140个学分可以毕业。”彼得摊开手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时候退学。大概学历对生活不是必需的。学习不是不重要，但有很多学习是从生活中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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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类广告到艾美奖
从斯坦福大学退学，不仅意味着没学历，也意味着父亲不再给彼得生活费。离开大学就得自食其力，这是传统。一切将靠19岁的男孩自己解决。
幸运的是，这时候彼得继承了来自祖父的家庭财产，父亲把它转换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当时价值9万美元，并非巨额。如果这些股票一直躺在账户里，那么现在应该价值7200万美元。
“我知道这是我当时唯一可以得到的财富。”彼得把它们投进了自己的音乐梦里——搬到旧金山租下小公寓，添置录音设备，建成一个小小的录音室。“当时，公寓里的录音室可不常见，很前卫的，但其实它只有很简单的设施。”
彼得在报纸上刊登分类广告，为人们提供录音服务，每小时35美元，每次会录几个小时，赚得一两百美元。
父亲的声名并未像今天这样显赫，不能带给他任何帮助。听到彼得那特别的姓氏，人们更经常问：“你是歌星吉米·巴菲特的什么人吗?”而不是问沃伦·巴菲特。
两年的时间，为作曲梦想而退学的彼得没有卖出过一首曲子，只能免费赠送，他却仍是乐呵呵的。“一开始的想法非常重要，我没有奢望要多成功，多出名，没想过成为流行明星，我一开始只是想以做录音室谋生而已，能赚钱养活自己就挺好了。所以我不会失望，每天有点儿进步，就觉得很开心了。”
机会似乎来得漫不经心。一天，风和日丽，彼得站在旧金山某条路边洗自己的破旧汽车，一位仅有点头之交的邻居刚好路过，闲聊几句，邻居知道了彼得是作曲家，就推荐彼得找自己女婿，那是一位总需要音乐的动画制作人。
彼得有了第一个工作机会——为一个新成立的有线电视频道设计10秒钟的超短“插播广告”，报酬上千美元，一下子就超过了录音室赚的钱。彼得拿这笔钱多添置了些录音设备，这是他从父亲身上学到的，用自己得到的礼物作投资。
“我在心里欢呼，耶!我终于做到了!但也有点失望。10 秒钟?除了一串叮当声，10 秒还能做什么?”
那时的有线电视还是边缘媒体，何况是新成立的。但很快，这个频道大火，被称为MTV，成了当时最热门的事物，甚至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现象的代名词之一。
这10秒钟大获成功。其他公司找上门来，邀请彼得为他们作同样类型的音乐，这次是30秒，1万美元。“这感觉太棒了!我意识到，我可以依靠作曲为生了。”
然后是4分钟的曲子，为奥斯卡最佳影片《与狼共舞》精华的一幕“火舞”配乐，为讲述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的剧集《500 部落》创作8小时的音乐。他策划、编写、制作音乐舞蹈剧《魂》，并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盛大演出。他出了数张专辑，获得了美国电视界最高荣誉“艾美奖”。
3
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凡事皆有定期，
天下万物皆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除有时;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做你自己》的最后一章，彼得引用了《旧约·传道书》，把“舍弃”解释为“回馈”。
2006年，沃伦·巴菲特宣布把大部分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给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此前3个月，彼得已经知道了父亲的想法，他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过去，告诉父亲：我真为你骄傲。
30岁那年，彼得想要换房子，向父亲开口借钱，却被拒绝了。
“金钱会破坏我们纯洁的父子关系。”父亲说，你应该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去贷款买房，然后凭自己的能力将贷款还上。
彼得有些生气，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向父亲借钱，也是最后一次。
制作音乐舞蹈剧《魂》时，彼得希望能巡回演出，这是作为一个音乐人的最大梦想。“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筹款，我去找很多机构和人，他们都说，为什么你要钱?你跟你爸要不就行了?我很难跟每个人解释，我爸不会给钱。”父亲帮助彼得的方式是，让他先去筹到90%的款，他出最后的10%。
“这是父亲爱我们的方式，他相信和尊重我们，我们可以靠自己成功。”
得到父亲给的10亿美元基金会后，彼得和太太詹妮弗将它命名为“NoVo”，这个拉丁单词意为“变化、改变或创造”。
怎么改变这个世界呢?“我们希望采用我父亲长期遵循的一个经营理念：对被低估的资产进行投资。”彼得找到的答案是女孩。今天的女孩就是明天的母亲，给女孩的益处会传递给后代。
彼得没想到，基金会的工作竟拓宽了他的音乐视野。“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就会去弹琴抚慰自己。现在我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可是当我去非洲，看到那里孩子们的生活，感到伤心难过，依然会去弹钢琴来调整情绪。可是我的音乐已经不只是用来表达个人情绪了，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2009年，他和曾获“格莱美奖”提名的歌手阿肯一起为非洲孩子写了歌曲《血入金》(Blood into Gold)，讽刺贩卖非洲儿童的人用孩子的血为自己赚取金子，呼吁制止人口贩运。这成为联合国大会的特殊表演节目。
“年岁渐长，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无法只关注于自己的小世界。我们需要学会理解我们之外的世界和人群，就像非洲的人口贩卖并非只关乎非洲的孩子，这也是我写书的原因之一。”
现在，彼得和家人住在离纽约市区两小时车程的房子里，那儿也是他的工作室。
在纽约市区，彼得坐地铁或走路;离家不远，彼得开一辆跟纽约出租车一个款型的普通车。“有很多人把有什么牌子和型号的车作为身份的标志，我觉得能把车里加上汽油，能去我想要去的地方，就挺好了。”他顿了顿又得意地补充，“我还有一辆车，1958年在高中时买的，一直能开。我留着那辆车，因为它带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这很重要。而且，现在美国正好流行复古车嘛!”
他的双胞胎女儿，30多岁，一个是艺术工作者，和室友一起租住在公寓里，朴素而快乐，一个刚刚结婚，快当妈妈了。
“一定会是好妈妈!”彼得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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