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关于人生观的思修论文(2)
大一关于人生观的思修论文篇二
《当代大学生豁达人生观的培养》
【摘 要】注册入学条件下的90后大学生们，在社会、家庭等多重环境作用下，形成了他们性格中的种种矛盾因素，这种种矛盾因素会导致他们思想极端化发展，甚至自暴自弃甚至放弃生命。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试图经过对苏轼的经历和“寄寓”思想的阐述来寻求一种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豁达人生观的方法。
【关键词】矛盾性格;苏轼;寄寓;豁达人生观
90后大学生，特别是注册入学条件下的学生们，在社会、家庭等多重环境作用下，形成了他们性格中的种种矛盾因素，例如：精神上的独立与物质上的依赖，理想中的无所不能和现实中的跌跌拌拌，社会的高要求和自身的能力不足，独生子女的自私自利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要求的团队协作，想要自由高飞却又不得不受困于种种条件限制，青春期的浪漫情怀也不得不掺杂些心酸泪水，等等。
这种种矛盾因素会导致他们思想极端化发展，或者一味追求自由而置所有纪律于不顾，撞得鼻青脸肿也不想着给自己留点转圜的余地;或者消极对待生活而颓废不已，整天浑浑噩噩，沉迷于网络等虚幻的世界，看不到自己的明天;或者不全面审视自己，盯着一个缺点而妄自菲薄，感叹上天不公，怨天尤人;又或者受到打击就自暴自弃甚至放弃生命。
于是大学自杀事件层出不穷：2013年5月28日，东南大学建筑系一大三女生疑似情感问题选择轻生，从15楼跳下当场死亡，民警及120救护车赶到时发现坠楼女生已无生命迹象; 2013年4月30日，山东某高校一学生疑因抑郁症跳楼事件，再次将“自杀率”抛入公众视野;近年来高校学生自杀率居高不下，这只是最近几个例子而已。
每一起事件都是一次沉痛的经历，如花般灿烂的生命瞬间消失，怎么能不让人唏嘘不已。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徐兰这样认为，素质教育在于责任心和价值观的培养，让学生“伤得起”，是降低高校自杀率的关键。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要怎样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下面，我们不妨以苏轼的经历和思想来加以阐述。
苏轼一生的经历坎坷异常，大致可以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并且实现两次大循环。苏轼自少年起即刻苦读书，涉猎极广。仁宗嘉佑二年进士及第，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热情褒奖。神宗熙宁年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放，历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神宗元丰二年，因被诬作诗“谤讪朝廷”。遭御史弹劾，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第一轮“在朝——外任——贬居”的经历。哲宗时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然后出知杭州、颍州。哲宗绍圣初，又以“为文讥斥朝廷”的罪名远谪惠州、儋州(今海南)，这是远到不能再远的贬谪了。这是第二轮循环经历。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遇赦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从苏轼、苏辙两兄弟并中制科到归途卒于常州，历时40年，其中，在朝为官约13年，请求外任约13年，贬官谪居约14年，外放的岁月远远多于在朝为官的日子，其生活辗转漂泊，异常艰苦。用苏轼文章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来概括，即：吾生如寄耳!
