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货币政策论文(2)
第二点，在许多国家中，即使通货紧缩是令人满意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通货紧缩在充分程度上，足以使通货价值恢复到战前平价，因为这将使纳税人的负担，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这种实际上的不可能也许会使这个政策成为无害的;如果事实上不是这样，它会妨碍另一种政策的实行，将延长不安定状态和严重的季节波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干扰。目前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仍然是要把它们的通货价值恢复到战前平价，这种做法必然会阻碍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对任何通货改革的合理探讨。有些人——在金融界这种人很多——是别有用心，故意说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只得在这个问题上胡说八道。在意大利，正确的经济见解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已经相当成熟，足以用于通货改革，但墨索里尼先生却使用威胁手段，把里拉提升到它以前的价值。对意大利纳税人和意大利的企业而言，幸运的是，里拉并不听从独裁者的指挥，独裁者根本没有办法使它俯首贴耳。但是这样的空谈却能够阻碍实在的改革。尽管人们也许要感到惊诧，这样一个干练的政治家，为什么会主张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虽然他是在虚张声势。如果他能够理解这种政策，其内容用另一种、但意义相同的措词来表达时不外是这样：“我们的政策是要把工资削减一半，把国家债务负担提高1倍，把西西里输出桔子和柠檬时可以获取的报酬减少50%。”
我们说，要把欧洲的多种通货价值恢复到战前平价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多数欧洲国家却把这种不令人满意的不可能的事物作为它们的公开政策。那么，它们采取这一政策到底有哪些理由和论据呢?以下所列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点：
1.战争压低了国家通货的含金值，现在若听任它处于这样的低水平，那对食利者阶级和其他固定货币收入者是不公平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毁约行径;而恢复通货价值却是履行债务的公正举动
通货价值的降低的确对战前固定利率证券持有人造成了损害，在这一点上是无须争论的。然而，要做到真正的公平，也许不仅仅是恢复他们货币收入的含金值，而且也要恢复货币收入的购买力，这一价值尺度，事实上却没有人建议过;至于名义上的公平，并没有被破坏，因为当初投资所使用的并不是金块，而是当地的法定货币。不管怎样，对于这类投资者如果能够分别加以处理，在考虑到公平和满足合理预期的情况下，采取权宜之策，那么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战前固定利率证券的持有量早已淹没于大量发行的战时公债之中，整个社会已经同新的局势大体上相适应。利用通货紧缩的办法来恢复战前持有证券的价值，将意味着同时提高战时与战后发行证券的价值，从而提高了食利者阶级的总债权，使其收入不但超过了他们应得的份额，而且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将扩大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时公平在正确衡量之下将偏向另一方面。现在尚待清偿的货币契约，其中绝大部分在签订的时候，货币价值与现在的价值比较接近，与1913年时的价值相差较远。这样的结果是，为了维护少数债权人的公平，却对债务人中的大多数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
由此可见，当通货的贬值已经持续了一个很长时期，已经使整个社会与新价值相适应时，通货紧缩造成的后果，甚至比通货膨胀更糟糕。两者都是“不公平”的，都会使合理的预期落空。但是通货膨胀可以减轻国家债务负担，可以刺激企业发展，在造成偏差的同时多少还有一些益处，而通货紧缩却无一可取。
2.将国家通货恢复到战前的含金值，可以提高国家的财政信誉，促进民众对未来前途的信心
如果某个国家希望能够把它的通货在很早的时候恢复到战前的平价水平，那么这个论点是不容忽视的。在英国、荷兰、瑞典、瑞士和(也许是)西班牙可以这么讲，但在欧洲其他国家就不能这样讲。有些国家，即使能把它们的法定货币价值略微提高些，也不可能使它恢复到原来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观点就不能适用。这个论点的主旨在于，必须满足使货币精确地恢复到战前平价的条件。以意大利而论，令里拉定位于10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还是60里拉兑换1英镑的水平，它的财政信誉并没有什么区别;相对而言，能使里拉稳定在100：1的比率上要比在60到100之间波动不定的情形好得多。
因此，这个观点的适用只能限于那些通货的含金值与原来价值的差距(比方说)在5%或10%以内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观点的确切意义取决于我们对下述问题所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回答。问题是，我们在将来，是否打算像过去一样，把我们自己牢牢束缚在彻底的金本位上。如果我们仍旧认为金本位优于其他任何方法，如果我们对通货前途的“信心”并不是取决于其购买力的稳定，而是取决于其含金值的固定不变，那么长期保持5%或10%范围内的通货紧缩，也许是值得的。这种见解，同100年前李嘉图在类似情况下所表达的观点，正相吻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决定的目标是未来价格水平的稳定而不是金平价的固定不变，那么就没什么值得讨论的了。
