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一带一路会议主要内容和重要讲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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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将经济全球化推进到新阶段,形成新格局
环球时报:5月的峰会召开在即,在此之前,“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外已经很知名,您了解的情况怎样?
李君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国2017年第一场主场外交活动。“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9月和10月正式提出来后,到目前不满4年,但是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其中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这次高峰论坛的举行地点在中国,而且讨论的是中国倡议,因此意义非同寻常。
环球时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前两年,很多人不知道它指什么、做什么,从那时的许多人“不了解”到现在的赫赫有名,其间发生了什么?
李君如:要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必须把它同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去认识和理解。在“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来的时候,国际社会有积极呼应的,也有冷眼旁观的、恶意诽谤的。有人说这是中国将产能过剩的危机转嫁给他人,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也有人说这是新殖民主义,更有人说这是中国排斥欧美之举。现在,这样那样的说法都应该澄清了。如果我们把“一带一路”倡议同当今世界上出现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一带一路”的本质要求是经济全球化。中国提出这一倡议不仅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而且把经济全球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一个新格局。
“除了航运技术,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出现把内陆经济同海洋经济打通了”
环球时报: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把经济全球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格局?
李君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我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它不是哪个人人为推动起来的,而是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经历过很多轮,最近这一轮是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但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有反全球化运动加以抗衡。这三四十年来,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直在斗,但经济全球化仍势不可当。
与此同时,我们党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之初就已经注意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有长处,也有局限性。我们为此制定了“趋利避害”的对策。
就西方国家来讲,他们最初逼迫中国融入全球化是有意识形态考虑的,希望逼迫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结果失算了。他们万万没想到,参与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使中国发展起来。
现在,经济全球化之所以遇到很多挫折,主要是因为:第一,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在资本的趋利性指导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空心化趋势,他们国内的就业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第二,西方国家一方面大量依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另一方面又以安全为名限制高新技术出口,导致国际贸易出现了大量逆差,致使有些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第三,对金融监管失控,虚拟经济为投机经济打开通道,蓝领底层的生活受到伤害,白领中产阶级下层的生活也受到影响,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民粹主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扩大了影响。这与其说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搞清楚这些是是非非,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说是经济全球化走到了终结之点,而只能说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出现的问题,要求我们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完善全球经济共治。由此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推进是由技术支撑的。过去的经济全球化依托的是航海技术,因此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洋经济全球化。现在则不同了,除了集装箱航运技术外,高速公路和高铁的出现把内陆经济同海洋经济打通了。我们的“一带一路”就是个标志。比如铁路以连云港为起点,可以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欧洲。最近媒体报道的从义乌到欧洲的中欧班列,就是一个象征。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已经不是大西洋经济的全球化,也不是太平洋经济的全球化,而是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打通了的经济全球化。
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在形成一个全新的格局。所以,“一带一路”的意义绝对不是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贸易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文化差异与地缘政治带来的误读
环球时报:我们在报道中发现,很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感兴趣,但如何对接是个大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李君如:“对接”这个概念,是中国提出的。这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也是中国提出的,属于价值观性质的概念,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概念都是主席提出的,非常好,有针对性,可以避免人家的误读。
我这里所说的“误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读”。去年我从新疆出发,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西亚的土耳其走了一趟。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它穿越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文化多元区域。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按照主席所说的要解决好“民心相通”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带一路”主要是“经贸一带一路”,但又不单纯是“经贸一带一路”,还要走通“文化一带一路”,用“文化一带一路”来支撑“经贸一带一路”。当然,文化的“对接”非常不容易。关键是要找到各方的“文化认同点”。
另一种是由于地缘政治产生的“误读”。去年我从新疆出发考察前,先在那里参加了中亚五国、南高加索三国政要和专家学者出席的研讨会,听取他们对推进“一带一路”的看法。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赞扬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又毫不隐瞒地向我们倾吐他们的苦楚。那就是,他们在地缘政治框架下,不得不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我在会上介绍了主席关于“对接”的思想,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是和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对接的,更是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因此,我们不需要他们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他们则表示不选边不行,有的说在安全上只能选俄罗斯,在经济上可以选中国。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外交上必须进一步处理好我国同俄罗斯、印度等地缘政治中一些关键国家的关系。
“一带一路”受欢迎,贸易保护兴起,两者并行说明什么?
环球时报:现在提到“一带一路”,好像进展比较大的是陆上丝路,海上丝路建设会因此滞后吗?
李君如:“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依靠航海技术和信息化。高铁、高速公路将内陆打通,“海上丝绸之路”则比较缺乏新的技术手段。“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很多是岛国,他们既希望中国过去,也担心影响同印度、美欧的关系。而我们的航海技术尚未像高速公路、高铁那样有新的突破,支付宝之类的信息化产品那些国家又不用。不过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不用太担心,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通后产生的辐射力很重要。
环球时报:当今世界,一面是贸易保护主义、民粹风潮在兴起,一面是“一带一路”受到欢迎,它们既并列前行,又相互关联,这体现了当今世界的什么特征?
李君如: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矛盾之一是内部矛盾,即社会结构分化,底层民众生活困难。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受挫,普通民众得到的利益不多。西方国家为了搞资本扩张,在全球搞跨国公司,实体经济出去了,从他们的国家来讲,钱越来越多,而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是他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内部矛盾,是他们造成的。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一是西方发达国家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矛盾;二是他们国内资本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矛盾。
中国这几年除了参与经济全球化,很注意化解社会矛盾,做了很多脱贫致富的工作。西方国家缺少这一块。现在发展中国家已经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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