一般来说，面对这样的接连打击，很多人是坚持不下去的，而苏轼越是在艰苦的时候，其各方面成就也就越大，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成绩。总体来说，文学作品的创作数量和质量以贬居时最多、最好，外任时次子之，在朝为官时较少。在朝时候，苏轼的精力多放在政论、策论、奏章等议政之事上，针砭时弊，积极发表自己的各种治理国家的看法;外任时候，多把心思花在为百姓谋福利，做好事上;贬官闲居时候，则多著书立说，争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取得自己的立足之地，特别是在黄州时期，《易传》、《论语说》、《书传》的撰写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
现在我们不禁要发问：苏轼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从他在各个时期的作品中，我们能发现，强烈的“寄寓”思想和豁达超脱的人生观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苏轼的思想并不是开始就那么豁达超脱的，在经历了政治和生活中的种种磨砺之后，他的思想也开始一步步成熟起来，我们可以用他在黄州时期的四首诗词来反映他的这种思想变化。神宗元丰二年，因被诬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他的第一次贬谪生活，这一次贬谪生活可以看出他思想变化的缩影。
在他寄居黄州定慧院时作词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里明明白白地展示着一种寒彻骨髓的孤独和恨意。残月疏桐之下，漏断忽然惊醒，原来这茫茫世界就我一个人;惊醒之后，想要找一个可以栖息的落脚点，然而每一个枝头都毫无安全感，最后只能落在冰冷的沙洲之上，而这沙洲在涨潮之时，也必将会被潮水吞噬，那么我的身体到底要“寄寓”在何处?苏轼生活上已经很悲惨，心境却也如此悲惨，那作者怎么可以对自己如此残忍，好像只有在这种痛彻心扉的精神痛苦中，才可以暂时忘却生活上带给他的打击吧。
苏轼本身具有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让他不会沉浸在自己的悲哀里，之后，苏轼又作了另一首词——《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这种“长醉不愿醒”的虚幻意识确实让他痛苦不堪，而在剥离炎凉升沉、欢怨福祸之后，生命还剩下什么呢?“倚杖听江声”，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寄寓”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苏轼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上词之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根本未去“江海寄馀生”。这则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苏轼求超脱而未能的人生遭际，虽然他极其渴望自由，但是他毕竟深深根植于自己热爱的大地，所以在思考中重新寻找回来的自我主体性让他超越梦境，“寄寓”在自然之中，心灵上升到更加开阔的层次。
而《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高调开头，起承转合，思想几度回转，壮迈豪情，结尾“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给我们揭示苏轼对生命永恒的感悟，人生不过是生命在这一个躯体中的暂时“寄寓”，因而有什么可悲的呢，我们还是把酒对月，让生命的“寄寓”成为欢乐的存在方式。
元丰五年，苏轼又作一首《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生活，一波三折，思想上的成熟让他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事件，他告诫人们人生之中的风风雨雨大可不必在意，人本来就应该是“一蓑烟雨任平生”，不是吗?当酒醒之后回头看去，那来时的路上“也无风雨也无晴”啊，不论刚刚有过什么经历，最终迎接我的还是那一缕和煦的阳光。所以，管他蝇营狗苟、风风雨雨，苏轼总以旷达的“寄寓者”这一文化性格屹立于世间。那悠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一直在历史上回响着，以后每次初到贬地，总会发现当地风土人情之“喜”，然而这总是有意无意地向我们展示着他想要挣脱苦闷的包围，这“喜”都经历着贬谪之“悲”的浸泡，只有历经人生大喜大悲反复交替的体验，才能领悟到人生的底蕴和真相，这时的旷达性格才更经得起外力的打击，从而以更高扬的姿态“寄寓”在人世间，无喜无怒，无哀无乐。
这四首词明白准确地向我们展现出了苏轼在贬谪期间思想发展的一条脉络，从中我们可以一窥苏轼思想的变化和日趋成熟。而“寄寓”也很明白地揭示出来，即：将真正的人“性”体现于人所能做的各种事业中，生命如此富有诗意地寓居于人世，带着与生俱来的超越之思，而不断地在创造活动中体现自身。苏轼贬官，一波三折，每次越贬越远，其中艰辛苦味可想而知，然而苏轼以其积极的生活态度，旷达的精神情操，高扬的“寄寓”思想灌注于生活，让我们惊叹于这一文学史上如诗般的生命：“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这里身世的飘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都被一个“归”字化解了，原来“步步踏陈迹”的痛苦，空间的局促和身世迁徙的重复循环，初期的“有恨无人省”也都被超越了，人生本如那皓皓明月，永恒存在并被所有人理解，因为那是一切人类的共同底蕴。
他视人生如生命的“寄寓”，他将“人性”神圣般托起，他将豪迈旷达视为生命的本质。我们当代大学生面临的现状要比苏轼的遭遇要好得多，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呢?我就用复旦大学中文系王水照的一句话来作结吧：“生命犹如水逝，而逝水终在海，死去犹如月落，而落月不离天。”
参考文献
[1]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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