3.如果提高国家通货的含金值，工人阶级就会由于生活费用的缩减而受益;国外商品就会变得较为便宜;以金计价的外债(例如对美国的债务)在清偿时也相对容易些
这个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它在实践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并不亚于上述两个论点。这个论点认为，如果法郎的价值有所提高，那么用法郎支付的等额工资肯定可以多买些东西，用法郎偿付的法国输入品的价格会便宜得多。但是事实决不是这样的!如果法郎的价值提高，它不仅可以多购入商品，也可以多购入劳动力，这就是说，工资将下降;用来偿付输入品的法国输出品，在以法郎计量时，在价值上将同输入品有完全同等程度的下跌。同样，英国为偿还美元债务必须移交给美国的一定数量商品的价值总量，最后结算时所依据的换算率无论是1英镑合4美元还是战前平价，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这项债务的负担决定于黄金的价值，而不决定于英镑的价值，因为债额是以黄金计量的。货币不过是一种媒介物，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从一个人的手里流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收进了又分散了，当它在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额中的任务完成之后就消失了。然而对一般人而言，想看清楚这一点却并不容易。
二、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
在某些限制条件下，一个国家的通货与世界其他各国通货之间的汇兑比率(为简化起见，假定只有一种国外通货)，决定于国内价格水平与国外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除非国内的与国外的价格水平都能保持稳定，否则汇率是不会稳定的。因此，如果国外价格水平处于我们的控制范围以外，我们自己的价格水平或汇率将受到国外因素的牵制，我们不得不处于屈从地位。如果国外价格水平不稳定，我们就无法同时保持价格水平和汇率的稳定。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而不能兼顾。
在战前，几乎整个世界都实行金本位，那时我们一致偏重的是汇率的稳定，而不是价格的稳定。那时如果由于完全处于我们控制范围以外的一些原因，例如在国外发现了新金矿，或国外银行政策的转变，而使价格水平发生了变动，对于这样的社会影响，我们是随时准备屈从的。我们的这种屈从态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不相信有人为因素(尽管是比较有理性的)在内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价格波动事实上是比较缓和的。尽管如此，也出现过政策上改弦易辙的有力倡议。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欧文·费舍尔教授建议的补偿元计划(compensateddollar)。不过，除非所有的国家采取同样的计划，否则这个建议的实践作用只是在于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而不是外部汇率的稳定。
价格稳定和汇率稳定的选择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呢?应该说，各国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正确的选择必须部分取决于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占地位的重要程度。虽然如此，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比较可取的似乎总是价格的稳定，假使这一点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汇率的稳定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这一点又可以促进那些从事对外贸易的人们在业务上的效率和繁荣。另一方面，价格的稳定对于上述各种弊端的避免，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各种契约关系与企业的预期，甚至在像英国这样的一个商贸国家中，以汇率稳定为前提总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国内价格的稳定为前提的。与此不同的反对意见认为汇率的稳定是较容易达到的目标，因为它所要求的只是在国内与国外采取同样的价值标准;然而要把国内标准调整到使之相对于物价指数保持稳定，却还是一个从未实践过的、艰难的科学创新。
无论如何，对这种把恢复固定汇率作为一个争取目标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假说，还需要进行比平常更深一步的探索。目前多数国家采用同样的本位制的前景非常渺茫，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当采用金本位时，我们可以同几乎整个世界保持汇率的稳定，而其他任何本位制都显得孤僻、反常，所以稳定和便利的确切优点就会支持保守派偏好黄金的心理。但是，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另一种半偶然性的环境，商人的便利和对固体金属的原始热情这两点，依我看来，并不能充分保证黄金王朝的存在，毕竟在过去许多年里，黄金所提供的不仅是汇率的稳定，而且是整体上的价格水平的稳定。事实上，在稳定汇率和稳定价格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过去并不是一件进退维谷的事情。只是后来情势有了变化，在南非金矿开发的前夕，我们似乎要面对一个价格水平不断下降的局面，当时的本位制与价格的稳定之间发生了严重矛盾，引起了对复本位问题的激烈争论，而争论实质上也反映了当时的不满情绪。
近来在各个国家的价格水平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或突然的差别，利用战前的调节黄金国际流动的制度是否能够处理目前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疑问的。在战前制度下，一国与外界之间的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国内价格水平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一标准(也就是说，主要由国外的影响支配)，这种制度的缺陷是在行动上过于迟缓，感觉上过于迟钝;在战后制度下，价格水平主要取决于国内影响(即国内通货和信贷政策)，而对外汇率则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一标准，这种制度的缺陷是发生作用时过于迅猛，感觉过于灵敏，结果由于一时偶然的原因，就会导致剧烈的变动。但是，当发生了广泛而突然的波动时，为了保持平衡的确需要有一种迅速的反应，这种迅速反应的需要正是战前方式不能适应战后条件的一个决定因素，而且它使每一个人对最终公布的汇率感到迷惑不解。
变动不定的汇率意味着，政治方面和情感方面瞬间的影响，以及季节性贸易间或产生的压力，有可能导致相对价格的混乱。但是同时它也意味着，对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调整汇率是一个最迅速有力的纠正方法，当国家的对外支出超过其所有资源时，它是一个相当有效的防范措施。
因此，当国内与国外价格水平之间已经存在的平衡出现了剧烈波动时，战前的方法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失败，原因很简单，就在于它不能充分迅速地促成国内价格的重新调整。从理论上讲，如果允许黄金连续地、无限制地移动，直到价格的涨落达到了必要的程度为止，那么战前的方法迟早总会奏效的。但是事实上，黄金作为实际通货和硬币的支持者，它的外流，在比率上、在数额上，一般是有限度的。如果货币或信贷供给额的缩减速度超过了社会和企业安排所能容许的价格下降速度，将造成不堪忍受的不利后果。
三、恢复金本位
到此为止，我们的结论是，当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和汇率的稳定这两者不能兼得时，一般说来，前者更值得争取;如果出现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也许幸运的是，争取前者而牺牲后者是阻力最小的一个办法。
恢复金本位(不论按照战前平价还是某种别的比率)肯定不会使我们国内价格水平达到完全稳定的地步;如果所有其他国家也恢复金本位，也只能使我们的对外汇率完全稳定。因此，这个制度是否值得恢复，总体上取决于它能否为我们在这两种理想目标之间提供一个可行的折衷方案。
那些主张实行金本位而反对采用进一步科学化体制的人们，其理由基于两个论点：一个是，黄金所提供的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价格标准，过去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将来也仍然会是这样的;另一个是，鉴于管理当局过去在实际上一再表现出缺乏智谋，因此管理通货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在这里，保守主义和怀疑主义结合起来了——它们往往是这样做的。也许这里还加入了迷信的成分，因为附着于黄金的在色彩和形态上的魔力，到现在仍没有消失。
在19世纪纷繁芜杂的世界，黄金能够保持其价值的稳定的确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在澳洲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后，金价的跌幅达到了危险的境地;在南非金矿开采以前，金价的涨幅又达到了危险的境地。然而在每一次危险中，它总能化险为夷，保住了自己的声誉。
但是未来的情况与过去并不一定相同。我们没有充分理由保证在战前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所依赖的特殊情况，在现在仍然继续存在。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分析一下，黄金在19世纪的表现之所以能够令人满意，基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金矿发现方面的进展大体上正好与其他方面的进展趋于一致。当然这种相符并不是完全出于巧合，因为在那个时期的进展，其特征就在于对地球表层的逐步探索与开发，因此偏僻地区金矿床的逐渐暴露，也是情理之中的结果。但是这一历史阶段现在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从最近发现了一个重要金矿以后，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此后的物质进步，将有赖于科学与技术知识的发展，由此对采金行业造成的影响也许是间歇性的。采金的方法也许过了许多年都没有重大的改进;过去曾有过许多梦想，想把贱金属变成黄金;也曾有过许多骗局，说是从海底可以捞取黄金，将来也许会出现一位天才化学家，把这些幻想变为现实。总之黄金既可能会昂贵，也可能会廉价。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期望出现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使金价趋于稳定，未免有些过分了。
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影响作用，它常常有助于金价的稳定。黄金的价值并不是由人类中的某一单独群体的意志和行为决定的。由于黄金的边际价值是由它在与其他事物相对照时的稳定的心理评估所支配的，因此，其供给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自动地流入艺术市场或在亚洲被贮藏起来，而且这么大的供给额并不会造成市场泛滥。这也就是说，黄金有其“内在价值”，不存在“管理”通货具有的那些危险性。决定黄金价值的多种多样的独立因素本身就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世界上许多证券发行银行持有的用以抵偿负债的准备金，具有任意决定、变化无常的性质，但并不会由此形成一个难以捉摸的因素，事实上它是一个稳定因素。当黄金的供给相对充裕，流向这些银行时，它们就可以把准备金比率略微提高一些，从而吸收了黄金的增量;当供给相对稀少时，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把准备金利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上，这样，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对这一变化泰然处之，允许准备金比率的适当下跌。从南非战争结束到1914年期间，南部非洲黄金中的大部分流入了欧洲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但对价格影响甚微。
但是这次大战却引起了巨大的变化。黄金自身已成为了一种“管理”通货。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学会了贮藏黄金，但是美国积存黄金的动机与印度却不尽相同。现在大多数国
家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如果黄金的主要使用者以实际需要为限保有黄金，那么黄金的供给将大大过剩。美国没能让黄金跌到其“自然”价值，因为它无法面对由此造成的黄金标准下跌的局面。因此，它不得不采用一项代价极其昂贵的政策，即把南非约翰内斯堡矿工辛辛苦苦挖掘出来的金子重新理在华盛顿的地底下。结果现在黄金的价值完全是“人为的”，金价的未来走势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黄金的价值，不再是造物主主宰下的产物，不再由许许多多独立行动的执政者和个人所决定。即使其他各国逐步回归金本位，情势也不会有多大改变。现在的趋势是采用某种变相的金汇兑本位，黄金也许会永远地从人们的衣袋中消失，这种趋势可能表明，目前金本位各国中央银行严格需要的准备金数量将远远低于现有的黄金供给量。因此黄金的实际价值将取决于三四个最强大的中央银行的政策，不管它的行动是相互独立的，还是联合一致的。在另一个方面，如果关于黄金在储备和流通方面的使用恢复到战前的习惯方式——依我看来，这一点的实现可能性较小——那么就会出现卡塞尔教授预测的结果，黄金的供给也许会严重不足，从而导致金价逐步提高。
美国也许会通过不再由造币厂吸收黄金的办法，使黄金丧失部分的通货资格，对这一可能情况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作为一项临时措施，美国目前所实行的无限制接受黄金输入的政策也许可以认为是有理由的，它能够保持传统，增强过渡时期民众的信心。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长期的安排，那只能说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愚蠢行为。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保持美元价值的水平不受黄金流入或流出变动的影响，那么美国继续接收那些既不需要又代价昂贵的黄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美国的造币厂停止吸收黄金，除了这一金属的实际价格以外，它在一切其他方面的活动，仍旧同以往一样照常进行。
因此，对黄金价值未来稳定性方面的信心，取决于完全相反的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简直愚蠢透顶，还在继续接收它并不需要的黄金;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美国聪明极了，接收黄金可以使它保持固定不变的价值。这种模棱两可的事态在民众的一无所知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无所不知的共同作用下，也许还可以显露真相。但是形势是不确定的，对于那些对未来采用何种本位制仍处于徘徊观望之中的国家来讲，这种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对于主张恢复无条件金本位的人们来说，以上关于黄金稳定趋势的讨论部分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论点，即认为这是避免“管理”通货危险的唯一办法。
谨小慎微的人们，在饱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后，迫切要求价值标准的变动独立于财政部长和国家银行，这种心情是极其自然的。目前事态的发展为政治家的愚昧无知和轻佻浮躁提供了很大的机会，这很有可能在经济领域内造成破坏性的严重后果。现在人们感觉到，就政治家和银行家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知识的一般水平而言，任何革新都不可能实行，或者即使实行了，也不可能安全顺利。事实上，稳定汇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限制财政部长的影响力。
人们这种谨慎、犹豫不决的心理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去判断这些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能力，却有失公道。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非金属本位制，都不是冷静态度下的科学尝试。它们并不是在自愿的情况下采用的，是战争或膨胀的累积租税造成的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那时国家财政已经处于崩溃境地，对于局面的稳定已失去了控制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措施自然成了灾难的伴奏和前奏。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在正常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的后果。我就看不出关于价值标准的调节是一个特别难处理的问题，因为有许多高于社会所必需的任务，我们都成功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不能成功地完成这件事呢?
诚然，如果有神灵在监护着黄金，或者上帝已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稳定本位制，那么为了进行一些略微的改进，我是决不会把通货的管理权移交给那些可能是软弱无能或愚昧无知的银行委员会和政府的。但是这并不是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现成的本位制。经验显示，在紧急情况下，财政部长的活动是不能被约束的。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现代纸币流通和银行信用的世界中，我们无法逃避“管理”通货，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至于黄金本身的价值，是取决于中央银行政策的，纸币能否兑换黄金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上节所述的最后一句，值得再推敲推敲。它与战前我们曾学习过的、教导过的准备金原则有非常大的区别。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没有一个中央银行会如此大方，以至于保持超过它需要的黄金数量;或者如此疏忽，以至于保持低于它需要的黄金数量。黄金会不时地投入货币流通领域或输出海外。经验显示，在这些场合下黄金的需要量大体上是与中央银行的负债成适当比例的。在银行方面，必须要把准备金比率提得高一些，以防万一，并增强民众信心。信用创造主要是以此比率为依据，并随时加以调节。以英格兰银行为例，它在黄金潮流中随波逐流，听任黄金的流进流出，让它产生“自然”的结果，不让它受到关于阻止价格影响方面的任何观念的影响。在大战以前，这种制度就已经由于其中的人为因素而渐趋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比率关系”已经渐渐与事实脱离联系，而基本上成为一种常规，比这一比率高一些或低一些的其他比率也同样可以完成任务。大战打破了这个常规，因为黄金退出实际流通领域以后，消灭了处于这一常规背面的一个实际存在因素，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以后又消灭另一个因素。这时的准备金“比率”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一切意义，因此以这一比率为依据来调整银行利率的做法将是荒.唐可笑的，结果在过去的十年里产生了一种新政策。现在的银行利率，尽管在使用上存在着不完善性和带有试验性质，但却在为了企业稳定和价格的持续平衡而调节信用的扩张与收缩。至于利用它取得美元汇率的稳定——这与国内价格的稳定是不一致的——我们还存在着战前政策的遗风，实行的是一种协调政策，试图在这两个不相一致的目标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对于那些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们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实践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方针路线。如果我们恢复金本位，银行利率也势必回到战前模式，让黄金潮的涨落任意戏弄国内的价格水平，对于信用循环对价格和就业稳定的严重不利影响，也听其自然，而不设法加以调节，主张恢复金本位的人们，是不是希望我们这样做呢?或者，我们继续进行关于我们现有政策的尝试性革新，而置“银行比率”于不顾，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让黄金的堆积存量远远超过我们的实际需要，或者削减黄金存量使它远远低于必要存量水平，主张恢复金本位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
以事实而论，金本位现在已经是一种未开化习俗的残余。从英格兰银行总裁起，所有我们这些人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保持企业、价格和就业的稳定;当不得不从其中选择某一目标的时候，我们决不会为了过时的教条——其价值曾经是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5便士——而牺牲这些方面。主张古老的本位制的人没有察觉到这个制度离时代精神的要求有多么遥远。一种管理体制下的非金属本位制已经不知不觉地登台亮相了。它的存在已成为既成事实。正当许多经济学家在打瞌睡的时候，百年来的学术梦想已经脱去了峨冠丽服，穿上了破烂衣裳，悄悄地溜进了现实世界，而引它进来的就是那些离经叛道的财政部长们，他们时常受到指责，不过比起过去的循规蹈矩却还是要有力得多。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开明的主张恢复黄金使用的人们，如哈特里先生，并不赞成黄金重新成为“自然”通货，而坚决主张黄金成为一种“管理”通货。他们只允许黄金回归以后，成为一位立宪君主，其古代的专制权力一概取消，强迫它接受银行议会的建议。目前起草关于通货的热那亚决议的那些人头脑中的想法，对于哈特里先生对黄金问题的主张而言，是一个关键条件。他的打算是：“各中央发行银行之间应保持连续的合作关系”(决议第三条)，应以金汇兑本位为基础形成一种国际常规，“目的在于防止黄金购买力的过度波动”(决议第十一条)。但是他不赞成在不顾“对于黄金购买力将来出现的困难是否做好了防备”的情况下，恢复金本位。他承认，“国际合作是不容易推进的，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则目前最明智的措施似乎是集中力量于以商品为依据的英镑的稳定，而不是把英镑束缚在一种前途变幻莫测的金属身上。”
看到这样的建议，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非要把黄金拽进来呢?显然，哈特里先生的这种妥协策略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支持，而主要是出于感情和传统习俗的影响，英国人宁可除去君主的权力，也不愿意把君主本人除去。不过他没有着重说明这一点，他举了另外三个方面的原因：(1)必须用黄金作为一种流动储备，用于国际债务余额的清算;(2)这种做法可以进行一种尝试，而无须与旧制度完全隔绝;(3)必须顾及到黄金生产者的既得利益。在以下我自己的建议中，这几点原因都基本上包括于内，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准备详述了。
另一方面，有些人把恢复金本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合作这一点上，可我认为这种想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在世界黄金的现存分配格局下，恢复金本位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丧失自己对价格水平和信用循环的调整处置权，而屈从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即使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英格兰银行之间建立了最亲密、最诚恳的合作关系，但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权力方面，仍然会处于有利地位。前者可以忽视后者的存在而独立行事;但是如果后者忽视了前者，那它随着情况的变
化，很容易发生黄金存量的过剩或者不足。不仅如此，我们事前就可以判定，美国方面到那时肯定会多有猜忌(因为他们的性情就是这样的)，疑心英格兰银行为英国的利益，而干预其政策或影响美国的贴现率。此外，为了对付世界上出现的过剩黄金，我们也必须承担一大笔尽管是徒劳的费用。
在目前的环境下，使我们的行动自由屈从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将是一种鲁莽轻率的举动。在紧要关头，对如何在勇敢、独立的精神下采取行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追求的目标是摆脱来自局部利益的压力，但是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全部实现，我们还没有把握。不过它仍旧有可能屈服于激烈的低息贷款运动。对英国的行为表示疑虑，不但不能增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地位，反而会大大削弱其抵御民众喧哗的能力。还有，除了政策的软弱或错误会引起不良后果之外，即使英美两国同时采取同样的政策也不一定对双方都有利。在大西洋的两岸，信用循环的发展与企业的现状有时是会出现很大的差别的。
我以为，居于首要地位的应该是价格、信用和就业的稳定，对于过时的金本位，我已经失去了信心。尽管它在过去对经济局势的稳定有过贡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却怀疑它是否还能这样，因此我不赞成恢复战前形式的金本位。同时，对于哈特里先生关于与美国共同建立“管理”金本位的建议，我也表示怀疑;因为它保留了太多的旧制度下的弊端，而其优点却丧失了，而且它还将使我们过于依赖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和意愿。
稳健货币政策论文篇三
《 浅谈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分析及其调整建议 》
论文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论文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本文正是通过回顾我国近十年来实施财政货币政策的历程，以及对当前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从而提出实施合理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具体调整建议：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实现的，过去我们实行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不及时改变这种战略，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将目前一部分事权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担，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等，同时将一部分财权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级地方政府抓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另一方面，改变鼓励出口的政策安排，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步骤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安排，适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
还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既要规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捐赠、补贴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最终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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